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同志把自己的人道主义观点加以引申说"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点"。他论证自己的提法的时候，引证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但结果却走到另外的方面。我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1公安工作不能没有敌情观念
在“文革”结束以后，我把卢之、卫建林这些比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陆续吸收进来，先是在财贸小组，后是到研究室。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后机构一合并，这些人都到了书记处研究室了。
另一类试点是由访美后引的。1979年访美，我们现尽管他们所得税很高，最高至40％一50％瑞士这些地方比他们还高，但企业交了所得税后，终究还有部分盈利，数量还不小，可用于扩大再生产。了解了这个情况后，回来后就考虑到我们的统收统支体系，连折旧费都统收，更新改造也都统一支出，这个办法有问题，太死了。回来后，就和经委袁宝华那里一起试验利改税。同时和财政部吴波商量，他们在柳州全市实行利改税。这些试点证明效果是好的。这就为后来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办法做了准备，起了好作用。
那天同志的祝词，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效果非常好。应该说，这篇讲话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结合了当时的实际，回答了当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历史的评价，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污蔑。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作了论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应该承认，一直到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说这篇祝词是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一点都不过分。这篇祝词文字也不错。其中有一些名言，现在一直流传。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等。这些名言，已经成为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精华了。
1978年9月，周扬进了社科院行政领导班子，任副院长。接着而来的就是排名问题副院长排名：邓力群1977年11月任职、于光远1977年11月任职、周扬1978年9月任职。我提出，周扬是老资格，已经当了副院长，排名在我之后，不恰当。他至少是兄长辈嘛，我和于光远应该排在他后面。胡乔木不同意，说：就是副院长，他这个人难办事。
对我自己工作的分配，我自己有愿望，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
另一件是，7月全国开计划会议，上海的黄涛，辽宁的杨春甫5，一南一北，在会上难，指名攻击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指名攻击《工业20条》。说党中央各部门实行条条专政，涉及的范围很宽，涉及到过去买船租船，涉及到进口化肥设备，出口石油，说外贸部卖国，周恩来、都是买办资产阶级。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表现活跃的几个部门都成为攻击对象。有几个人开始转向。
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看到《论总纲》。1977年5月24日他同王震和我谈话，说：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号文件中央《通知》中无"清除"字样，有"清理"字样。
1983年10月12日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言、10月18日在宣传文教单位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均没有"清除"的提法。
1983年1o月21－26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0月24日、25日、、26日、日陆续表有关报道，题为《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据报道，彭真同志、邓颖同志讲话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报道还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许duo荡外同志在座谈会上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方面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胡耀邦讲话是在1o月26日。
1o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报》表了王震的这个讲话。
11月1日邓力群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见写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
12月12日，胡耀邦的讲话题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别是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谈话中，许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样。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四胡耀邦与的意见相反
1984年2月20日胡乔木把我们查的结果，送胡耀邦、赵紫阳阅。他们都圈阅了。按理说，查清了，也圈阅了，这件事该结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中依然故我。胡耀邦说，反对精神污染是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此同时，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胡耀邦会见日本访华团之前半个多月，即2月日，同薄一波有一个谈话。当谈到胡乔木1月3日的文章时，薄一波说，国内外反映很好。讲，反映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又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乔木和我谈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问。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五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上的分歧
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完。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访华团的谈话后，就在文艺界广为传播。"美国之音"的记者嗅到了气味。4月12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温尼·科里9ayneco-rey在电话中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外交部新闻司就根据胡耀邦对日本访华团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错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还算慎重，他们把答复稿打印出来送中宣部，问对这个答复稿有什么意见。我看了这个稿子后，认为这个答复与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的讲话、与我们过去所讲的，都不一样；乔木也认为这个稿子出去后，会使党外和海外的人感觉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就让中宣部按照中央的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前阶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绩，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还要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4月17日稿。我在4月2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鹏飞同志和外交部函中是这这样写的："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时候，也不能不注意区别各种事物对我国人民是否有利。精神污染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有时放肆些，有时收敛些。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生了一些违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经中央同志多次划清界限，这一问题早已不存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今后仍将实事求是地继续进行。因精神污染这一现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可能清除净尽，所以今后将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日，赵紫阳批示赞成我们的修改稿，要求"按中宣部4月17日建议新闻司的口径回答"。胡耀邦同意赵的意见，请启立同志办。启立通知中央办公厅交外交部。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六《政府工作报告》对反对精神污染的肯定
赵紫阳关于外交部答复问题的批示，实际上是维护了的意见。5月15日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对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讲了一段话，对清除精神污染总的给予肯定。他说："去年举行的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曾指出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进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文化领域"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阴gsui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至有些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现，"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是完全正当的"，决不允许把它同"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扬纯朴、奋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本来，乔木认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不讲这个问题，但赵紫阳自己特意讲了这段话。这样，反对精神污染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十七事情并未终结
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并没有到此终结。以后还不时掀起波澜。
1胡耀邦个别传达的两句话
1984年8月22日是的80寿辰。我到北戴河参加祝寿活动后，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个别谈话中跟我说：最近讲了两句话，我没敢在会议上传达，是个别通知，今天跟你个别说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后来外面把第二句话传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2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召开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而且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一天，贺敬之跟我讲，关于作协会议的准备情况要向总书记报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关于人事安排和召开座谈会讨论作协四大报告的意见与打算，同胡耀邦讲了。胡表示同意贺敬之的意见。我向胡耀邦汇报之后，贺敬之他们就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丁玲、冯牧、刘绍棠、赵寻等人参加了。开会时，这些同志讲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丁玲表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表示她对文艺界现状感到担忧。会上，赵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有点楞头楞脑地说，他看到了夏衍到处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感到总书记对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总书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呢？后来冯牧把这些内容通过他的渠道报告了习仲勋，习仲勋又报告给胡耀邦、胡启立、乔石。这样一来，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宾馆的座谈会结束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习仲勋：，可能还有乔石，并特意把贺敬之也叫来了。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开始后气氛很紧张。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当然，他没有直接提到赵寻的言。接着习仲勋言说，在京西宾馆的座谈会上，居然有人出来反对总书记，说总书记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还讲，这是一次黑会，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领导，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给贺敬之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言说：耀邦同志，他们要开这个会，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报告过吗？你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向中央书记处领导报告呢？我这样一讲，会议的气氛缓解了，胡启立又出来打圆场。这样，事情算是过去了。
3胡耀邦等提出"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
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既不通知胡乔木参加，也不通知邓力群参加。
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关于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三个失误”。
会上，张光年汇报作协四大的筹备工作，当说到报告中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时，胡耀邦插话说，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万里又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
接着，讨论作协的选举问题。本来，按照书记处的决定，作协大会的准备，除了讲话、报告之外，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人选的确定问题。为此做了八、九个月的工作。是以宣传部为主、吸收作协和文联的有关同志搞的。上、下调查、访问，访问了单位、党委，还有个人。所采用的这个办法，实际上与全国妇联、全国工会是一致的。到了这个时候，人选名单还没提出，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应该说，提出人选名单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的。可是，当会议讨论到人事问题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作协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人事管理要区别两种情况：一是有党委直接领导的部门，二是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对于后者，我们的党组织根本不要去干涉。对人民团体和科学研究所的党的工作要管。但文联作协要选什么人，根本不必去干涉，即使没有选好：让作家们自己负责……“我们不要干预。作家们觉得要有多少副主席，就选多少，不要干预。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胡耀邦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无效性”。
4作协四大开糟了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开得一塌糊涂。会议选举的结果是，巴金当选为作协的主席，他是老作家，党内没有什么更多的意见。刘宾雁当选为第一副主席，成了排在巴金后面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
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队作家，参加了这个大会。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会的情况。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而夏衍却说：这次作协代表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
作协四大混乱情况影响到文艺界其他一系列会议。1985年4月18日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我出席了开幕式，还讲了话。习仲勋、宋任穷、乔石也出席了。在开会过程中，吴祖光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由于吴祖光等在会上大闹，弄得赵寻干不下去了。剧协的会没开好。
作协四大开糟了，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于是赶紧来纠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言。在这个言中，他强调"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表和出版"。他还说：我们党对新闻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我认为就是要有鲜明的正确立场，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讲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还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他说："'精神污染'这个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这个讲话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8期上表了。乔木把胡耀邦讲话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于以后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后来知道了。1985年，准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时，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讲话，就不愿找胡乔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没讲胡耀邦，他说：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1986年12月30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个话："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人我的论文集。"
胡耀邦实际上不同意的讲话，但他总是说讲话的题目是好的，是我们在执行中走了样。同时，在中央书记处内部用各种方法整邓力群。我过去说过，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打。他不敢直接不赞成，而认为邓力群可以整。
84、85年的事情，后面再展开讲。
5我对胡耀邦一篇讲话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