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组织点文章。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三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1
2请批示资助瑞金中学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对，现在都研究得不够。总之，对“利改税”、“拨改贷”和“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哪些措施正确，哪些不正确，还有待研究。
当时陪同胡耀邦的是阮崇武，他于1985年9月接替刘复之任公安部部长。阮从上海回来后搞了个材料，而且强调，这个记录稿是回来追忆的，可能不准确，但意思是不会错的。阮崇武强调"意思是不会错"是对的。因为很快胡耀邦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
他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引证的很多很多。他引证马、恩的话，倒不能说断章取义，但是却把马、恩研究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科学的内容、具体的规定、确切的含义抽掉，进行高度抽象，只剩下一个"人"，一个所谓大写的"人"。
从这一年开始，职工要进行文化补课、短期轮训最低要补到初中程度吧；各级干部也要进行正规轮训，而且强调正规化教育，中央党校也进行正规轮训。这时王老在党校，后又调去了蒋南翔。一年内要达到什么水平，进行正规化教育要达到什么要求等等，都提出来了。后来，王老不当校长了，高扬去了，批评正规化教育，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当时党中央的要求。为此，蒋南翔与高扬生了很激烈的争论。
我草拟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访日1978年10月到11月、访美以后，就考虑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经营制度改革的问题。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统收统支，一个是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那时从中央到地方有一个强大的批系统。每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由这个批系统收购，甚至调拨，然后批系统转向零售。批系统成为中间环节。工厂生产出产品，交给批系统，它的任务就完成了。究竟这个产品或商品到了消费者那里有什么反映，工厂可以不管。这样一对照，我们感到这个制度不改不行。工厂不但要管生产也要管经营，不但要管生产过程，也要参与流通过程。上述访问及经验对我们企业的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从日本回来，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委员会，接着又成立了企业管理协会，为了研究这方面问题，推广有关的经验，经委组织了干部轮训班。介绍国际经验，并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商量我们哪些工作可以改进，哪些经验可以吸收。这方面工作做得很好，先是省部级，轮训了一遍，然后扩大到企业和厂长。几年一直坚持这样干。办厂长轮训班这是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以后最有成绩的一项工作。一些大厂厂长都参加了这样的轮训班和学习班。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宝华同志一起去美国访问，同去的还是1978年底访问日本的那些同志。我们去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部，也到了大企业集团。从美国的经验中，现了它与中国的区别，其中对我们最有影响的是它的所得税制度。美国的所得税种类很多，有企业所得税，有个人所得税。美国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高低不同，但企业总是有盈余、有积累。企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业因此可以得到展，这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的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折旧，都收到中央。而企业开支，如设备购置、维修，流动资金都要由国家银行拨付。在收支问题上，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的所得税制度，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后来，在柳州市的市属工业和上海轻工机械公司等200多户企业，进行了由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国营企业实行由上交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即第一步利改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实施步骤，从1983年6月开始进行。这是后话了。
这样一来，有人就拿周扬同我们来比。比较后就觉得，我们一进社科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各研究所去调查研究，听取各种意见，从来不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而周扬做领导工作做惯了，他那一套办法也使惯了，不了解情况，上来就即席表意见，这个毛病没改掉。
小平同志说：
注释：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帮”的大暴露。对三篇东西，做了很好的宣传。如果没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还不知道邓力群。三篇东西都附在后面，不附别人还不知道啊。我在大庆出名就是因为《论总纲》。那年不是开学大庆会议吗，让我也参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维中同志很宽大，说你别参加起草了，参观去吧。每到一地，人们都说，邓力群同志，你们帮我们说了话。
一设立国务院政研室的背景和经过
6胡耀邦、赵紫阳的根本不同
拿胡耀邦和赵紫阳来比较，确实是根本不同的。十二大后，尤其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反对精神污染以后，胡耀邦在很多事情上不断地折磨我，一直折磨到1986年11月，他还在上海的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让同志背了黑锅。在一段时间里，他口头讲、文件上批，但他是直截了当，批邓力群就点名批，不同意邓力群什么观点，就直接说；一旦情况清楚了以后，他就说没有事了，不记仇。应该讲，在这一点上，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你把事情说清楚了，他也就烟消云散了。尽管后来又有反复，但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有事了。而赵紫阳却搞阴谋，他整了你，你还不知道他在整你。他搞那么大的动作，我当时虽然觉得他的意见不对，但没有觉得是冲着我来的；而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冲着我来的。当然，也要承认，就像赵紫阳所说的，5月13日的讲话受到了的压力，邓认可老的"左"的多。这老的里面当然就包括邓力群嘛。也可能赵当面就和邓讲，自己所听到、所认为的邓力群的"左"的观点；而当他把党校的事情按那种样子报告邓，邓当然就支持他了。
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五赵紫阳撤销书记处研究室
事情展下去，撤销我负责的书记处研究室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1987年7月7日，中央开会，不知道哪些人参加了，正式决定撤销书记处研究室。7月9日，薄老正式通知了我。
1作出撤销决定的经过
听说，从“5·13"讲话到做撤销决定之前，这期间，赵到东欧出访，行前他布置胡启立收集邓力群的材料。现在知道的就是所谓篡改胡耀邦的言，其他还有什么材料，我不清楚。据说赵从东欧回来之后，胡启立就把这些材料送给了赵，赵又把这些转给了。经手人之一，就是被禹作敏收买了、给禹通风报信后来被判刑的那个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这期间，李锐写了一封信给，告邓力群的状。其中有三个内容：一是生活问题，在延安的事情。讲，这个问题是过去了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还有两个，一个是说邓力群宣传陈云著作、陈云思想，在宣传中间标榜自己，大概也讲了是邓力群提出了陈云思想的概念；第二个是说邓力群反对改革开放，其中引了我对李光耀一次讲话的评价。李光耀说：尽管北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过分依赖中国，"不管他们会从一项经济安排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从政治方面考虑决定同你断绝关系，他们就可能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李光耀还说："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范围扩大了，新加坡就会变得过分依赖中国。在同一个gcd国家打交道时，出现这种情况将是灾难性的。"10对李光耀的言论，我讲过这个意见：你看，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和我们打交道时，是做了这样两手准备的，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这个话我确实讲过。李锐对我的这个意见，就加以歪曲，以此证明邓力群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这两条都很能打动的心。据说这个信也转给了赵紫阳，赵与李锐还进行过长谈。
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可证明赵紫阳这个人耍两面派。在他当总书记后，我那时还是书记处研究室的主任，他要找我们谈话，我也要找他谈呀，谈了很多，其中的一条，就是书记处研究室还要存在、还要展。赵紫阳提出来，最好把书记处研究室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对此还讲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我当然同意了。赵紫阳、胡启立还有一些批示和说法，什么书记处研究室功劳大、人才济济啊。后来，就在研究室内部讨论了。讨论之后，5月18日给胡启立、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胡启立圈阅了报告没有表态。薄老看了，5月22日批示说："似以约力群同志谈一下，联系今后中央三组织的作用，慎重定夺为好。"5月24日，赵的批示是："同意薄老意见，这件事可缓办。十三大后，党中央的机构设置和改革应作统一研究，现在一般以不动为好。"杨尚昆当时不在北京6月25日批了：同意薄老的意见。
赵批了以后就出国了。回国后，7月7日就做了决定，不讲任何理由，就是一句话：撤销。
2令人欣慰的事
听到这个撤销的决定，我个人的心情很平静。我和研究室的人讲，研究室是中央的一个工作机构，是领导同志的一个助手单位。每个领导同志，特别是第一把手，都需要组织适合他自己思想和工作习惯的助手机构。他――赵紫阳当总书记了，觉得这个机构不顺手，当然可以撤销。对他来说，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权力。他可以另外组织他的助手机构嘛。所以，我和大家讲，这是正常现象，撤销就撤销吧。我没有觉得什么可惜和痛心，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满意的。我甚至想，你既然不愿意让我帮你的忙，我也乐得清闲，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现在看，这也许是反过来帮了我的忙。研究室展到这个时候，也产生了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问题。解散比之不解散，对很多同志的安排要好得多。如果一直在研究室，很多人就窝住了，起不来。解散后，研究室的同志分到了二十多个单位，这就给了这些同志表现自己才智的空间和机会，结果搞了两三年，他们就冒尖了。到现在来看，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如果一直在研究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一件大事情——1989年"政治风波"一来，和我观点一致的人，没有一个表现不好的；而那些和我观点不一致的人，在风波中间却表现得不好。中国古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赵紫阳这样处心积虑地来对付邓力群、对付研究室，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他就得到了报应。研究室究竟干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室内的同志多数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用一年、两年就得出结论了。"八九政治风波"是个考验啊！
3书记处研究室做了事培养了人
胡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以后，把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的研究室合并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从1980年成立，一直到解散，整整8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研究室确实做了不少事。参与起草、修改中央文件81份，帮助中央同志包括赵、胡，还有老一代邓、陈、叶、李起草、整理他们的文章、文集36种，合起来共117种。平均一年十四、五件啊。代拟中央、中办给各地的批复16件。还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在一些问题上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出了两个刊物，一个是《经济研究资料》，一个是《调查与研究》，后来两个合成了一个；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供你参考"，帮助中央搜集材料，了解情况，做出决策，在这方面整理了几百份材料。此外，按照中央的决定，写介绍和阐述的文章上千篇。
上面说的那些，还不是研究室工作的全部，研究室最主要的成绩是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中青年上来了，那个时候才40多岁，现在都50岁上下甚至60岁了。例如，谢宏这样的人，1965年大学毕业到《红旗》杂志社，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学习成绩不错，但工作上无从下手，经过研究室几年的锻炼，分到出版总署后就出类拔萃了，后来到了《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据我了解，在同时的几位副总编辑中，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有一个丁振海，从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后来担任《人民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和海外版总编辑。他本人一再表示，如果没有在研究室的锻炼，以后的工作是无法胜任的。现在社科院的副院长李慎明，也在研究室工作过。还有从我们那里分到文献研究室的一个青年同志陈晋，我最近看到他的东西，特别高兴，整理出版了《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我看了目录，他搜集了那么多材料，自己进行了整理，两厚本书啊！卫建林、王奎、滕文生、卢之、有林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这点上说，我还可以自我安慰。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经得起考验。在风浪中间，他们能站得住。所以，说来说去，当时受点委屈，大家都感到不公正。赵垮台了，大家都感到这个人终于得到了报应。现在，更感觉到赵给我们帮了忙。想到过去，说到现在，感慨不少啊！
研究室都做了什么工作，在解散之后，我们也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列了一个单子。
4宋平给予的帮助
还有一点要说，研究室解散之后，在干部的安排、分配上，得到了宋平同志的帮助。宋平是管组织、人事的，他了解研究室，也了解研究室里几个比较出色的干部。尽管单位撤销了，但人员的安排，应该讲是很合适的。其时，中组部正好要成立党建研究所，他就把研究室三十几位同志调到了党建研究所，张云声、苏沛、邵平、张德成、赵少坪、王成福等同志都留下来了。后来，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他又把几个骨干调去。他们在九十年代初期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至关重要的。
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对有权无权，一向不放在心里，让干就干，不让干，我就干我自己的，无所谓。有一次，我和王震聊天，王老说你这个人不愿意做官、清高，这是一个大缺点。他说：你那个不行，太清高，不行。他就讲：我这个人就要掌权，就是要权啊！没权你就什么事情也办不了！
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六十三大中央委员落选
1没有抬不起头
同志对我不高兴，让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如果没有邓的同意，赵紫阳也实现不了他的预谋。在没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的材料前，原来提名十三大的候选人，我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列上的，接到李锐的信和赵的材料后，邓就加了一个括号：候补政治局委员。
十三大的代表，我当选了。中委的候选名单也提出来了，但中委实行差额选举，我从正式中委的名单中落选了。结果报告了，说没选上中委啊，的回话是：承认选举，不做变动；后来又说，到中顾委做中顾委的常委。结果，中顾委常委也没选上。
就我来讲，对落选一点反应和不高兴都没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还没有修炼到这样一个高水平。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我有刺激，当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绪有那么几天不舒畅、不愉快，总觉得不太公平，也有点尴尬。但是很快就想通了，没有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
我记得落选以后，我到王老那儿去聊天，恰好万绍芬也在那里。她也落选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里去诉苦，让王老给想办法。王老就对万绍芬说，你应该向邓力群学习，他不是也落选了吗，他不在乎，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这倒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些人想不开，从此以后就抬不起头了。我自己没有抬不起头，我没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
2赵紫阳做了手脚
在这里面，也要说一下，赵紫阳在此事上是做了手脚的，他底下的人进行了活动。解散研究室的通知就是一句话：解散书记处研究室。7月14日通知，所有接到通知的单位，不讲别的，很自然就会想到，邓力群这个人不行了。好人也会这么想，更不要说那些对邓力群有偏见的人了。据说，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费孝通这些人当天知道了我落选的消息，互相打电话说：邓力群落选了，大快人心啊。当然有一些人是会幸灾乐祸的。所以，解散研究室，是赵紫阳破坏邓力群名誉的一着棋；尽管你小平同志提了名，我赵就做些手脚，给你邓力群泼一身脏水。
还不止这一件事。先念同志证实有人去湖北团活动，让他们不要选邓力群。这是赵辛初告诉他的。赵说：有人到我们这里来活动，不让选邓力群，我赵辛初倒是投了邓力群的票。辽宁后来也证实有人去活动嘛，上海也证实有人去活动嘛，贵州也有人去活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人去活动，我就不清楚了。
十三大代表二千多人，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我得到的票是一千六百多张，在三分之二以上，没投我的票有五百多张。这个结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还有其他原因，留待人们思考吧。
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七保持gcd人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品格
1975年到1987年，是我政治经历中最重要的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间，自然界的春天秋天交替出现；我的政治生涯，也有顺境与逆境的转换。作为党中央的参谋、助手，我遭遇了三次打击。第一次是华国锋要解散国务院研究室；第二次是胡耀邦免去我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任命王兆国为主任；第三次是赵紫阳把书记处研究室撤销了。平均四年一次，这是我过去从未经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