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伊丽莎白是五十年代一个海滨小镇上警察的妻子——她有什么选择呢？她死了以后，我的母亲辞去了给牙医作接待员的工作，承担起了照顾外公的全部责任，为他准备他最爱吃的小牛肉和猪肉团子当他值夜班的时候，母亲就在清晨三点钟起床在灶头上为他把它们热好。在后来的十年里，这一度成了我的活儿包括在肉店里排长队。我们一周要在电话里交谈好几次，我至少一个月内要驱车去看他一次。早晨第一个闯进意识里的通常是外公，有时我会惊恐万分地以为他昨晚上死了，尽管我知道他单独在外，壮得像头牛。当我有疑问的时候，他的声音告诉我该做些什么，当我把事情搞糟了的时候，他的声音就惩罚我。我也许算是一名炙手可热的联邦特工，带着一支枪，一副手铐它们很轻，可以随便扔到哪只背包的袋底里，但是在我内心却一直遵循的是外祖父的原则。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标准，我母亲的标准，我一直相信，我为美国国旗所做的一切和外公那时候执行权力一样的清白无私。
现在，我却不得不对它进行彻底的反省，我的手上拿着这张纸，从一个小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写着一个白人妇女的名字，据说她解雇了我那拉丁美洲的堂妹。这个名字是：克莱诺·依贝哈特；地址：第二十大街。离外公的老房子只有八个街区，在蒙塔娜之北，我在那儿度过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五年，就住在这座圣莫尼卡市——从前是一座海滨小镇，低矮恶臭的平房，迎面就是太平洋的盛景；而现在，却成了洛杉矶西部边缘上一块不断扩建增容的卫星城。
唐纳多没有回答。我便不再问，他在“西密”河谷有套房子，是向姻亲借款买来的。天气好的话，到韦斯特伍德只要一个小时；今天晚上他还得掉头回来，再走一遍我们现在走的路，所以他到家已经将是八点或九点钟，他还要花上一个小时和他长子一起做家庭作业。儿子缺乏学习能力，这一直是一个苦恼源。
空气不流通，充斥着地毯洗液和具有腐蚀性的蚁酸的气味。我想是因为覆盖在墙板和煤渣砖上的乳胶墙纸大难以透气了。我把厚重的玻璃门拉开。迈步到阳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人造船坞的壮观景象。六千艘船井然有序地停靠在船坞里，白色的桅杆就像浮动的森林，我只能在这里饱饱眼福，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踏上过它们中的哪一只，我眼里似乎装满了那些帆桅、蓝色的航海包，以及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壮丽动人的白色船体。总有一天我会去学航行的。
“噢，说什么！简娜·玛森？整个美国女孩的偶像？你应该承认她太高雅了。”
“对不起。我不会说西班牙语。”
他看见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试图推想他可能是因为劫案派到这里来的暗探。我面无表情地呆着，没有笑容，我们的目光对视了一阵，直到他先避开。他摇了摇头，又回到他的车上。
“嗨，我可没有一个妻子替我上商店。”
“谁在说妻子了？我自己到蓝奇商场，放进每一个酥饼，每一片水果都是亲手挑选。”
“那是因为你是一个有强迫症的疯子。”
“那么芭芭娜呢？那么罗莎琳呢？”凯乐不依不饶，“她们有妻子吗？但是她们是不是把她最佳的努力成果带给了她们的同事？”
“他有妻子。”我戏剧性地把战火燃向了唐纳多，他正把目光从一个揭开盖子的蓝色大塑料碗上移过来。碗里装满了莴苣，切成薄片的胡萝卜与小萝卜在莴苣四周围成一圈，上面撒着红色洋葱头旋成的小环还有绿色的胡椒粉，简直就是一个蔬菜万花筒。
“承认吧，唐纳多。是你妻子做的这份色拉。”
“证据确凿。我从来就不知道哪个男子会用厨具。”芭芭娜用她特有的干巴巴的方式评论说，“饮食总是超越他们。”
唐纳多旋开一个乳酪瓶的盖子，将里面的一堆新鲜蓝色乳酪全部倒进碗里：“罪如所诉。铐上我，拷打我。”
“真是诱人。”我低声说，越过他把手伸向中国小笼包子，凭经验，我知道那才是所有食物中最好的一样。
起初他看起来没什么反应。他的眼睛正盯着他用来拌色拉的那个黑色塑料钳子；钳子是从“西密”河谷家中厨房里的杂用抽屉里拿来的，那儿有与第一流的主妇匹配的第一等锅碗，连金属罐上也用字母标明：糖、调味品，排列整齐，一切都井然有序。
最后，在对它沉思半天之后，唐纳多诱使我摊牌：“如果你掉进这堆事情里，我知道，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女人。”
“可是我敢打赌，你在家里不过是个常客罢了。”
唐纳多仍然是面无表情：“我们已经做了三年的拍档，但是你又真正了解我多少，安娜？”
我大笑：“我从许多事情上都能了解你，唐纳多，但是也许女人不在其列。”
“什么事这么有趣？”芭芭娜想知道。
“唐纳多被黑皮腰带捆住了。”
唐纳多滑稽地咧开大嘴，胡子下面藏着个微笑的暗示。
“我能看见你，”他说，“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
芭芭娜有意地一个倒肘敲压我的肋部，然后又冲着他喊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的眼睛盯了我好一阵——安妮·奥克雷戴着黑色花边？——然后转向别处，我发现我自己像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人一样不自觉中脸红到了脖梗。
在“牛栅”中，电话一直在响。
“我来接。”罗莎琳下意识地放下了她的盘子。
“不——是我的。”穿过屋子，我能看见在我办公桌上指示灯正在闪烁。
这时我听到古特瑞丝夫人足以引起人的声音蒸发过来，我的胃里突然间一阵痉挛。
“每个人都病了，”她正告诉我，“所有的孩子都在流鼻涕，克里斯多巴在发烧。”
“他需要看大夫吗？”
“我想不用。我觉得他过一天就会好起来的，我刚给他喝了点硝化甘油。”
我一直注意看着在玻璃隔墙后面午餐室里的那群人。唐纳多也跟其他人一起在听丢勒·卡特尔滔滔不绝的演讲。尽管肩有些萎缩，可丢勒在那些人中还是最高。他讲着什么使每个人都发笑。
“你从克莱诺夫人那儿拿到钱了吗？我一直等着你的消息。”
“不，我没拿到。我跟她讲过，但是……总之我没有拿到。”
“没有钱叫我怎么照顾这些孩子？”
“我不知道，古特瑞丝夫人。”
当我站在那儿的时候，亨利·卡拉维蒂，得了肌肉营养不良症的收发室职员，摇着他的电动轮椅过来，把一捆信放到了我的文件格里。我向他翘了翘拇指表示感谢。他苍白的嘴唇泛起一个
颤巍巍的笑容，他把一只僵硬的手从控制器上移开，用力向上一举，以回答我的手势，然后就滑开了。
“这些孩子是你的家人。”古特瑞丝夫人带着愤怒唾弃道，“可是你却无动于衷，小姐，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她挂了电话，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从内到外都感到遭到一种打击。突然间那一切又都归于愤怒，我在办公桌抽屉、手提包、夹克的口袋里一阵乱翻，最后发现那张“达那矫形诊所”的桃红和灰白的名片被弄得皱皱巴巴的，正和几颗咽喉糖一起躺在我的蓝色帆布公文包的兜底。我又一次抑制住了冲动，没有亮出我作为fbi特工的身份以便阻吓那些标准的接待员的废话，但是我动用了那些词语“非常紧急”、“法律事务”等等，最终得以接通了依贝哈特大夫的电话。
“很对不起——请再说一遍你是谁？”
我告诉他我是他们原先的女佣，维奥莱塔的堂姐。这虽然听起来有些古怪但我得坚持用它。
“我们都知道，当她被你们解雇时，你还欠她一些佣金。”
医生冷淡地说：“我全都付过了。”
“她告诉一位朋友你还欠她大约四百美元。”
“简直是胡扯。我怎么会偷窃一个女佣的钱。”
“我们直话直说”。我有种犯罪感，很矛盾，但是他是个医生，住在价值一百五十万美元的房子里，还有水晶吊灯。“她的孩子们现在没人照顾，明白吗？也许我的建议不符合普通的原则，但是我希望作为她的最后一名雇主，能为孩子们的福利做一点贡献，行吗？”
“听着，格蕾夫人”，他说，对“夫人”二字他特别强调，“我解雇了维奥莱塔。你想知道是为什么吗？她本来是来照看我的孩子们的，为此，她得到极好的报酬，可是她并没有很好履行她的职责，相反却跑到屋里同别的佣人聊天，由于她的疏忽，我四岁的女儿掉进了水池里，差点儿淹死。”
我被压制住了：“我不知道这件事。”
“是的，你不知道，但是你却到过这里来对我进行无礼的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