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似乎可以提出以下的几点实际建议：关于旧税，骤然改变纳税人似乎是要不得的。但是新税，在可能便利的条件下，应该向它的最后负担者加以征收；除非像表甲下的所得税那样，向租户征这种税时，说明它将从他的租金中加以扣除。
而如果经济史家的目的是在于现世界经济秩序的动力，是在于取法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就应当利用有助于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各种方法；他就应当找出各种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使之占有适当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动变的远因。
第十四节此后，工业劳动得到成批的雇用。新的组织带来了一些巨大的灾难，不过其中有些是由于别的原因，这种新制度使英国免于法国军队的蹂躏。
尽管如此，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涨得比任何其他劳动的工资，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资还要快些。如果完全非熟练劳动的工作没有被自动机器和其他机器代替得甚至比熟练劳动的工作还要快，那末，这种工资平均化运动也许会进行得更快些。因此，现在完全不需要技术的工作比以前要少些。的确，有几种历来属于熟练技工的工作现在所需要的技巧不及以前那样高，而相反地，所谓“非熟练”工人现在往往所须操纵的工具是这样的精巧昂贵，以致不便为一世纪以前的英国普通工人或现在某些落后国家的人民所应用。
虽然工业环境的展，大体上有提高土地价值的趋势，但是，它也往往降低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价值，如果它们的价值可以和它们所在地的价值分开的话。繁荣的骤然到来，的确能使任何一业中的现有资本品暂时得到极高的收入。但是，可以无限增加的东西，是不能长期保持稀有价值的；如果它们是些相当耐久的资本品，例如轮船、高炉和纺织机，则它们很可能由于技术的迅进步而大大贬值。
隐名合伙人有时是国君，有时是享有为国君征收田赋的权利的私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不知不觉地变成多少有些确定、绝对的地主权利。如果他仍有向国君纳贡的义务，如一般的情况那样，则合伙就包括三个合伙人，其中二个合伙人是隐名合伙人。
第三节续前。
但在下层社会中这种祸害却为害很大。因为父母的境遇不佳，所受的教育有限，和预计将来的能力的薄弱，都使他们不能把资本投在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子女上，像用同样的自由和勇气运用资本来改良一个管理得法的工厂中的机器一样。工人阶级的子女很多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他们的住宅条件既不能促进身体的健康，也不能促进道德的健全。
各种东西，不论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用于当前消费的商品，它的生产势必扩展到供给与需求均衡的限界或边际。商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各生产要素和它们的价格，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制约着，如果有某种外因使其中某因素生变动，则干扰的结果将涉及其余的因素。
第六节垄断者为了他的企业的未来展，或出于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关心，可以降低他的价格。
第二节通过个人或集体的有意行动而创造的位置价值的一些例外场合。
但是就正常价值而论，这种建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正常生产成本和正常再生产成本是同义异语；一种东西的价值有等于它的正常再生产成本货币，而不是它的正常生产成本的趋势，这种说法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再生产成本一词不如生产成本一词简单，但指的却是一回事。
第五章正常需求和供给的均衡续，关于长期与短期
先我们必须对市场加以简略的叙述：因为它是使本篇和下篇中的概念更加精确所必要的。但是市场的组织不论在原因或结果上都是和货币、信用与对外贸易密切地联系着的。
即在近代英国，我们有时也看到乡村中的技术工人，还是墨守原始的方法，制造东西卖给邻人，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他自己管理他的营业和担当一切风险。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少了。博学的职业了墨守旧式经营方法的最显着的例子；因为，一个医生或律师通常自己管理他的营业、进行一切工作。这种办法不是没有缺点的：有些具有头等本领的自由职业者，因为没有招徕生意所需的特殊才能，而使得许多宝贵的活动变为无用，或者只获得很小的效果；如果他们的工作能由某种中间人为他们安排的话，则他们会得到较好的报酬，过较为幸福的生活，而且对于世界也会作出较大的贡献。但是，大体上，现在那样的情况恐怕是最好的了：需要最高级和最精细的才能的那些服务，只有在对个人具有完全信心的情况下，才能产生它们的全部价值，在这种服务的供给上，人们的心理对于中间人的参与，是不信任的，而在这种心理之中，是有正当理由的。
尤其是企业经营上的分工——的机会之倾向，已抵消上述的影响而有余。
财富的最早的形态，恐怕是渔猎的工具和个人装饰品；而在气候寒冷的国家中，则为衣着和茅屋。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开始养驯动物；但是，最初动物之为人所爱护，恐怕主要是为了动物本身的缘故，因为它们形状美丽，养驯它们是愉快的事；像个人装饰品一样，动物之为人所要获得，并不是为了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是因为占有它们可得到直接的满足。逐渐地，成群的养驯的动物增多了；而在畜牧时代中，动物既成为它们的所有者得到愉快和引以为豪的东西，又成为社会地位的表面象征，以及作为准备应付将来的需要而积累的财富之最重要的储备。
人口增长的研究，往往被说成好像是近代的研究。但是，具有多少是模糊形式的人口研究，早已受到世界上一切时代的有思想的人的注意了。在东方和西方世界中，由立法者、道德家和那些无名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具有远见的智慧已对国民的习惯生影响——所制订的法规、风俗和礼仪，对于其中的大部分，我们能溯源于人口研究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未被承认，有时甚至未被清楚地认识到。在强盛的民族中，和在重大的军事冲突时期，他们力求增加能负荷武器的男子之供给；而在进步的高级阶段，他们谆谆教导对人类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要有很大的尊重；但在进步的低级阶段，他们又鼓励，甚至强迫对老弱的人有时对一部分的女孩，加以残忍的tusha。
劳动的负商品之生也许由于身体或精神的疲劳，或是由于在有碍健康的环境中继续劳动，或是由于与不受欢迎的同事一同工作，或是由于占用了娱乐、社会或智力活动所需的时间。但是，不论这种负商品的形态如何，它的强度差不多总是随着劳动的紧张和持续而增大的。
使一个人购买一物，对穷人比对富人要有较大的效用。我们已经知道，一年有一百镑收入的职员比一年有三百镑收入的职员，即使在雨下得更大的时候仍是走去办公。1但是，虽然在穷人心目中，两便士所衡量的效用或利益，比在富人心目中，同样以两便士所衡量的效用或利益为大；不过，如果富人一年中乘车一百次，而穷人一年中乘车二十次，则刚好使富人乘第一百次车的效用，对富人衡量起来是两便士，而刚好使穷人乘第二十次车的效用，对穷人衡量起来也是两便士。对他们之中每一个人，边际效用衡量起来都是两便士；但这边际效用对穷人却比对富人为大。
为了某些目的，我们对于财富诚然可以采取一种较为广泛的看法；不过，我们必须求助于特殊的解释语句，以免生混淆。例如，木工的技能是使他能满足别人的物质欲望，因而能间接地满足他自己的欲望的一种直接手段，正如他工具篮中的工具一样；如有一个名词可以包括这种技能在内作为较为广义的财富的一部分，也许是便利的。依照亚当·斯密所说的、以及大多数欧陆经济学家所遵循的方针2，我们可以说，个人的财富包括一切直接有助于使人们获得产业效率的精力、才能和习惯在内；我们前已算作狭义的财富的一部分的各种营业联系和联合，也可列入个人的财富一类。产业的才能被看作是经济的另一理由，因为这种才能的价值通常能够加以某种间接的衡量。
我们暂作结论如下：经济学家研究个人的活动，但是，他是从个人活动与社会生活而不是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来研究这些活动的；因此他不大注意个人性情和性格上的特点。经济学家仔细观察整个一类人的行为，有时是全国的人的行为，有时只是住在某一区域的人的行为，更多的则是在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人的行为：靠了统计学的帮助，或用其他方法，经济学家就可知道他所观察的某一集团的成员正好愿意平均付出多少钱，作为他们所要的某一物品的价格，或者必须付给这一集团的成员多少钱，才能使他们作一种他们所不愿做的努力或牺牲。这样得到的关于动机的衡量，诚然不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若是十分正确的话，经济学早就与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并列；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与最不先进的并列了。
189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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