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曹泉调上机关，每天晚上都会从打字室里传出悦耳的吉他声。悠然的曲调回荡在灰色的楼道中，带着一股能让人豁然安静下来的力量。我们被这种声音打动了，大家都开始攒钱买了吉他，也不管自己的手指有多粗，认认真真地跟这位曹老师学起了该如何控制那几根粗细不一的琴弦。
那次从汇演中挑选出的优秀节目，最后被串成了一台双拥晚会，春节前夕还上了当地的电视台。
对于我们这些身穿军装的人，小爪子是友善的。任何一个穿上军装的人，哪怕是第一次来到部队，小爪子都会冲着他摇尾讨巧的；而对于穿便装的人，小爪子又是张牙舞爪极不友好的。它的这种分辨敌我的方法很是讨战士的欢心，以至于在老兵复员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和它留影照相。
朱排这人倒也说到做到，我们想外出了，就去向他打声招呼。他也痛快，只嘱咐一声“注意安全啊”，就痛快放行了。而且凡是经他放出去的战士，万一被领导问及，他都会主动编个理由，搪塞过去。
秦班长就这样一天天苦等着他的通知书。平日里我们都很少跟他接触，怕被他拉住再讲出主任藏了他的通知书之类的话来。他说疯话可以无所顾忌，可我们没疯，还是有所顾忌的。后来也不知是有人提醒还是自己想到的，他每天早晨都要骑上自行车去趟消防队，回来后就蹲在营门哨兵的旁边一遍遍地跟人家讲，消防和武警地方是不好区分的，邮局的人一定是把通知书送到消防队去了。
那几日山西商人急红了眼，一天七八次地穿梭于机关和中队之间。他不停地给管理员和司务长递烟点火，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作法并不起作用。他们都明确无误地告诉他，复员费可不敢乱扣，不然会出事的。这时这位鲁老板才回过味儿来，他的这种求助行为竟成了对复员军人的胡乱克扣。
至此洗澡成了郭边常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白志林立下的规矩，郭边常怕是宁愿长虱子也不再进那个池子了。
并没有人主动提醒参谋长应该将防线上移，结果他老人家防来防去，终了还是出事了。
梁少爱臭美，喜欢外出前洗脸梳头，然后对着镜子将好几种油同时往脸上抹。起先他把五颜六色的油放在了宿舍，把宿舍染得香风阵阵。后来现有人偷用他的油，就拿到了他爸的办公室里。他的这一举动不想又惹得抹不上油的白志林背后骂起娘来，说最看不惯梁少抹油了。抹就抹吧，还不住气地拍脸，啪啪地只听声音就让人浑身过电。
我们把目光锁定在了二楼的通讯库房。白志林说库房里不光有一张木床，还有一张桌子。
小萍说他父亲早晚得死在酒上。她不愿意回那个散着酒气的家。在听这些话的时候我是坐在女生宿舍的床上。我努力地嗅了嗅屋里的气味。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味道，可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令我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就象我进屋的第一眼看到晾在小萍床头的粉色内裤，虽然被小萍急忙收了起来，可当我的手无意间触到床头时，一股潮湿的感觉从手心升起，搞得我在听她凄楚的讲诉时，有点心猿意马。
在三爷的关照下，庞犯再不用将烟恭恭敬敬地递给号头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机关兵中流行喝一种泡了蚂蚁、蜻蜓的二锅头。据蒋不举讲，这是《本草纲目》里的秘方，壮阳。虽然我们没有遇到蒋不举那样的麻烦，可一听到“壮阳”两字，还是都上街买了二锅头，然后跑到小花园里，先是蹲在地上抓蚂蚁，然后又抡着军帽抽打飞舞在空中的红蜻蜓。
支队接到上级指示自是不敢怠慢，主任亲自出马，领上组织干事和干部干事还有我，在夜色的掩护下，对保密工作没有做好的吕参谋的出租房进行了突然袭击。整个捉奸过程进行的非常顺利，先是我上前敲门，吕参谋的小情人打开一个门缝，组织干事一把将破旧的木门完全推开，主任在干部干事的陪同下，背着手，沉稳威严地走进房间。吕参谋光着膀子坐在床上抽着烟，见我们进来做出了两个举动：一是拿起床头柜上的石林烟，给主任和两位干事各一根；二是指了指我身后的椅子命令道：“把背心给我拿过来。”吕参谋的这两个举动都令我无比厌烦，他都混到如此地部了，竟还给我摆架子。后来我把出租房的位置透露给了吕参谋的老婆，听人说河东狮将那个倒霉的小女子堵在了屋子里，结果反让小女子的哥哥打出了两个熊猫眼。白志林知道消息是从我嘴里走露的，吓唬我说吕参谋的老婆闹着又不活了，参谋长要追查是谁告诉她出租房位置的。
老兵离队两个月后，我在街头又遇到了身穿保安制服的徐班长。他说与其在家里干等着分配，还不如跑出来自谋职业。交谈的时候他还问了我一句，听说今年你们要换装了。感觉的出，他还没能从那段军绿色的生活中走出来。
黑驴还说，只要一吹哨子集合，人家都是扎起武装带往操场上跑，而他却哆哆嗦嗦地扎了武装带往锅炉房里钻。他可能只有在锅炉房里才能感觉安全吧。
周日中午，三爷向舒丛借了军靴，精神抖擞地出了营区。我们躲在三楼一直目送他远去。看他那副兴冲冲的样子，我有点不安地问白志林，咱们是不是把玩笑开大了？白志林瞪了我一眼：“你啥意思？这可全都是你想出来的啊？！”
说“死磨硬缠”是带有一种偏见的。这种偏见完全出于我们对白志林来势凶猛的桃花运的妒忌。据白志林讲述，唐姑娘是主动和他打招呼的。第二天递给了他一瓶矿泉水。第四天约他晚上去逛夜市……当老师从dos刚讲到In32的时候，二人已经是如胶似漆了。
左子右的报告是讲他如何响应上面的号召，充分结合现代信息化的特点，刻苦钻研科学技术云云。不管里面所述的事情如何被提高了，毕竟人家比武得奖是铁定的事实，我们也就不好丁是丁，卯是卯了。可舒丛的报告听下来，简直叫我小肠胀气。
黑驴好象给胡队长罗列出不下七种罪状。其中记录了一件事情令我记忆犹新：说一日河边飞来一群野鸭，胡队长来了兴致，叫文书取出枪来，对着野鸭一通射击。其中一只中弹，浮在了水上。胡队长命战士找来一只旧轮胎，下水打捞。自己提枪继续追赶。又是一通乱射，其中有一颗子弹飞入桥西铁路工区的宿舍，将玻璃击碎后弹头深深嵌入墙壁。当时宿舍里有个姓吴的工长在睡觉。按黑驴的描述：吴工长被吓得光脚跑到屋外，对着提枪的胡队长大叫，要死人的！要死人的！
黑驴白天躲在卫生队与安军医下象棋，晚上则换上便装跑来找我们借自行车，整日神龙见不见尾地好是悠闲自在。这一住竟是半个多月。期间听说安军医也曾叫他腾床，黑驴就晚上买了些娃哈哈之类的食品，专程看望了一下安军医的宝贝儿子，安军医自然是盛情难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按常理舒丛上机关本不应该这么快的。因为就算他再会钻营，可汽车却是有限的，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可这小子的命却好的叫人妒嫉，就在他汽训回来不到半个月，参谋长的司机杜班长就出事了。
加入文联后，潘国庆很快认识了一位姓雷的文联秘书，并尊称他为雷老师。一日雷老师给他打来电话，说自己搞到了一个出版社的图书刊号，如果潘国庆想出书的话可以从他手里把刊号买走，并当时给出了一个内部价——二千五。
能出自己的诗集，而且还是正规出版社的统一刊号，这让潘国庆心动不已。他当场就和雷老师把事情敲定了下来，约定最晚两周后付款。
潘国庆紧接着给家里挂了长途，在电话里骗他妈说自己想提干，需要活动一下部队的领导。望子成龙的母亲也是当场就和潘国庆把事情敲定了下来，保证明天就寄出三千块钱。
潘国庆很快就收到了家里的电汇款。他急不可耐地取了出来，都没在身上捂热了，就风风火火地去了雷老师家。
要付钱了，潘国庆才现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光买刊号书还是不能上线印的，还需要作者包销一定量的起印数。这下可把潘国庆给难住了，他一个小当兵的，这么多的书卖给谁呀。雷老师看着要到手的鸭子又要飞了也是着急，承诺帮着潘国庆销掉一部分。潘国庆数了一下同年兵的人数，还是不行，战友就是再帮忙，也不能每人头上摊三本吧。最后雷老师鼓动他不防找部队领导试试，你们部队不是都有图书室嘛。潘国庆说这可不行，部队不象地方单位，一个小兵哪敢找长帮忙。雷老师说那可就没法子了，这个刊号惦记的人可多着呢。潘国庆央求雷老师：再给我留两天，容我想想办法。
潘国庆回到机关，左思右想舍不得放弃这样一次出书的机会，最后他干脆狠下心来，勇往直前状地站在了后勤处长办公室的门前，怯声声地喊了一句：“报告。”
李处长的小姨子，嫁给了潘国庆的一个表舅。因此这位后勤处长便成了潘国庆在部队的背景。潘国庆也明白这层关系绕了点儿弯，平时尽可能地不去拜这个庙门，这回找了过来，看来也是真的逼急了。
潘国庆从处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被正在打扫过道的三爷看到了。三爷问了一句你找处长干啥。潘国庆笑容满面地走近，二话不说抱着三爷的头就亲了一下。
潘国庆的诗集终于出版了。书名叫《父亲的北方》。封底还有他的一张个人简介，简介中将曾收录过他诗歌的书名以中国——亚太—全球的顺序罗列了一遍。文字旁边还配了一张穿军装的二寸免冠照，照片上的潘国庆头黢黑亮。
同年兵每人都买了一本潘国庆的书，算是给战友帮忙了。书不厚定价还挺高，要十八块五。机关兵的书潘国庆都在扉页上提了赠言。给我的赠言是一小诗，我记住了末了的一句话：未从戎，枉少年。
白志林把书转手送给了他的女朋友，并向人家吹捧了一通潘大诗人的著名程度。我们这帮机关兵中，只有三爷把潘国庆的诗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他本来是不相信这颗酸枣真的能做诗人的。就这样一个人不作声地躺在床上读了好半天，突然一拍大腿，冲我叫道：“找着了，可让我找着了。”我凑近一看，原来三爷从诗集的字里行间找出了一个错别字。三爷指着那个错别字畅快地说道：“我就说他这玩意儿不正常嘛。正规的出版物，哪能有错别字？！”
不光我们同年兵人手一本《父亲的北方》，各中队图书室的书架上也摆了十几本的《父亲的北方》。与此同时，还有一本叫《军旅书豪情》的书法册子也出现在了各中队的图书室里。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的李处长。
后来从潘国庆那里得知，李处长之所以会帮他这个忙，并不完全看在那绕了大弯儿的关系上，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李处长正好也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他一听潘国庆要出书，自己也马上来了兴致，提出要潘国庆同时也给他买一个书号来。于是潘国庆又从雷老师那里以内部价买出了一个书号，加了五百块钱，卖给了李处长。
继潘国庆、李处长之后，政委、常支队、主任和参谋长也6续出版了他们的专著。这些书号都是潘国庆从雷老师那里批出来，加价后再转手卖给他们的。这些书都成捆地躺在了各中队的图书室里。有的还在年终考核前被我们以大扫除为名卖了废品。无聊的时候我也信手翻看过这些长们的专著。政委的书名叫《带兵艺术》，其中至少有四个章节是从别的书上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的；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就要属参谋长的了。书名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好象是什么卫士。里面不光收录了一些他的军事论文，还有几篇读书心得。一看就知道这是参加团职干部读书班时写下的。好玩儿的是为了凑页数，书的尾部竟还有两篇工作总结。三爷看了更是哈哈大笑，说：“我就感觉这种事不正常嘛。白志林，快看看里面会不会还有你交上去的检查。”
一心想做诗人的潘国庆，不经意间在部队竟带起了一股出书热。这股热潮不仅使他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还令他从中现了无限的商机。他不光是通过出书靠拢了领导，还趁机还清了所有的外债，并且略有盈余。这从他脚上新换的二百多块的皮鞋就能看的出来。
如果没有安军医出来捣乱，潘国庆可能还会赚的更多。
据潘国庆讲，一天下午安军医突然来到了打字室。先是没话找话地夸赞了一番他的诗作，然后又掏出一盒感冒药来，硬是说潘国庆说话鼻音太重，一定是感冒了。最后安军医才闪烁其辞地交了实底：原来是他也想出一本书，好以后评职称的时候用上。这送上门来的买卖潘国庆自然是不会推辞的，老规矩，一个书号三千块钱。
安军医走后潘国庆就给雷老师打了电话。本来万事具备，就等着安军医掏钱了，可这时却节外生枝，彻底断了潘国庆的财路。
问题就出在安军医身上。他得到潘国庆的明确答复后，又直接去了处长的办公室。他向处长提出这三千块钱的书号费单位应该给他报销，因为这也属于鼓励干部科技练兵的一部分。处长说这不可能，单位没法给你出这笔钱。安军医接处长话茬儿随口便说，怎么没法出，你们领导出书不都是单位掏的嘛。处长一听就急了，说安志远同志，你说话要负责任，你说这几个出书的领导里，谁花的是单位的钱。安军医放下一句“别以为我不知道”的话，甩门而去。
后来从机要传出消息，有人给总队写了匿名信，反映支队领导用部队的钱为自己出书立传。为此常支队长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对着台下大声谴责告黑状的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臭狗屎。他还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这届领导是有史以来最勤政廉洁的了，绝不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
据三爷讲，在军人大会之前，领导们在后勤处的小会议室里就先开了一个碰头会。会上常支队明确地说，为了避嫌，以后在坐的各位就不要出书了。三爷说这里面只有梁副支队长表现得不是太痛快。也是，包括部门领导在内，没有出书的也就剩下梁副支队长了。为此潘国庆私下里不止一次地埋怨过梁副支队长，说他修修改改地总是定不了稿，拖得这下子出不了了。
“他真还以为有人会看呀。”这是潘国庆的原话。
大家不用动脑筋都能猜得出匿名信出自谁的手。安军医倒也不回避什么，整天还是悠然自得地到处找人下棋。起初我们都不理解这位军医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后来才知道，原来安军医是要调走了。他写匿名信的时候，调令已经被牢牢地握在手里了。他本盘算着临走能让原单位替他把书号钱出了，可没想到却在处长那里碰了一鼻子灰。
自从潘国庆出了那本名为《父亲的北方》的诗集后，他就停止了诗歌创作。我问过他怎么不见你往出掏本子了。他平静地回答我，说现在已经不是诗歌的年代了，这个时候再写诗，就是对诗歌的亵渎。
复员后潘国庆分配进了环保局。上班不到半年，他就给顶头上司张落着出了一本随笔集。为此他还到单位找过我，不由分说地给我放下两大包书，说卖不了你就过年用它卷炮听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