白志林和黑驴需要还情债，每天被追上门来的姑娘逼得焦头烂额；舒丛是不用还情债的，因为他复员后还将留在财政局开车，不打算回去了；而我和三爷，不走桃花运，就只有在一旁看热闹了。
为了不让干部们往一块儿聚，政治处还修订了一套办公秩序的守则。其中规定机关人员不得无事窜办公室，不得聚众抽烟聊天儿，办公时尽量不要关门……守则下去引起很多干部不满。他们问起草守则的盛干事，多少人在一起抽烟算作“聚众”。盛干事也是一脸的无奈，他说这完全是按领导旨意定的，他也没法子。
只有三个人，显然是要打一场硬仗了。在路上想来想去，我突然想起了整天闲得慌的蒋不举，便建议绕道把他也叫上。此时岳干事已是急红了眼，一听还有劳力，忙命司机驶向训练场。结果我们如抓壮丁般，将正在刷牙的蒋不举拎上了车。坐在车上蒋不举还懵懂地直问我，“不会是让我下中队吧？”
好象是在我归队的第三天，就接到了小束的电话。说闲着没事，想来我这里玩儿几天。我满口应承了下来，可放下电话就起了愁。非亲非故的，我总不能把她安排到部队的招待所里吧。思来想去，决定求助于见多识广的舒丛。他说这好办，在宾馆里给你们订个标间不就得了。我立刻更正是给她订，没我什么事。舒丛歪嘴一笑道：“反正标间都是两张床，空着浪费。”
白志林之所以会想到以打靶来回报歌手易为我们张罗的这桌酒席，我想还是受了当时风气的影响。那时的部队，特别是基层连队，在与一些个好单位搞共建的时候，组织他们打靶便成了一道保留项目。地方人对此也是热情高涨，一到八一、十一这样具有着深刻意义的日子，他们就会争先恐后要以此方式来对自己的员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那次点名，使我记住了这个词——位置感。
这一扣不要紧，结果是逗起了黄队长的肝火。他先是手脚并用地想从交警手里夺下车钥匙，折腾了好一通，钥匙非但没拿回来，结果是领花还被揪掉了一只。这下黄队长更是勃然大怒，指着敢与他叫板的交警鼻子狠狠地说，你知道这领花是谁授上去的吗？这也是你揪的？！有种就给我等着。
直到潘国庆都做了专职打字员，他的诗作还没有一被登上报端的。看来这已不单是字体的问题了。面对始终保持为零的中稿率，我们的酸枣诗人倒也执着，仍旧笔耕不缀，投稿不止。我曾读过他的一两诗。因为我对诗歌的总体认识仅局限于李白和汪国真上，只感觉他写出来的文字因为没有人家李白的工整，也不及汪国真的通俗，所以根本就不能算做是诗。在这一点上白志林和我的看法相同，他说潘国庆的东西就是一句一句地摆着看象诗。
彭欢是那种叫人不太会有歪想法的女孩子。可能是家教严厉的缘故，不管是从穿着到举止，彭欢都是规规矩矩的。这就使得她与曹泉每周一次的接触，在我们眼里异乎寻常地平静与正常。要知道，这可是在掉进一个女人就会开锅的部队啊。
机动中队有个姓肖的二年度兵，为了能够迅掌握威风锣鼓的动作要领，起早贪黑地下苦功，直到把自己练得走火入魔，夜里睡觉做梦都在打腰鼓，结果从上铺摔了下来，脑袋肿成了一个包子。指导员将此事上报给了政治处，政治处马上将他立为典型大加宣传，年底这位爱呓症的肖战友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