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影响生产要素供给的诸原因和影响需求的诸原因对分配都起着同等影响。

如果垄断者所生产的销售量是如此之大,以致它的供给价格如上面所说的等于它的需求价格,则他会失掉他所有的垄断收入。最大垄断收入的产量总是大大小于这一数量。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仿佛垄断产量总是小于竞争产量,它对消费者的价格总是大于竞争价格。但事实却不然。

前三章考察了生产成本和来自土地“原始力”与其他自然恩赐品的占有的收入的关系,也考察了生产成本和直接来自私人投资的收入的关系。介于二者之间有一个第三类,其中包括那些收入,或者不如说收入的那些部分,这些收入是社会一般进步的间接结果,而不是私人为获利所投资本和劳动的直接结果。现在我们应该研究这一类,特别是关于城市地基的价值。

各业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不稳定的祸害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总有些关系;在某些场合,引诱一定支出所需要的平均价格如系悬殊很大和不稳定的结果的平均数,要略高于那种和该平均数相差极小的该冒险者自信获得的收益。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不稳定如果它是非常大的的报酬加在平均价格上;即使我们加上风险保险费,我们也应该把它的较大部分计算两次。

下章将继续讨论第三章和本章的论点。要更加详细指出的是,对供给,从而对价格最有影响的那些成本在承制一部机车的场合下如何局限于狭隘而武断的范围;但在不断供应一个相当稳定的普通市场的场合下,它们的范围要大得多,而且和工业经济的一般特点也更加一致:生产成本对于价值的影响除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成本是就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就某特定机车或某特定组的货物加以计算的。至于那些由生产工具的投资利息或利润构成的主要成本与补充成本的性质因所述市场期间的长短不同而有所不同,将在第八至第十章中加以类似的研究。

一个企业成长、壮大,以后也许停滞、衰朽。在其转折点,存在着生命力与衰朽力之间的平衡或者均衡。第四篇的后几章讨论过的主要是使人口增减或工商业方法兴衰的那类力量的均衡。随着我们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我们越来越有必要认为经济力量相似于那样一些力量,这些力量使青年人成长到壮年,此后,他逐渐僵硬,不爱活动,直到最后让位于其他生气勃勃的人。但是为了给这种高深的研究作好准备,先我们就需要观察一下比较简单的力量均衡,这种均衡是和一条弹线所系的一块石子或一个盆中彼此相依的许多小球所保持的机械均衡大体上一致的。

第一节原始的手工业者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现在,博学的职业通常也是如此。

但是,当动作因此已成为例行的工作时,它就几乎已达到能由机械来代替的阶段了。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就是使机械能把材料牢牢地固定在适当的位置,恰使机械工具能顺利地对它操作,而在紧握这材料上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但是,如果对这种机械花费一些劳动和费用是值得的话,则这种困难一般是能设法解决的;然后全部工作就往往能由一个工人来管理了,他坐在机器前面,用左手从一堆材料中取出一块木材或金属,将它放在机器上的凹进的地方,同时用右手拉下开关或以其他方法开动机械工具,最后,用左手把恰好按照一定式样切好或凿好、钻好或刨好的材料投放到另一堆材料中去。特别是在这些工业中,我们看到近代工会的报告中有很多这样的怨言:过去需要训练有素的技师的技能和判断才能做的工作,已经因为机械的改良和再分工的精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变为单纯的例行工作了,因此,不熟练的劳动者,甚至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被用来做这种工作。

经济学原理--第七章财富的增长

第四章人口的增长

人类在数目上,在健康和强壮上,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在性格丰富上的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但对这个目的,经济学所能研究的不外是贡献一些重要的因素而已。所以,从经济学的广泛方面来看,这种展的研究如果属于经济学着作的一部分,应当放在最后:不过即使放在最后也是不适当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考虑人类在生产上的直接作用,和决定人类——作为生产者——的效率之各种条件。因此,大体上把关于人类在数目和性格上展的一些说明,包括在关于生产的一般研究之内作为它的一部分,恐怕是最便利的办法,而且确是最符合英国经济学传统的办法。

一个人所有的一物的数量越大,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就是货币购买力和在他支配下的货币数量不变,则他对此物稍多一点所愿付的价格就越小:换句话说,他对此物的边际需求价格是递减的。

他的奴隶所有权、劳役所有权,等等。

以往的英国经济学家也许过于注重个人活动的动机。但事实上,像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经济学家研究个人,主要是将他当作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正像一所教堂不光是等于建成它的那些石头、一个人不光是等于一系列的思想和感情一样,社会的生活也不光是它的各个成员的生活的总和。全部的活动诚然是由它的构成部分所组成的;在研究大多数的经济问题时,最好的出点诚然是在于影响个人的那些动机,个人并非被当作是一个孤立的分子,而是被当作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的一员;但是,正如德国学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经济学对于有关财产共同所有,与共同追求重要目的的动机,加以重大的和日见增长的注意,也是确实的。当代日益增长的热诚、大多数人的日益增长的智慧以及电报、印刷物和其他交通工具的日益增长的威力,不断地扩大为公众利益的共同活动的范围;这些变化以及合作运动的推广和其他各种自愿组织的团体,正在金钱利益影响以外的各种动机的影响之下展起来:它们常为经济学家不断地开辟衡量种种动机的新机会,而这些动机的作用似乎不能被归纳为任何规律的。

关于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所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班塞的着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生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联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

这就使我们注意到上述原理的另一个方面,即在估计有效率的工人的生产成本时,我们必须以家庭为单位。总之,我们不能把有效率的人的生产成本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来看;

它必须被看成有效率的人和那些妇女的生产成本这一较大问题的一部分,这些妇女善于使她们的家庭生活过得愉快,善于把她们的子女培养成身心健全、诚恳纯洁和文雅而勇敢的人。

第四节续前。

随着青年的长大成人,他的父母和教师的影响逐渐减少;

从此以后直到他死为止,他的性格主要是由他工作的性质和他的同事、游伴与同教人的影响形成的。

关于成年人的技术训练,和旧时学徒制的衰落及其代替的困难,我们曾说了许多。这里我们又遇到这样一个困难,即不论谁用自己的资本来提高工人的本领,而这种本领终归是工人自己的财产;因此,对于帮助工人的那些人来说,美德,大半就是他们的报酬。

的确,报酬优厚的劳动,对那些旨在领先并企图用最先进的生产方法生产优质产品的雇主来说,实际上是廉价的劳动。他们之所以给予他们的工人以高工资和对工人加以细心的训练,一则由于这样做对他们有利,二则由于使他们宜于领导生产技术的那种性格也可能使他们对为他们工作的人们的福利生莫大的兴趣。虽然这类雇主的人数在日益增加着,但他们毕竟是相对的少数。即使投资给他们的利益和改善机器的利益相同,他们往往也不能使投在训练工人上面的资本,像他们应当投的那样多。而且他们一想到和农场主处于相同的地位时,就放弃投资的打算,该农场主在佃权朝不保夕和改良的报酬毫无保证的条件下投下自己的资本来提高地主土地的价值。

此外,在付给工人高工资和关心工人的福利与文化方面,这个慷慨的雇主所的各种利益也不会在他那一代消失。

因为工人的子女分享这些利益,长大以后,身体和性格必因此而更加健壮和坚强。他所支付的劳动价格,势必成为增加下一代高级工业能力供给的生产费;不过这些能力将为他人的财产,他们有权利按最高的价格出售。雇主甚或他的子女都不能指望获得他所曾作的那件好事的大量物质报酬。

第五节第二个特点。工人和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劳动所特有的需求和供给作用的那些特点中,我们必须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当一个人出卖他的服务时,他必须亲自到服务场所。对售砖的人来说,不论该砖是用来建造宫殿,或修砌阴沟,这对他毫不相干。但对出卖劳动的人来说,因为他负责完成一定困难的工作,而工作场所是否有益于人的健康和令人愉快,他的同事是否如他的理想,这对他却有很大的关系。在英国某些地区残存的长工制中,劳动者对他的新雇主的脾气打听得就像他出多大的工资那样审慎。

劳动的这个特点在许多个别场合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往往不生上述特点所生的那样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业的机遇愈不能令人满意,则吸引人参加该业所需要的工资自然也愈高;但这些机遇是否有持久而广泛的害处,要看它们是否损害人的健康和体力,或是否减弱人的性格而定。当它们不属于这一类时,它们只是本身所存在的祸害,除此以外,一般不会引起其他的祸害;它们的效果很少是积累性的。

既然一个人除非亲自到劳动市场就不能出卖他的劳动,由此可知,劳动的流动性和劳动者的流动性是可以互用的名词。不愿离家,不愿弃绝旧交也许包括他心爱的小宅和祖坟在内,往往阻止他到一个新地方去寻求较高的工资。如家庭的成员各有各的职业,则迁移对一个人有利,而对他人不利,工人和他的劳动的不可分离性,大大阻碍了劳动的供给随着对它的需求而转移。不过这点以后还要讨论。

第六节第三个特点与第四个特点。劳动力是可以毁坏的,它的卖主在议价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劳动往往是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出卖的,这些不利源于一系列相互密切联系的事实;即劳动力具有损耗性;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是穷人,手头没有积存;离开劳动市场,工人就无法保存劳动。

损耗性是各种劳动所共有的属性。工人在失业时所损失的时间无法挽回,虽然在有些场合下他的精力可借休息而得到恢复。不过应当记着,物质生产要素的工作力很多也具有同样的损耗性;因为停工时无法赚取的大部分收入,完全损失。如工厂或轮船闲而不用,则的确可以节省某些耗损,但这种节省,较之厂主所牺牲的收入,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预付资本的利息和资本由于新明的贬值或陈旧的损失,都不能得到补偿。

此外,许多可卖的商品也具有损耗性。在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大罢工中,很多船上的水果、肉类等的易腐性,对罢工工人起了极其有利的影响。

缺乏准备金和支持长期不售之力的薄弱,差不多是各种体力劳动者所共有的特点,这特别适用于那些非熟练工人,一则因为他们的工资很难使他们有积存的余地,二则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停工时,而能代替他们的人很多。当我们讨论职工会时,我们就立刻知道,把自己组成强大而持久的工会,从而在与雇主议价时处于平等地位,这对非熟练工人比对熟练工人要难得多。因为一定要记着,雇一千个工人的雇主,他本身就等于劳动市场一千个买主的绝对坚强的结合体。

不过,以上所述,并不适用于一切劳动。家仆,虽然手中没有很多积存,也很少有任何正式工会,但在行动上有时比他们的主人更加一致。伦敦上流社会家仆的实际工资总额,较之需要相等能力和熟练程度的其他职业,是高得多的。可是相反地,那些非特殊熟练的家仆受雇于不很富裕的主人时,往往不能为自己争得像样的条件;他们的工作很苦,而所得的工资最低。

就工业上的最高级劳动来看,我们觉,他们在和购买他们劳动的买主议价时一般都占优势。自由职业阶层中很多人,比他们的绝大多数顾客都较富,积蓄较多,知识较广,并在出售服务的条件方面所采取的协作也较强。

如果要进一步证明,出卖劳动的人在议价方面一般所处的不利地位,取决于他的境遇和本领,而不取决于他所必须出卖的特殊商品是劳动这一事实,则最能证明这点的是比较名律师、名医生、名歌手或名马术师和那些较穷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情况。例如,在边远地区搜集贝壳并准备在大的中心市场出卖的人,他们的资金储备不多,见识不广,并且对国内其他地区生产者的情况所知也有限,而收买贝壳的那些人却是批商组成的一个严密的小团体,他们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多的资金储备,因此,贝壳的卖主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出售手织花边的妇女儿童,和出卖家具给经理商的伦敦东端的小老板,也大都是如此。

的确,体力劳动者作为一个阶级,在议价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凡有这种不利的地方,它的影响也极易流传于后世。

因为雇主之间倘有竞争,他们似不致把劳动的价格抬得远低于它对他们的实际价值,这就是说,似不致抬得远低于那种最高价格,而这种最高价格他们宁肯支付而不愿弃而不用,但是,凡降低工资的事情,也使工人劳作的效率趋于降低,从而,使雇主宁肯支付而不愿弃此劳作而不用的价格趋于降低。

所以,劳动者在议价方面的不利有两种积累性的效果:它降低他的工资;而工资的降低,如我们所知道的,又降低他的工作效率;从而降低他劳动的正常价值。此外,它减少他作为一个议价者的效率,因此,使他以低于它的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卖他的劳动的机会也有所增加。

经济学原理--第五章劳动工资续

第五章劳动工资续

第一节劳动的第五个特点是在于专业能力所需要的训练时间很长。

我们所应当讨论的劳动供求作用的另一特点是和上述特点密切联系的。这个特点在于培养和训练有工作能力的劳动所需要的时间是很长的,这种训练所产生的报酬也是很慢的。

这种对将来的贴现,这种有意识地使训练费用很高的劳动的供给和对它的需求相适应,可从父母为自己的子女选择职业和力求栽培他们取得比自己有更高的地位上清楚地看出来。

关于这点,亚当·斯密曾说:“如购置一架贵重的机器,则该机器在用坏以前所完成的优异工作,须足以收回所投下的资本,同时至少要普通的利润。用很多劳动和时间学习一种需要特别技能的职业的人,可以同那种贵重机器相提并论。他所学的工作,须足以过一般工人的普通工资,除。收回全部教育费外,同时至少要有相等价值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且这必须在相当的时间内实现,原因是如机器的寿命有定一样,人的寿命是不定的”。

但是,这种说法只能当作一般趋势的概括。因为父母培养和教育子女的动机有别于引诱资本家购置一架新机器的动机,除此以外,取得赚钱能力所延续的时间,一般说来,人较机器为长;因此,决定报酬的种种情况比较难于逆料,供给和需求的适应也比较缓慢而有缺点。虽然工厂、房屋、矿井和铁道路堤的寿命比它们的建造者要长得多,但这毕竟是一般准则的例外。

第二节父母为其子女选择职业时必须展望整个一代;

预见未来的困难。

从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到获得该业的充分报酬,其间至少需要一代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该业的性质很可能生根本变革,其中有些变化也许早有预兆,但另外一些变化即使是机敏的熟习该业情况的人也是无法预见的。

几乎在英国各地,工人阶级经常为自己和他们的子女留意有利的职业机会。他们向居住在其他地区的亲戚朋友探听各种情况,如关于各业中的工资以及附带的利益和不利。但是,要确定他们给自己子女所选择的那些职业的未来命运的原因,却是十分困难的。而且这样苦思熟虑,多方探究的人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多数的人不加思索地断定,各业当时的情况足以说明它的未来;就这种习惯的影响所及,一业中的劳动供给,不论在那一代,有依照前一代的报酬,而不依照当代报酬的趋势。

此外,有的父母看到一业的工资比同类的其他职业高了几年时,就断定以后也要继续涨下去。但是,从前的增加,往往由于暂时的原因,即使以前没有大量劳动流入该业,工资增加以后接着是下降,而不是进一步的上涨。如有大量的劳动流入该业时,结果是劳动的供给过多,则工资在很多年内将低于它的正常水平。

其次我们必须记着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些行业,虽然除了从事该业的人的儿子外,别人不容易接近,但很多人都是由他业的同级工人的儿子补充的。因此,当我们认为劳动的供给以负担教育和训练费的那些人的资金为转移时,我们总是以全级,而不是以一业为单位。如果劳动的供给是由用以支付它的生产成本的基金所限制,则不论在哪一级中劳动的供给是由前一代而不是本代该级劳动的工资来决定的。

可是,不应当忘记,社会上各级工人的生殖率,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对将来的审慎计算只居于次要地位;甚至在一个像现代英国那样不重视传统的国家里,习惯和舆论有很大的影响,而这种习惯和舆论是由过去几代的经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