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法拉第-杰莘谋杀案一样，这桩案子也生于执法机构的交叉辖区。当纳帕地区警署的侦探们赶到贝利叶沙湖时，公园的保安已经“清理”了现场，并把诸如被鲜血染红的毯子和绳子等物证一一“收拾”进一只盒子准备移交给地区警署。据说那天早些时候，大约下午2点50分，三个也是来自太平洋联合学院的女生刚在一个停车点泊下车，一个青年男子也跟着拐了进来。他开过头一点点，再倒回来，刚好和三个女生的车并排停下。那人没有下车，只是低头坐在司机座上好像在读书，但女孩们感觉他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三个女生后来开车到湖边日光浴，又现那个男子在偷看她们。20分钟后，大约4点半的时候，青年男子开车离去。据女孩们描述，此人非常硕健，25岁到35岁，身高180米以上，体重100公斤到110公斤，不戴眼镜，深色直剪得很短，梳成偏分头。身着黑色短袖绒衫和深蓝色长裤，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长得也不寒碜，烟抽得很厉害。他的车可能是1966年的银色或浅蓝色双门雪佛莱，加利福尼亚牌照。6点半左右，在凶杀案现场以北将近一英里处，一位牙医和他的儿子感觉有人在注视他们。当那人现父子俩注意到他时，立刻转身离去。此人与女孩们描述的那个男子非常相似。后来警方画家为这位神秘的窥视者画了模拟像，但不曾公开，也不曾将他列为嫌疑人。警方声称只是想找这位男子谈谈。29岁的保罗·理·斯汀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旧金山学院英语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已婚。为养家糊口挣学费，他兼做两份课余工作：推销保险和开出租。贝利叶沙湖凶杀案后两周，1969年10月11日，星期六，晚上9点半。夜雾渐起。保罗·斯汀在旧金山市中心联合广场的玫森路和芥蓠街交界的十字路口接了一位客人。乘客要去旧金山半北面顶端的普斯蒂奥山庄。根据保罗向调度员的报告和在车内日志的记录，此行的终点应该是华盛顿路和枫叶街的交叉口。但出租车最后停在了距那里西面一个街区的华盛顿路靠近樱桃街的地方。该乘客对准保罗的头部右侧近距离开枪。没有人知道他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蹿到前面的副驾驶座的。但有目击者看见他取下车钥匙，掏出司机的钱包，并用刀从保罗衣衫后背的下部割下一大块。此时，街对面一栋民居的二楼，十来个中学生正在开派对。一位14岁的女孩刚好站在距出租车15英尺的窗口。当她意识到她所看见的一切时，立即叫来了她的两位哥哥。很快，孩子们全都聚到了窗前。他们看见那人钻出出租车，绕到驾驶座侧，拉开左前门里里外外地擦拭，然后带着那片浸透鲜血的衣衫扬长而去，留下保罗的天霸手表、支票簿、戒指和口袋中大约4美元零钱，还有敞开的右后侧车门。待凶手拐进樱桃街，从视线中消失后，孩子们在9点58分拨通了911报警电话。他们告诉警方，凶犯是一名白人男子，25岁到30岁，红棕色的头剪得很短，就像是军人的式，体形粗壮，身高约180米，戴眼镜，身着派克风雪大衣和深色裤子。但当警方通过无线电出紧急讯息时，却将嫌疑人说成是“成年黑人男子”，往下生的事便众说纷纭了。几分钟后，最早赶往现场的警官唐拿德·佛克斯和埃瑞克·泽尔曼在杰克逊路离樱桃街不远处，看到一个体形穿着和急讯广播中所说的嫌疑人相差无几的粗壮汉子，正向着普斯蒂奥山庄走去。但那是一个白人。有的版本说，唐拿德和埃瑞克停下车问那人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或事，壮汉说见一个持枪者顺着华盛顿路往西去了。两位警官于是继续驶往现场。不到5分钟，无线电中的说辞改成了“成年白人男子”，唐拿德和埃瑞克赶紧掉头，但是已经太晚了。不管怎么样，他们肯定曾经比较仔细地打量过那个人。后来警方先按照孩子们的报告绘制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又根据两位警官的线索进行修改，警署的档案中也记载了他们关于那个男子的详尽描述，只是只字未提他们停车与他交谈的事。有传言说旧金山警署为了掩饰其尴尬而故意隐去了那一段。直到2003年，当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采访唐拿德·佛克斯时，他的说法仍然是：“假如我们知道是‘成年白人男子’，我们至少会停下车来盘问他。”警方的报告里是这样写的：“该嫌疑人为成年白人男子，35岁至45岁，约180米，90公斤至100公斤。中等粗壮，胸腹部凸出，肤色适中，浅色头，脑后似有白亦可能是灯光的效果……此人步履稳泰，不慌不忙……可能是威尔士后裔。”出租车里到处是血，保罗头着地扑倒在副驾驶座上。虽然车钥匙没了，但计程器还在走。随急救车一起到达的法医当场宣布保罗·斯汀已经死亡。与荷蔓湖路枪杀案中的戴伟·法拉第一样，保罗只在头部中了致命的一枪，子弹从右脸颊射入后在脑子里炸开。后来法医从他的头颅内取出一已严重变形的子弹，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9毫米铜壳弹，在过去的三年里，整个旧金山湾区总共售出不到150。根据伤口的状况，凶手的半自动手枪应该是抵在保罗的脸上开的枪。保罗的左手有自卫伤痕。警方在出租车内外一共收集到30个指纹和3个掌印，其中有些是血手印，犯罪实验室的专家们认定，它们是凶手留下的。但和以前一样，与联邦调查局数据库中上百万个罪犯的指纹都对不上号。
大约过了一个月，双下巴从乡下跑回纽约，主动去警署自，称他刚知道警方正在通缉他。开庭的时候，公诉方传唤被害人出庭作证，但“相”弗兰克说他压根儿就没看见开枪的人是谁，也不知道有谁可能会加害于他。被告方律师则轻而易举地证明了现场唯一的目击者，即看门老头儿视力欠佳。结果可想而知：双下巴凡森特·契甘地被无罪开释。弗兰克·科斯蒂罗的妥协态度使维克多·靳诺万斯决定放他一马。弗兰克受伤后没多久，“科沙·诺斯卓”的又一位老板级人物遇刺。尽管后来查明此事与维克多·靳诺万斯挑起的权力之争没有关系，但却使大大小小的老板、纵队长们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7年6月17日下午，弗兰克·斯卡里瑟在布郎克斯一家路边水果店挑选桃子时，遭到两名不明身份白人男子的突然袭击。枪手当即驾车逃离现场。弗兰克·斯卡里瑟，绰号契奇贵族，男，白人，63岁，死因：头部及颈部四处枪伤。联邦毒品局认为，此案与私运海洛因分赃不均而引起的内讧有关。但根据瓦拉奇的说法，弗兰克·斯卡里瑟系当时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二老板，因涉嫌在展新成员时收受贿赂，共牟取暴利5万多美元，而被该家族老板阿尔伯特·a下令做掉。“我们听说后都非常吃惊，”瓦拉奇说，“弗兰克·斯卡里瑟是最早出售‘科沙·诺斯卓’资格的人。信不信由你，现在还有别的人也在干这种勾当……我们当年加入时都是要经受一定考验的。至少有一半提出申请的人一接到合同就自动退出了。”弗兰克·斯卡里瑟谋杀案还引出了一个小小的续篇。他的弟弟约瑟夫·斯卡里瑟一开始誓要替兄长报仇雪恨，后来现自己也成了被追杀的“目标”，遂转入地下。这时候，阿尔伯特·a传出话去，说他已经原谅了约瑟夫·斯卡里瑟，只要约瑟夫能回到家族里，他一定不计前嫌。结果，1957年9月7日，约瑟夫的家人向警方报告他失踪。据瓦拉奇的证词，约瑟夫·斯卡里瑟被骗至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一位纵队长凡森特·斯奎兰蒂家中，被秘密杀害后碎尸数段。“凡森特·斯奎兰蒂要处理一具尸体易如反掌。他掌管着全纽约所有宾馆、饭店和夜总会的垃圾。”瓦拉奇们不曾想到，这是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策划的最后一桩谋杀。“相”弗兰克·科斯蒂罗抽身隐退，但阿尔伯特·a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公开扬言要替他的好朋友讨还公道。维克多·靳诺万斯开始与安那斯塔西亚家族一位颇有野心的纵队长卡罗·甘毕诺秘密联系。此人便是20多年前的卡索兰蒙战争中，瓦拉奇和他的搭档司蒂文·让尼利因为错认而误伤了他弟弟的那个卡罗·甘毕诺。一方面，维克多许下诺言，事成之后将扶持甘毕诺登上家族老板的宝座，另一方面，用瓦拉奇的话说，甘毕诺“有足够的理由废黜阿尔伯特·a。第一，阿尔伯特对约瑟夫·斯卡里瑟背信弃义，使所有劝说约瑟夫回来的人都背上了黑锅。第二，那段时间，阿尔伯特赌赛马连连失利，不仅天天泡在跑马场，而且脾气极坏，虐待下属之事时有生。更不用说1951年阿尔伯特·a密谋犯上，谋杀原老板曼嘉诺兄弟后自立为王。”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7年10月25日下午，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在曼哈顿派克-希尔顿饭店理厅的4号座椅上被两名蒙面枪手击毙……据多年后死者兄弟安东尼·安那斯塔西亚向美国司法部的证词，两名枪手为卡罗·甘毕诺和约瑟夫·毕昂多，他们在案前遣走了死者的保镖。由于这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化”，“科沙·诺斯卓”的老板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美各地及意大利、古巴、波多黎各等国，代表30多个家族的100多名老板、二老板和他们的保镖们将聚集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叫做阿帕拉钦的小镇。1957年11月14日，与会者尚未到齐，那接踵而至的黑色礼宾车便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并迅惊动了州警署，从而导致20多名黑手党上层人物被捕。“让我来告诉你我们这些下层的人对这次事件的看法。”瓦拉奇说，“如果是一些兵士遇到了这样的事，你可以想象那帮当官的会说些什么样的风凉话。而他们自己呢，据说当时一个个像兔子一样在树林子里乱窜，钞票被扔得遍地都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警方现他们身上有那么多的钱，有的人把枪也扔掉了。就这么一帮子懦夫胆小鬼，平日里还人模狗样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们。开什么玩笑！”1957年对约瑟夫·瓦拉奇也同样的流年不利。先是“丽都”的酒牌被吊销了。据安东尼·本德尔的消息来源，自1954年起，联邦毒品局就一再敦促纽约州烟酒管理局重新审查“丽都”的营酒牌照。到1957年年初，牌照的注册主人安东尼·露其亚诺被警方传讯，“丽都”于是失去了酒牌。改成比萨饼屋后，营业额一路下滑，入不敷出，不久便被挂牌廉价出售。用瓦拉奇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形容：“没有酒牌，一文不值。”紧接着，展望服装厂的执行老板马蒂去世，在稽核账目清理财产时现，马蒂生前大量逃税，结果厂房机器等物均被税务局查封。“幸亏所有的税表上都没有我的名字。”瓦拉奇后来回忆说，“你们都说我们这些黑道人物是不法分子，看看不沾黑道的马蒂之辈都干了些什么！”
瓦拉奇备忘录20
瓦拉奇备忘录9
11在那块楼板被取下之前，警方不允许被告方查看赫普曼家的阁楼并作相应的调查和记录。12被告方曾获取案当日赫普曼的工作时间卡。卡上显示赫普曼那天在纽约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不可能开车去新泽西州中部。13关于那具树林里现的婴儿尸体，没有请正式的法医验尸，甚至连身高和年龄也没有作明确的交代。为什么被告席律师爱德华·雷立不在法庭上就这些问题质疑公诉方的证人？他的这一举动甚至激怒了其他被告律师。14没有人对小林迪房间的泥水脚印拍照或做其他鉴定，也没有人将这些脚印与屋外地上的脚印做比较。15作案现场有没有现使用工具的痕迹？如有，是那把凿子留下的吗？16窗户下的黏土墙上只有两个坑，说明作案人事先已经知道哪扇窗户没有关上。17没有人就窗台上现的第一封赎金索取信的信封和信纸作任何调查或说明。18没有人调查第一封赎金索取信所使用的墨水红色和蓝色，追查它们的出处。警方是否在赫普曼家或林勃家里查找过笔?19是否有人调查过赎金信上作为标记的3个孔是用什么工具打的，以及工具的来源？20小林迪房间那个窗闩坏了的印记是新的还是旧的？年，茚三酮指纹鉴定法已经问世。为什么没有用这种当时的新方法检验木梯、凿子、信封和信纸上的潜指纹？22有人比较过第一封赎金索取信和后来其他绑匪字条上的笔迹、墨水和纸张吗？有人试图查找过这些墨水和纸张的来源吗？23包裹小尸体的布毯并非林勃家中之物。在随尸体一起火化以前，警方或那位验尸的医生是否曾试图从那块布毯上查寻线索？他们有没有现什么？24在赫普曼家查抄到的那只装赎金钞票的鞋盒上有指纹吗？是否有人调查过鞋盒的来源？查尔斯与安妮·林勃夫妇后来又有了一共五个孩子。他们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几乎从不在家里提起小林迪。林勃上校因淋巴癌晚期于1974年8月25日在夏威夷逝世。安娜·赫普曼在丈夫被处死后一直生活于贫困之中。她毕生都在为赫普曼的平冤昭雪而多方奔走，并得到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的帮助。安娜在1981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要求新泽西州有关当局重新立案调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安娜于1994年10月10日去世。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本案的当事人、证人、办案人或者作案人尚在人世，也已经是百岁老人。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也许这是历史留下的一个永远的谜。但不管怎么样，林勃-赫普曼案已经作为一桩冤案载入了某些美国历史书册。
赫普曼有罪3
但不管怎么说，警方毕竟又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如果佐狄亚克还活在人世——按推算应该是年逾花甲了——听到这消息恐怕多少也会有点不自在，因为不屈不挠的旧金山警方正离他越来越近。
跨世纪的审判1
大西洋不动声色地伸出一只小小的角，在美国东部的康涅狄格州和纽约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海湾。海湾深处有一个环境秀美、景色迷人的半，这就是格林尼奇市的贝尔赫文，意即美丽的乌托邦。不过当人们提起贝尔赫文时，它的风景倒在其次了。四十多户上人家非官即富，其中不乏联邦大法官、公司董事长、华尔街银行家、着名运动员以及医生、律师等等。在本案生的上世纪70年代，贝尔赫文上的富当推斯卡克尔家族，其财源来自经营工业用炭及其他矿物的大湖矿业公司。在不算短的一段时期内，该公司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家族的祖父乔治·斯卡克尔最初只是一位每周挣8美元的芝加哥铁路员工，他于1919年与另外两位合伙人共同开创了大湖矿业，并很快成为这家公司唯一的老板。在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斯卡克尔家族的第一代搬进了贝尔赫文上位于奥托罗路的一座巨宅。乔治和他的妻子安娜有七个孩子：乔治安娜、詹姆斯、小乔治、罗斯顿、帕迪霞、依莎儿和安娜。1950年，当依莎儿·斯卡克尔和罗勃特·肯尼迪的婚礼成为社会新闻时，有不知情者问：“谁是斯卡克尔家族？”答曰：“他们比肯尼迪家族还富。”罗勃特·肯尼迪即美利坚合众国第35届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胞弟，曾做到参议员和最高法院院长，后在竞选总统时遇刺身亡。待父母和兄长相继过世后，1960年，斯卡克尔家最小的儿子罗斯顿接管了家族的产业，包括大湖矿业公司和贝尔赫文豪宅。但这个“生活在瓶子里”的酒鬼从来不理朝政，只空有一个董事长的头衔。罗斯顿也有7个孩子，他们在1975年的年龄分别为：小罗斯顿，19岁；朱莉，18岁；托马斯，昵称托尼，17岁；约翰，16岁；迈克，15岁；大卫，12岁和斯棣文，9岁。两年前，斯卡克尔夫人安妮因患癌症去世，不善理家的罗斯顿遂聘请了一帮子家庭教师和保姆照料孩子们。这听上去很像是又一篇人们熟知的《音乐之声》故事的开头。其实不然。斯卡克尔家那几位自恃“通天”的少爷们根本就目中无人，他们的无法无天和胡作非为远近闻名。1974年夏天，斯卡克尔家斜对面的威尔士街上搬来了一户新邻居，那便是来自南加州的莫克利家。莫克利家的男主人戴维是全美八大财会审计公司之一的托契洛斯的合伙人兼纽约分公司总经理，妻子杜丽丝赋闲在家，17岁的儿子乔恩和15岁的女儿玛莎正在上中学。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玛莎·莫克利都称得上是一位出众的、引人注目的姑娘。她开朗、热情，略带轻佻，与生俱来的社交能力使她在短短的一年里便结交上了不计其数的朋友，还当选为班上的“最佳性格女生”。这年夏天，她终于摘掉了牙套，加之经常去贝尔赫文海滩俱乐部游泳打网球，使身材愈苗条。当暑假结束学校开学时，朋友们现，玛莎从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蜕变成了一位美丽成熟的少女。玛莎是在1975年10月30日夜晚被害的。那天是万灵节的前夜，亦称“黑客之夜”。孩子们通常会在这天晚上搞一些恶作剧和大人捣乱。玛莎和几位朋友商量好了，晚饭后先干些无伤大雅的坏事，比方朝过往的车辆扔鸡蛋，往邻居家的窗户上喷剃须膏，或是把白色的卫生卷纸缠挂在树上，以制造一种肃杀的气氛等等，然后再去斯卡克尔家开派对。罗斯顿·斯卡克尔先生那天不在家，孩子们可以尽情地玩闹。第二天的万灵节是星期五，学校放假，三天的长周末对孩子们而言就像是另一个假期。玛莎的父亲戴维那天也不在家，他去了亚特兰大参加一个会议。哥哥乔恩早就和朋友们出去了。玛莎在6点半匆匆吃完母亲做的奶酪三明治，不一会儿也和两位来约她的朋友，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一起急急地走了。已经是深秋季节，霜寒露重，落叶遍地。玛莎在白色印花高领衫外面套了一件蓝色派克风雪大衣，下着一条牛仔裤。莫克利家的家教也还算严。和乔恩比起来，玛莎在家里是比较听话的，她一般不会在外面呆到很晚。然而就在上一个周末，玛莎去参加一个邻居家的派对，一直到凌晨两点过后才回家。这种“违章行为”本来是应该被关禁闭的，但是玛莎说服了母亲让她在“黑客之夜”出去玩玩。玛莎自己在第二天的万灵节晚上也有一个派对，有好多事情要做，杜丽丝想她今天肯定不会玩得太晚，所以在女儿出门时也没有特别叮嘱她早点回来。像所有的半一样，贝尔赫文三面环水。与大陆相接的两条路口都设有岗亭，私人保安队不分昼夜24小时巡逻。幽静、安全、自成体系，令阔佬们对这块风水宝地情有独钟。上的居民们成立了自己的海滩俱乐部，街坊邻居相互都认识。房门不用上锁，车钥匙挂在点火器上，孩子们的网球拍、棒球棍、高尔夫球棍和自行车等，就顺手扔在屋外的草坪上或树林子里，确实有一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乌托邦风范。和都市中一般的住宅区不同，贝尔赫文上的人家几乎都没有篱笆或围墙，平日里就任由孩子们在各家各户的后院前庭往来穿行。玛莎一行三人顺路又叫上了吉蒂·威顿豪尔。7点半左右，他们扔完了鸡蛋，也喷完了剃须膏，四个孩子便一起去敲斯卡克尔家的大门。花匠弗兰兹·维丁告诉他们，斯卡克尔家今天新来了一位家庭教师，名叫肯·利托顿，他按照斯卡克尔先生临走时的吩咐，带着小斯卡克尔们到海滩俱乐部吃晚餐去了。玛莎等四人于是又转到附近一位邻居家里，在那里蹭了一顿冰激凌。等到8点半他们再去斯卡克尔家时，主人们还没有回来。吉蒂·威顿豪尔是必须在9点以前回家的，玛莎、海伦和杰弗利就一起步行送吉蒂回去。
跨世纪的审判2
8点45分，酒足饭饱的小斯卡克尔们终于回来了。同行的除了肯·利托顿，还有他们的表兄、大姑乔治安娜的儿子杰姆·泰利恩，和朱莉的朋友安迪娅·莎克比尔。10分钟后，玛莎等三人也到了。他们在车道处遇见迈克·斯卡克尔，四个人一起钻进了停在那里的林肯轿车里听音乐，海伦和杰弗利坐在后排，玛莎和迈克坐在前面。9点15分，托尼·斯卡克尔戴着一顶红色的牛仔帽从屋子里出来，他拉开林肯的车门说要取一盒磁带，但他并没有拿了盒带走人，而是挤进前排坐在了玛莎的身边。按说玛莎和小斯卡克尔们不应该十分熟悉。她上格林尼奇中学，斯卡克尔家的男孩们上的是他们的祖父开办的学校——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但实际上莫克利小姐和托尼、迈克两兄弟早有来往，这是后来她母亲杜丽丝才从她的日记里读到的。尽管莫克利家搬来贝尔赫文已经一年有余，尽管与斯卡克尔家鸡犬之声相闻，尽管财大气粗的老斯卡克尔赞助了莫克利全家的海滩俱乐部会员资格，莫克利夫妇与斯卡克尔家的交情也就仅止于在邻居的派对上客套几句，这或许是由于斯卡克尔家的孩子们任性、放荡、粗野的狼藉名声吧。但不管怎么样，托尼和迈克兄弟俩都对玛莎有意思。而玛莎呢，也和所有爱慕虚荣的姑娘一样，喜欢好多男孩子追她，最好是为了她争风吃醋。现在，玛莎就坐在了斯卡克尔兄弟俩的中间。托尼开始毫无顾忌地和她调情，他把手放在玛莎的大腿上，玛莎大声说：“把手拿开！”托尼乖乖地挪开手，但仍然继续和玛莎动手动脚地开玩笑。迈克原本以为今天晚上玛莎是属于他的，不曾想托尼横地里插进了一杠子。托尼比他的弟弟高出一头，刚才在海滩俱乐部喝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和几罐啤酒，回家后又接着喝了一阵，现在已经是头重脚轻、云里雾里了。快到9点半时，朱莉和安迪娅看完了电视，朱莉准备送安迪娅回家。差不多同时，小罗斯顿、约翰和杰姆·泰利恩也来到林肯车前吆喝大家下车，他们要送杰姆回家。迈克问玛莎要不要一起去泰利恩家，玛莎说太晚了，不去。托尼马上说他也不想去。迈克和其他三人上了林肯，当他们开车离开时，看见托尼和玛莎又开始旁若无人地打情骂俏，还接吻。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后来说，托尼和玛莎之间的那些过分亲昵的举动让他们感到十分难堪，他们也很快告辞回家。当他们一起穿过斯卡克尔家的后院时，看见托尼和玛莎相互推来挤去，玛莎倒在了游泳池旁边的篱笆后面。这是海伦和杰弗利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朋友玛莎·莫克利。位于威尔士街38号的莫克利家是一栋英式大宅，整个院子占地三英亩，后花园呈斜坡状下倾。当莫克利夫妇买下这座房子时，由于年代久远，看上去有些陈旧。但和美国许许多多的家庭主妇一样，杜丽丝最大的爱好莫过于化腐朽为神奇，这句话在英语里更直接，叫做“把狗窝变成皇宫”。在“自己动手”房屋装修店的帮助下，完成这样的工程并不是太难，莫克利夫人已经成功地做过不止一次了。10月30日晚上9点30分左右，杜丽丝正在她二楼的卧室里漆窗户。玛莎的房间就在三楼同样的位置。尽管油漆的使用说明书上要求良好的通风条件，但天气实在太冷，杜丽丝到底还是把窗户都给关上了。没过多久，她听见外面一阵骚乱，还夹杂着一个或两个男孩子的声音。莫克利夫人后来说，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她是不会太在意的，因为总是有小孩子们在她家的园子里穿来走去。但那天晚上的声音实在太大了，透过紧闭的窗户听上去都非常响，而且不是平常的说话声，好像在吼叫，好像还带着几分愤怒。杜丽丝赶快跑到旁边的卫生间，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窗外漆黑一片，她什么也没看见。也是在这个时候，好几户人家的狗差不多同时开叫。值此夜深人静之时，犬吠声显得特别尖厉，以至主人们纷纷外出查看。斯卡克尔家的管家南妮·司韦尼也让肯·利托顿出去瞧瞧。肯走到外面，听见一些声音，几分钟后，一切复归平静。有一种说法是，斯卡克尔家的狗麦克斯那天晚上没有叫，而且“出奇的安静”。10点钟左右，杜丽丝刷完了窗户。她收拾好工具等物，然后冲了个澡，换上睡袍，到一楼一间小屋子里打开电视，等着看11点钟的新闻。如果这段时间外面有什么动静的话，莫克利夫人是听不见的。直到11点20分，儿子乔恩到家，杜丽丝才意识到玛莎还没有回来。她有些生气，同样的错误怎么可以在一周之内接连犯两次？乔恩赶紧宽慰母亲说他这就去找。乔恩开着车在贝尔赫文的大街小巷里来来回回转悠了半小时，只瞧见一个小醉汉。杜丽丝躺在电视机前的沙上睡着了，猛地醒来已是后半夜1点过后。她马上到三楼玛莎的房间，女儿还没有回来。杜丽丝回到一楼图书馆，开始往玛莎的朋友们家里一一打电话。海伦·伊克斯告诉莫克利夫人，她最后看见玛莎是和托尼·斯卡克尔在一起。杜丽丝问海伦要了斯卡克尔家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是朱莉·斯卡克尔接的。朱莉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上楼推开托尼房间的门。托尼灯也没开，躺在床上说，他和玛莎是9点半左右在后门分的手，因为他要回屋做功课。
跨世纪的审判3
杜丽丝后来又给斯卡克尔家打过几次电话，每次都是朱莉接的，朱莉每次都上楼去问托尼，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有一次杜丽丝坚持一定要托尼亲自听电话，朱莉好不容易才把他从床上拉起来。“我心里特着急，你能不能告诉我她可能在什么地方？”莫克利夫人在电话里急切地说。“我确实是不知道。”朱莉建议莫克利夫人打电话到泰利恩家里去问问。杜丽丝按照朱莉给的号码拨过去，杰姆·泰利恩的母亲乔治安娜说，她好像也没看到杰姆。凌晨3点35分，杜丽丝叫醒了乔恩。小伙子这一次真的不敢马虎了，他不仅开车转遍了贝尔赫文，还去了格林尼奇的不少地方，直到天亮才回来。根据警方的档案记载，格林尼奇警署是在10月31日凌晨3点48分接到莫克利夫人的报警电话，并当即遣巡警丹尼尔·蒙恰去莫克利家，同时派出两辆警车闪烁着紧急灯在贝尔赫文搜寻。莫克利夫人回答丹尼尔·蒙恰的问话说，玛莎不可能离家出走，她偶尔有过过了半夜才回来，但从来没有整宿不归。丹尼尔和杜丽丝一起搜遍了莫克利家主楼的上上下下，又去了离主楼不远处莫克利家的另一栋小房子，那里也没有玛莎的踪影。丹尼尔·蒙恰回到警署。早晨6点35分，丹尼尔·蒙恰在下夜班前打电话问莫克利小姐有没有回来，杜丽丝说还没有。杜丽丝又给玛莎的朋友家打了一圈电话，然后在图书馆的窗座上和衣躺下睡了一会儿。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还是没有看见女儿，杜丽丝决定亲自到斯卡克尔家走一趟。这是她第一次拜访这家显贵的邻居。杜丽丝穿过威尔士街来到斯卡克尔家的后门，迈克·斯卡克尔应声开门。杜丽丝后来回忆说，迈克当时看上去苍白而憔悴，仿佛一宿没睡觉。“我是玛莎的母亲。玛莎一夜没回家，你知道她会在哪儿吗？”莫克利夫人问迈克。“不知道。”“玛莎还在这里吗？”杜丽丝仍不死心。“不在。”“她会不会在露营车里？”杜丽丝知道玛莎喜欢喝啤酒。有一次乔恩开玩笑说，等玛莎过生日的时候不用送她什么礼物，就给她一箱子啤酒好了，她准保特别开心。杜丽丝想女儿会不会喝醉了酒在什么地方睡着了。这时正好花匠弗兰兹·维丁走过来，他说他早起已经收拾过了露营车，里面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如果莫克利夫人希望的话，他可以再去看一次。莫克利夫人悻悻而归。这时，杜丽丝的朋友们听到消息后纷纷来到莫克利家。其中有玛利莲·罗宾逊——戴维·莫克利的同事卢维尔·罗宾逊的妻子，和静·威尔克，她的女儿是玛莎最要好的朋友。玛利莲替杜丽丝打电话到亚特兰大戴维的旅馆房间，留言说：玛莎失踪归。中午12点15分，15岁的姑娘西娜·玫盖尔正穿过莫克利家的园子。西娜和玛莎认识，但不是很熟，所以莫克利夫人不曾给玫盖尔家去过电话。尽管玛莎失踪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西娜·玫盖尔却是一丁点儿也不知道。走着走着，西娜觉得玛莎家后院的一棵大松树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枝垂及地面的松枝遮掩着蓝蓝白白的一大团，远远看去仿佛是一张乳白色的泡沫垫子上堆放着一只蓝色的睡袋什么的。西娜走到近前才看出来，那是一个人，一个死人。尽管血迹斑斑，而且沾满了草、树叶和泥土，西娜还是认出了玛莎·莫克利。西娜吓坏了。她一边哭一边朝玛莎家跑去。“我看见玛莎……”“在哪儿？”“外面，松树底下。”“她怎么样？”“我——我不敢说。”杜丽丝一阵晕眩，但她仍然硬撑着站起身来朝外面走。静·威尔克拦住了她：“让我先去看看。”静拉着西娜的手顺着后院的斜坡往下走。没走多远，西娜停下来，说什么也不再往前去了。静壮着胆子朝着西娜指示的方向来到大松树旁。玛莎脸朝下，侧身扑卧在铺满落叶的草地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已经干涸的血迹，头也被血凝成了板结的一片。下身裸露，牛仔裤和neiku被一直拉到脚踝处。静用手轻轻地碰了碰玛莎的后腰，冰凉彻骨。回到屋里，杜丽丝又问：“她怎么样？”静费了好大的劲才将玛莎情形述说了一遍。杜丽丝颓然坐下，眼泪无声地簌簌而出。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她就这样僵直地一动不动。几分钟后，两名警员，丹·赫可曼和米勒·琼斯赶到现场。他们确定玛莎·莫克利已经死亡，并决定立即向警署报告。70年代还没有手机。老练一点的米勒·琼斯不想使用警方的无线电系统，因为他不愿意过早地惊动记者们。但当他在莫克利家打电话的时候，守在现场的丹·赫可曼却启动了步话机。果然，媒体通过扫描器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在警方设置警戒线之前，现场周围已经聚集了无数的记者，而记者们的到达又招来了更多的围观者，其混乱可想而知。这时，乔恩·莫克利正在学校参加橄榄球队的训练。教练把他从球场上叫下来，告诉他赶快回家。乔恩看出教练的脸色不对，忙问是不是玛莎出事了。教练说，赶快回去吧，到家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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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恩开着车，疯了似的在贝尔赫文不算宽的街道上疾驶。到得家门口，他父亲的同事卢维尔·罗宾逊正站在前院的车道旁等他。卢维尔本来是准备到莫克利家陪伴杜丽丝和他的妻子玛利莲的，因为莫克利夫人已经彻底崩溃，警方于是请卢维尔代表被害人家属正式鉴认死者的身份。现在他等在这里，想亲口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乔恩。乔恩听完卢维尔的话，挥起一拳朝他砸去，卢维尔机警地闪身躲开了，他完全理解小伙子的愤怒与绝望。乔恩让自己冷静片刻，马上向罗宾逊先生道歉，然后又疯了似的冲进屋里。乔恩来到母亲跟前，杜丽丝紧紧地搂住了儿子。现在，她只剩下这一个孩子了。戴维·莫克利接到玛利莲的电话留言后立刻动身赶往亚特兰大机场。登机前他在候机大厅里打了一个电话回家，从玛利莲口中听到了这一噩耗。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调查侦破工作也差不多在这同时正式开始。警探们成扇形分布开来，挨户走访莫克利家的邻居们。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本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竟然是，格林尼奇警署不具备处理暴力犯罪的经验和人力物力条件。当时在现场的所有警方人员中没有任何人接触过此类案子。在格林尼奇警署工作达20多年之久的警长思梯文·巴瑞对赶到现场的《纽约时报》记者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在此之前，格林尼奇市生的最后一起凶杀案是在1949年。于是，警署只得向上级部门求援。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康涅狄格州警署的犯罪现场流动实验室——一辆装备有各式仪器的大型面包车——到达贝尔赫文。格林尼奇的居民们无不为玛莎·莫克利的惨死所震惊，特别是，这桩案子生在贝尔赫文。人们马上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外界，他们——包括被害者玛莎·莫克利的家人们——谁也不愿意相信凶手会是这个上流社会圈子中的一员，肯定是外面的什么人偷偷摸摸溜进来干的。这种“民意”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本案最初的调查。警方到达犯罪现场后不久，即在莫克利家园子的草坪上找到了部分凶器——三截折断的高尔夫球棍，包括棍头和两段长度分别为8英寸和11英寸的棍杆。之所以只是“部分凶器”，是因为球棍的手柄和与之相连的一小截棍杆不知去向。而缺掉的这一部分正是警方认为最为关键的，因为手柄上非常可能有作案人留下的指纹和掌印。从第二天，11月1日开始，格林尼奇警署调集了大批人员找寻那段高尔夫球棍的手柄。他们用摘樱桃的长杆捅遍了莫克利家园子里所有的树，用金属探测仪扫描周遭的地面。他们抽干了贝尔赫文上大大小小的池塘和游泳池，搜遍了所有无人居住的房子、棚子、仓库、堆放杂物的地下室，还有附近的海滩和大西洋海域，真真把贝尔赫文跟篦头似地篦了一遍，但终究一无所获。警方综合现场周围各户人家所的情况，根据10月30日夜晚那一阵奇怪的争吵声和狗叫声，把凶杀案生的时间定为是晚9点30分到10点之间。作案现场分三个部分，以被现的次序，先是玛莎尸体的所在地，位于莫克利家住宅西南方向大约200英尺。玛莎脸朝下匍匐在地，身体略微左侧，头朝东，左臂压在身子底下，头浸透了鲜血，以至警探们最初根本看不出她头的颜色。当脸被翻过来后，可以看到玛莎的前额、鼻子和下巴有纵向的剐划伤痕，这些血肉模糊的伤口里和衣服的前襟上沾满了泥土、草屑、小石头碴和松针。看来，作案人是将她脸朝下拖到大松树下的。玛莎的裤子被扒到膝盖以下，但身体的这一部分，即腰部和大腿，却比较干净。可以推断，凶手是把玛莎拖到这里以后才褪下了她的裤子。从大松树往北100英尺左右，莫克利家住宅的西侧，一棵低矮的日本榆树下有两大摊血，直径各为3到4英尺。同时在这里还现了那段11英寸的沾有鲜血的高尔夫球棍杆。距此处东北方向42英尺，在莫克利家前院环形车道内的草坪中央，警方现了少量血迹和高尔夫球棍的棍头以及那截8英寸的棍杆。棍头上也有些许血迹。据警方分析，作案的过程与此刚好相反。环形车道内的草坪很可能是第一现场。作案人在这里将玛莎击昏，然后拖到日本榆树处。警方在这两个作案点之间的车道路面上现了有人被拖过的痕迹：血迹和被剐下的人体皮肉。根据日本榆树下的两大摊血断定，此处应该是主要的作案点，玛莎在这里遭到了致命的攻击。同时，从两摊血的量来看，玛莎停止呼吸后至少在日本榆树下躺了半小时以上，流光了她身上差不多所有的血。从日本榆树到现玛莎尸体的大松树之间，草地和落叶上有一条明显的弯弯曲曲、血迹斑斑的拖痕。后来，在被害人的父亲戴维·莫克利先生的协助下，格林尼奇警方从底特律市警署请来了两名侦探。20世纪70年代，底特律是全美凶杀案生率最高的地方，那里的凶杀案侦探被认为是最富有经验的。再后来，到90年代后期，曾就职于洛杉矶警署的犯罪文学作家马克·弗尔曼也专门研究过此案。据这些行家们的分析，凶犯把玛莎的尸体挪到离莫克利家住宅和街道较远的地方藏起来，说明此人就住在附近，他希望尸体尽可能晚地被现。第一现场没有多少血迹，表明作案人至少在最开始时并没有想要加害于玛莎。况且该处离街道很近，旁边又有一盏路灯，若是蓄意杀人，决不会挑在这个地方。由此也可以推断，玛莎与作案人很可能互相认识。现场没有因挣扎反抗而留下的打斗痕迹，说明被害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会遭此毒手。此案生在莫克利家的园子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排除了外人进入贝尔赫文作案的可能。凶手知道玛莎会来这里，他极有可能跟踪玛莎，或者甚至和玛莎一起走到这里。由此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作案人认识玛莎，而且就住在贝尔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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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假设再往下推，高尔夫球棍就不是一件事先准备好的凶器，而是作案人随手抄起的家伙。更有可能的情形是，此人以前就经常随身携带此物，所以他手里的高尔夫球棍并没有引起玛莎的警觉。警方很快查出，这支高尔夫球棍属于六件套的铁质通尼·宾纳，这种老式的品牌当时在市面上已不多见。该球棍缺掉的部分，即手柄和与之相连的棍杆，总长约为20英寸。凶杀案生后的第一个下午，10月31日，两名警探，泰德·布鲁科和金姆·卢尼来到斯卡克尔家，朱莉接待了他们。作为兄妹七人中的老二和家里唯一的女孩，在母亲去世之后，朱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许多母亲的义务和责任。她告诉警察，父亲这个周末外出，为了照管在万灵节期间通常会胡作非为的孩子们，老斯卡克尔临走前安排让新任家庭教师肯·利托顿于昨天搬进来。朱莉还说，头天晚上他们去了海滩俱乐部吃晚餐，直到快9点时才回家。迈克·斯卡克尔在回答警探们的问题时说，昨天晚上9点左右，被害人玛莎曾经和海伦·伊克斯、杰弗利·拜伦来过这里。他们四个人一起在林肯轿车里听音乐，不久托尼也挤了进来。那天下午托尼·斯卡克尔不在家。因为迈克在谈话中已经告诉两名警探，托尼是有人看见最后和莫克利小姐在一起的人，所以当盘查完毕斯卡克尔家的上下人等之后，泰德·布鲁科和金姆·卢尼决定留下来等托尼。托尼直到晚饭前，5点30分左右才回来。根据当时的记录，托尼说他头天晚上9点15分去林肯车里取盒带，看见玛莎等四人，就挤进车里和他们玩了一会儿。约10分钟后，小罗斯顿等过来让大家下车。当林肯车开走时，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也告辞回家。托尼和玛莎又聊了几分钟，然后彼此告辞，因为他要回去做功课，那时大概是9点30分。托尼最后看见玛莎时，她正离开车道朝斯卡克尔家的后院走去。托尼进屋后不久听见有人摁门铃，是安迪娅·莎克比尔。安迪娅说朱莉准备送她回家，让她过来取另一辆车的钥匙。托尼把钥匙交给安迪娅，然后就上楼去了。归结起来，根据林肯车中的四个人，迈克、小罗斯顿、约翰和杰姆·泰利恩，以及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的证词，再加上托尼自己的话，警方已经可以肯定，托尼·斯卡克尔确实是最后一个看见莫克利小姐活着的人。从这一刻起，托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嫌疑人，他当即被带到格林尼奇警署作正式询问。据警方记录，托尼的陈述与其他几位证人的证词一致。托尼·斯卡克尔并非当时警方唯一的怀疑对象。嫌疑人的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艾德·汉曼，26岁，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mba研究生。汉曼家住在奥托罗路和威尔士街交叉口的东南角上，这个街口的东北角便是斯卡克尔家的大园子。汉曼家也是莫克利家的近邻。艾德·汉曼被列为嫌疑人是因为有人反映他性情乖张、行为怪异。10月31日下午3点，艾德被带到警署询问。同时，警方让他的母亲签署了一份《搜查许可书》并搜查了汉曼家。尽管后来艾德通过了测谎实验，警方也无法证明他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有任何关联，艾德·汉曼还是被列为本案的嫌疑人达数月之久。凶杀案生的第二天，11月1日，星期六，法医埃里奥·格罗司博士会同警方、检察官等有关方面对玛莎·莫克利的遗体进行了检查和化验。验尸从中午12点40分到傍晚6点45分，一共进行了6个小时。不出警方所料，玛莎死亡的原因确实为高尔夫球棍所致。第一处伤痕是从左耳上方到左边太阳穴的一条凹痕，形状与高尔夫球棍的棍杆相吻合。不少人认为，此伤即是使玛莎昏厥倒地的第一击。但后来现，此处颅骨并无损伤，所以也有人推断，这是在玛莎断气时，其头部枕于那截11英寸的棍杆上而形成的。玛莎的后脑右部有四处明显是被高尔夫球棍的棍头猛击而成的伤口，伤口周边大量瘀血，颅骨凹陷。专家们认为，这才是生在环形车道草坪中央的第一击。由于瘀血，所以现场没有太多的血迹。致命之伤是在玛莎的脖颈处。凶犯将已经折断的、没有棍头的高尔夫球棍的棍杆从玛莎脖子的右部戳进去，凶器穿过整个脖颈，再从脖子的左面出来。死者肺部严重充血，说明在遭到这致命的一击后，玛莎还没有马上咽气，她仍在呼吸，她的心脏也仍在跳动，从而将血吸入了肺部。毒物化验的结果表明，玛莎在被害的那天晚上没有喝酒或吸毒。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在于说明了她在案时头脑清醒，仍然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玛莎临死之前没有生过性行为，如被qiangjian等，那又当如何解释凶手扒下了她的牛仔裤和neiku呢？一种推测是，作案人试图qiangjian她，但不知为什么未能做成，或者是由于某种心理上的障碍，或者是由于外界的干扰，比如有人路过，或听见人声犬吠等等。另一种推测是，作案人试图以这种方式羞辱被害者。若果真如此，则说明凶手与玛莎认识。推断死亡时间最可靠的方法是通过观察尸体僵硬的程度和皮肤，特别是伤口周边皮肤的颜色，这些化学变化通常生在死亡后几小时到十几小时之内。可惜在现尸体后现场没有法医，等到埃里奥·格罗司博士开始验尸时，玛莎·莫克利至少已经死亡30小时以上，要推断出比较准确的死亡时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格罗司博士只能得出比较粗略的结论：死亡时间为10月30日晚上9点30分至次日凌晨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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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当本案重新立案调查时，许多人质疑警方最初根据那一阵可疑的争吵声和狗叫声而确定的案时间，即10月30日晚上9点30分到10点，于是便试图从验尸报告中寻找依据。剩下的唯一线索只有死者的胃容物了。一般来讲，从摄入食物开始2至3小时内，食物将被消化但仍留在胃里，大约需要4到6小时才能使胃容物排空。格罗司博士的验尸报告中提到，玛莎·莫克利的胃里有大约3盎司，合85克，已经消化的半液态食物。据玛莎的母亲莫克利夫人的情况，玛莎那天的晚饭是在6点30分左右吃了一个奶酪三明治。玛莎的朋友海伦、杰弗利和吉蒂证实，他们8点左右在邻居家里吃了冰激凌。因此，有专家认为，玛莎的死亡时间应比较精确地推定为当天晚上9点30分到后半夜1点30分。10月31日下午，当泰德·布鲁科和金姆·卢尼在斯卡克尔家了解情况时，他们在早餐室的角落里瞥见一堆各形各色的高尔夫球棍，其中有几支也是通尼·宾纳牌，和现场现的那一支看上去很像是一套。朱莉告诉他们，那是大家平日里走路时用来作手杖的。因为罗斯顿·斯卡克尔不在家，两位警探不便把这些高尔夫球棍带走。第二天，11月1日，待老斯卡克尔在《搜查许可书》上签了字，警方拿走了那几支通尼·宾纳牌高尔夫球棍。斯卡克尔先生说，这套球棍是亡妻安妮的遗物，每支棍杆上靠近手柄的地方都刻有安妮的名字。安妮去世以后，这套球棍交由朱莉保管，但她只是把它们和其他高尔夫球棍堆放在一起。警探们要罗斯顿和朱莉试试看能不能找齐全套一共六支球棍，以排除斯卡克尔家与凶器的联系。警方在以后的调查中得知，整个贝尔赫文上只有斯卡克尔一家拥有通尼·宾纳牌的高尔夫球棍。不仅如此，格林尼奇所有的商店里都没有这种牌子的高尔夫球棍出售。经与厂家联系，证实通尼·宾纳牌已停止生产出品多年。后来联邦调查局冶金实验室的鉴定表明，现场现的球棍和在斯卡克尔家找到的那五支的确是同一套。警方还听说，贝尔赫文的人们经常看见罗斯顿·斯卡克尔在傍晚散步时手里拄一根高尔夫球棍。据一位邻居讲：“散步时带一根高尔夫球棍是斯卡克尔家人的风格。”即使如此，警方也不敢妄下结论。11月2日，星期天，警长思梯文·巴瑞在接受《格林尼奇时报》的采访时对记者说：“孩子们在外面玩耍之后，经常把自行车、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棍等扔在门口的草坪上。”所以作案人完全有可能随手捡到了那支凶器。在本案侦破的最初阶段，警方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外来者、艾德·汉曼和托尼·斯卡克尔身上。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托尼·斯卡克尔成了要嫌疑人。1975年11月3日，那个黑色长周末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在征得其父罗斯顿·斯卡克尔的同意因为托尼尚不满18岁，并在斯卡克尔先生的陪同下，托尼被带到位于贝赛尼的凡尔费德地区警署测谎实验室。自案之后，小伙子一直睡不好觉。他看上去疲惫、紧张、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以至于连续三次实验都未能获得可靠的结果。11月9日，托尼再次被带到贝赛尼。据说这一次他通过了测谎实验，但警方一直没有公布实验结果，也没有将托尼·斯卡克尔从嫌疑人的名单上去除。事隔多年，记者林·列韦特现，在格林尼奇警署公开的关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文件中没有这一次的测谎记录，而其他所有的一份不少。后来，林·列韦特辗转获得了测谎实验的录音磁带。他听完后的感觉是，整个实验过程显得非常不完整。托尼只回答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如：“你是托尼·斯卡克尔吗？”“你有没有杀害玛莎·莫克利？”，等等，当被问及与作案细节有关的问题时，磁带上没有托尼的回答。1975年12月11日，案情有了急剧的展。当警方再次找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了解他们最后看见莫克利小姐的情形时，两位年轻人终于将那些羞于启齿的事和盘托出。托尼·斯卡克尔和玛莎之间那些露骨的调情和挑逗似乎很容易使警方推断出杀人动机：玛莎没有满足托尼进一步的性要求，从未遭到过拒绝的阔少爷一怒之下便杀了玛莎。12月13日，托尼·斯卡克尔再次被传讯。警方没有披露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托尼被要求剪下几根头作为样品。如果托尼·斯卡克尔真是本案的凶犯，他怎么可能通过测谎仪呢？事实上，在这之前，格林尼奇警方只是听贝赛尼的人说托尼通过了实验，并没有向实验室索要当时的记录。现在办案人员再回过头去查阅，他们也产生了与多年后记者林·列韦特同样的疑问。据为托尼做测谎实验的地区警署技术员说，每当被问到与案情细节有关的问题时，托尼都似乎出现了一片记忆真空。在测谎实验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特殊设计的，被测者只需回答“是”与“不是”。测谎技术员说，有时候托尼连简单的“是”与“不是”都回答不出来，人就跟呆傻了似的。1976年1月16日，罗斯顿·斯卡克尔签署了一份书面许可，允许警方调阅托尼的病历。办案人员在调查中得知，和斯卡克尔家的其他兄弟一样，邻人们反映托尼也有古怪的行为和暴戾的脾气。现在警方想要搞清楚的是，他是否可能在盛怒之下失控杀人，以及对自己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特别是醉酒或吸毒之后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就像有的人在游时一样。警方了解到，托尼那天晚上喝了不少酒。
跨世纪的审判7
格林尼奇警署把托尼的病案送给耶鲁大学医学院的豪尔博士，请他在不见病人的情况下，单从其病史作出独立的判断。根据病历的记载，托尼在四岁时曾经从一辆正在行驶的车上往下跳，头部着地，头顶颅骨骨裂而引起脑震荡，昏迷达10小时，住院两周。此后托尼变得性情古怪，好动，爱吵闹，动辄脾气。有一次他一拳把门砸了个大窟窿，还有一次把电话从墙上硬掰了下来。在他失去控制的时候，斯卡克尔家的人得去请一位大个子会拳术的邻居才能把他降服。豪尔博士的结论是，托尼的神经受到了损伤，他极有可能因暴怒失去控制而杀人。但对所谓失忆却只字未提。1976年春天，托尼·斯卡克尔多次旷课，他甚至没有参加3月份为母亲举行的忌日纪念，当时有传说他患了流感。4月，托尼因肠胃出血去看医生，又有传言说此病症乃吸毒或饮酒过量所致。后来他去爱尔兰的姑姑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尽管斯卡克尔家人说这趟旅行是早就安排好了的，但在这风声鹤唳之时，不免又引起人们一番猜测。说句公道话，在本案的一开始，斯卡克尔家，特别是罗斯顿·斯卡克尔对警方的调查工作还是相当配合的。他允许警方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随时搜查他家的住宅，甚至还交给办案人员一套斯卡克尔家族在纽约州温德汉滑雪区别墅的钥匙。贝尔赫文的居民们都知道，斯卡克尔家与当地警署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罗斯顿·斯卡克尔向来出手大方，特别在妻子安妮去世以后，尽管家里雇了不少佣人、保姆和家庭教师，经常外出的斯卡克尔先生还是为儿子们的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头疼不已。人们经常看见下了班的警察在斯卡克尔家忙里忙外，接送公子小姐们上下学，在开派对的时候为客人们泊车，以及跑腿、送信、买东西等等。这些杂活儿对收入菲薄的警员们十分重要。在1975年，一个格林尼奇警探的全年工资不过15万美元。贝尔赫文的私人保安队基本上是由不当班的警察组成，他们在巡逻的时候会不时地把车停在斯卡克尔家的豪宅前，然后进去喝一杯咖啡，或吃一片三明治。警署的头脑们更是斯卡克尔家的常客。据说由于这层关系，无论小斯卡克尔们闹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当地警方都会为他们“妥善解决”。人们不禁要问，这类事情是否也生在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调查中？在警方调阅托尼的病历后不久，斯卡克尔家中断了与警方的合作，同时聘请资深刑事律师蒙尼·马格利在与警方的交涉中代表斯卡克尔家的所有家庭成员和工作人员。蒙尼·马格利要求斯卡克尔家族的任何人不得再与办案人员谈话，但他允许警方向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在斯卡克尔家众多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个人引起了警方特别的兴趣，他就是在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生的当天走马上任的家庭教师肯·利托顿。肯·利托顿毕业于名校威廉斯学院，在校期间他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和挺不错的运动员。在玛莎命案前后，肯就职于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是该校的理科教师和橄榄球队教练。肯·利托顿聪明、硕健，在师生中都有很好的口碑。斯卡克尔家有三个孩子是他的学生，托尼、约翰和大卫。在此之前，肯曾受罗斯顿·斯卡克尔之托临时照管小斯卡克尔们。这次他刚与斯卡克尔家签订了长期的合同。罗斯顿需要的家庭教师不光能帮助孩子们的功课，还得身强力壮，能制服那帮野性十足的小衙内。因为肯·利托顿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出来，1975年10月30日，肯搬进斯卡克尔家的第一天，斯卡克尔先生让肯暂时住在他自己居住的主卧室里。这间卧室在二楼的东南角，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正对着威尔士街和莫克利家。据案后肯·利托顿对警方的说法，那天晚上8点45分，他率领小斯卡克尔们从海滩俱乐部晚餐归来，即上二楼卧室开启行李，然后看电视。在这段时间里，大约有十几个少男少女，包括莫克利小姐，在斯卡克尔家里。9点30分，管家南妮·司韦尼听到狗叫后让肯·利托顿出去看看，几分钟后他回到屋里。10点左右，朱莉看见肯·利托顿在厨房。10点03分，据肯讲，托尼来到二楼主卧室和他一起看电视节目《现场追截》，10点32分节目结束后托尼离去。肯·利托顿说此后他在主卧室里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在玛莎·莫克利凶杀案调查的前期，肯·利托顿与警方非常合作，但他始终拒绝指认托尼·斯卡克尔为作案人。多年后他对记者林·列韦特说：“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只是认为不可能是托尼。”1976年4月，根据布朗维克男子私立中学校方的要求，肯·利托顿为自己聘请了律师强恩·米尔勃京，以后不久便离开了斯卡克尔家。自侦破工作开展以来，格林尼奇警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斯卡克尔家的自愿合作，一旦这种合作中断，办案人员们便有些束手无策。其实人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因为斯卡克尔家是名门望族。如果警方面对的是平民百姓，一切都不是问题。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侦破工作毫无进展。直到1976年秋天，警方自认为有了重大突破。10月18日，肯·利托顿没有通过测谎实验，他说这是因为他被自己“最近的犯罪行为和被捕搞得心神不定”。1975年年底，格林尼奇警署曾去信肯·利托顿的老家马萨诸塞州作背景调查，当时的肯还没有任何犯罪记录。自玛莎·莫克利凶杀案以来，这位岁的前威廉斯学院优秀毕业生、布朗维克私立中学的明星教员日渐堕落。
跨世纪的审判8
1976年夏天，他因在南塔矶的三家商店和一条船上抢劫和偷窃价值总共4000美元的物品而被拘捕。南塔矶的几位证人告诉警方，肯终日酗酒，情绪低落，自暴自弃。由此而成为嫌疑人的肯·利托顿在其后的数年里又多次被捕，并因酗酒和神经错乱而长期住院。另一方面，紧盯着肯不放的办案人员们不管对他的调查多深入，工作多细致，却始终找不到任何足以指控肯·利托顿为凶犯的证据。侦破工作再次停滞，这一次，长达10多年。同时，由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引起的种种调查、怀疑、流言蜚语以及罗斯顿·斯卡克尔的无能，斯卡克尔家族的工业王朝迅衰落。1983年，大湖矿业公司挂牌出售。两年后，被荷士赫芝公司以15亿美元的低廉价格买断。经过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