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在批判会上，在报刊一些文章、报导中，多次听到和看到这个口号是林彪说的，都是当着林彪的口号来批判的，其他几十同志也有同样的印象。乔禾同志又说我们听到的说法、看到的写法不对。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后来他又说这遍稿子的题目就不好，人家看了会觉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有问题。1o月下旬或11月初，我和两个同志改出第三遍稿，题目改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印出来后，再没有送给胡乔木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同志。这时中央已经给胡乔木同志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再问第三遍稿的修改情况了。
上经过如有说得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指示，当随时补充报告。此致
敬礼
邓力群
1976年2月29日
在当时的条件下，信中所讲写作过程比较简略。有些细节也没有讲。实际是，开头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们四人先分头各写一段。胡绩伟分工的一段先写出来，我看后感到不行，不能用。于是采取我口授，由苏沛、滕文生笔录的办法。我讲一段，他们记录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讨论。最后由我修改定稿，题目也由我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现在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初稿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胡绩伟分工写的一段先写出来，但不能用。于是改变方法，由我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
4评价：是香花，不是毒草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三篇东西，同以前这一封信、那一封信相比，确实应该承认，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把主持工作这一段，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同志的主张，整理了一下，表述了一下。从这个意义讲，这三篇东西倒可以说代表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纲领。当时的实践认为这一套东西符合实际，整个工作有起色，经济情况在好转。明显地表现了一批老同志同“四人帮”的分歧，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自己是否意识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来压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没有这个想法。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能够接受的，有感情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认为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回过头来，毛主席过去讲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应该坚持，应该肯定，这是事实。被“四人帮”歪曲的东西，应该把它恢复本来面貌，被“四人帮”封锁了的东西，通过这些文章要把它传播出去。拿“四人帮”的话来说，这篇文章说了一些老同志们想说还没来得及要说的话。最使“四人帮”受刺激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当时我们议论时不是指“四人帮”他们，而是指已被判刑关起来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坏吧。可是，他们自己认定是对着他们的。公正地说，选三篇东西引起“四人帮”的反感，当作他们必须批判、必须认真对待的东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并把它同林彪的fangemingzheng逼an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类比，说《论总纲》"同571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也大张挞伐。对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对结尾"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段话，竟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想！""四人帮"仇恨、害怕和诬蔑《论总纲》，真是咬牙切齿啊！
“四人帮”为批判这三篇东西，印了三本小册子。用张春桥的话说，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他们找到这样几份材料，如获至宝，广为印，共印八千万份，以为可以把置于死地，使翻不了身。而就我们来讲，究竟歪曲了的意思没有呢？是不是准确地反映了中央那时的意见呢，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准确地反映了同志的意见。过头话也不能说没有。
粉碎“四人帮”以后，才看到《论总纲》。1977年5月24日他同王震和我谈话，说：
“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我确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一开始就说，政研室成立，是斗争的需要。这几箱东西出来，也是斗争的产物。当时的想法，“四人帮”那一套实在不行，现在就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定说是两条路线斗争，好像当时也没有这个思想、观念。拿《论总纲》来说，确实心目中没有把他们列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认为这些人掌握国家大局不行。按他们的意思去办，国家搞的一定不成样子。只能按照得到毛主席支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的指示来办才有希望。说七、八、九三个月是“右倾翻案风”，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经华国锋先提出来的。这三个月是全国同“四人帮”斗争的关键一段。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成立政研室是什么局面，或者成立政研室，不干这些事又是一个什么局面。拿我来讲，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压倒不可呢，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干着干着就走上了这条道。就如战争一样，开始是人控制战争，战争打起来以后，就有点战争控制人了，否则就无法生活下去。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帮”的大暴露。对三篇东西，做了很好的宣传。如果没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还不知道邓力群。三篇东西都附在后面，不附别人还不知道啊。我在大庆出名就是因为《论总纲》。那年不是开学大庆会议吗，让我也参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维中同志很宽大，说你别参加起草了，参观去吧。每到一地，人们都说，邓力群同志，你们帮我们说了话。
当时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从批语中看，两种观点、两种力量、两种立场，是势不两立。同样一句话，他就有另外一种看法。在大庆，王忍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正了名。在大庆他和我一起参观，走到哪里，都说《论总纲》的作者来了。我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当时，看了的讲话，看了毛主席的文章，看了当时中央的决定，那真是诚心诚意地要宣传这些意见。王忍之说，你挨批时可不是这样说的，你挨批的时候，什么都说是你个人的意见。王忍之说的倒也是事实。
注释
1“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2“钓鱼台的班子”，指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这个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已经由中央宣传部、联络部和外交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成员有吴冷西、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1962年11月起开始工作。12月起写作班子集中在钓鱼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写了七篇文章。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表。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15日；2、《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31日；3、《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红旗杂志社论，《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4、《在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1月27日；5、《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2月27日；6、《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红旗》杂志1963年第3、4期；7、《评美国gcd声明》，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3月8日。2月，中央常委决定正式成立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和原来的写作班子的成员。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修文章统称《九评》的写作任务，就是这个写作班子承担的。《九评》起草过程中。写成的文稿都先由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央常委审定。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一直集中工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之前。这个写作班子中有两个秀才未参加。一个是胡乔木，那时他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毛泽东要他"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还建议："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复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这样，从1961年夏天起，胡乔木就完全离职休养，因此没有参加这个起草小组的工作，但有的文章在起草过程中征求他的意见。还有一个陈伯达，他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时他主要承担国内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
3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三期表的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他们大反经验主义，以影射攻击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洞察他们的用心，坚决进行抵制，并用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帮"的这一政治动向。毛泽东于4月23日写下批语，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提出批评；又于5月3日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4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转信引“批邓”
1975年8月21日，第四次读《毛选》五卷文章的时候，就提到，你们听说没有，迟群在清华"疯"。后来了解到，有人写信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长而大吵大闹，装疯卖傻。这封信是经过转给毛主席的。8月份这次转信，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应。
这次会后，胡乔木曾经想了解清华调整院系的情况。听说迟群曾多次讲过，清华所有的系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他把系科调整得很乱。胡乔木谈到这件事时，李鑫就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这是毛主席亲自管的。
过了一阵，李琦找胡乔木转刘冰等告迟群的第二封信。这封信还是通过转给毛主席。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封信惹火了毛主席。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情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还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主席本人在北京，信为什么经转？这样责问，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前面说过，在此之前，经小平转主席的信已经有好几封了。对那些信，都没有生气，而且都有批示。而这封同样经小平转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同样是转信，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办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够容忍，而有些问题，他不能容忍。或者说，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纠正他认为需要纠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信，他能够接受；而涉及到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或不想触及的问题，他就不能容忍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北大、清华过两个单位都是他管的同他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块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后来清华接着动起来。
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1957年反右。那时，主席联系了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室，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秘书室的事情讲起来很长，以后有机会的话专门讲。简单说，他有一句话，叫做举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个积极分子。他讲了历史上八司马的故事。唐顺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加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他们要打击宦官势力、革除弊政。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最终还是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就是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这就是有名的所谓"八司马"。办公厅秘书室的事情有类似的性质，积极分子正好也是八个人。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上，主席又讲了这个故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闻题决议讲过这样一句话。同志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工作，他转的信。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尽管这封信本身只说到迟群、谢静宜两个人。
在这之前，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涉及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主席恐怕已经有感觉了。过去送上去的东西，都是同意。《科学院汇报提纲》进到主席那里，则不置可否退了回来，碰了一个软钉子。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乔木非常满意，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挥以至歪曲。用这种办法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四人帮"的歪曲，而其中有些并不是，而是我们把主席在"文革"期间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当成"四人帮"的歪曲去批了。从我们来讲是批"四人帮"，而主席会认为这是通过批"四人帮"来批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汇报提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理论和原则上的毛病，因为不能说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但在策略上，没有把"文革"中"四人帮"的谬论与"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划出一条界限。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席却很警觉。过去送这个、送那个，都照批不误，从不耽搁，这回《汇报提纲》送上去，毛主席说，你们那里引用我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讲过这句话。还说，主席对这个提纲还有些意见。但邓没说是什么意见，是邓没有传达，还是主席也没有具体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们是在用我的过去来批我的现在，以批评"四人帮"为名来批我的东西。这一点，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对刘冰信的批示以后，接着就是组织措施。这个批示先给看了，有没有在政治局内传阅，当时政治局开会没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就专门开会，又把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几个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且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这事胡乔木当时没有对我们说。
过不几天，就开政治局会议，批评胡乔木他们几个。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胡乔木会后给我们讲了。据胡乔木讲，毛远新对胡乔木批评很尖锐，江青更厉害，训了胡乔木一通，说你胡乔木对毛主席忘恩负义！胡乔木实在接受不了。
当然，当时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对象还是。传出来的说法，会议开得非常激烈，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批得都坐不住了。特别让不高兴的，是有一个列席会议的同志，系统揭，批刮“右倾翻案风”。很恼火，听不下去，几次跑出去上厕所。
在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的同时，又把毛主席对刘冰等信的批示让吴德到清华去传达，在清华大学开展丁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红旗》杂志就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过它向全国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接着又写了一个报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12月14日，中央文件把这个报告转到全国大、中、小学的党支部，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这就不但在上层而且在基层把问题揭开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二传达“打招呼”会议情况
从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内批评，范围逐渐扩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1另一方面，在清华大学传达批示，开展所谓"大辩论"。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是11月24日开的。会后，中央印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的通知》。
这次“打招呼”会，政研室去了三个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会后，就在我们七个负责人的范围里进行了传达，实际就是宣读23号文件。
我问开会的情况。他们讲了一些细节。据他们说，到会的有130人。坐定以后，政治局的同志出场。第一个出来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后面。会议也是主持的，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会上的稿子，还是另外说了些什么，他们没有多说。讲完以后，点着名字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都说没有了。说：以文件为本传达学习，散会。我所以要问这些细节，因为关心的领导地位。听下来，觉得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批了，作了检讨，就过去了，还是继续主持工作。
23号文件是11月26号下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是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讲话要点有三段话。第一段，讲刘冰等人8月、10月两次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并讲了清华开展大辩论的情况，"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师生中进行辩论。"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评刘冰等人来信的那段话以后，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下面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传达后的当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好觉，心情非常复杂，用一句成语来说，是悲喜交集。感到难过的是，用总理病很重，没有希望了；毛主席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能亲自出场，预示着这两大历史人物要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见到他们、同他们交谈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么地方，讲了一些什么话。现在见不到他们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这些，黯然神伤。觉得高兴的是，从这次会上的情况看，继续管事，还是他接班。犯了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工作还是他主持。认为邓受到主席批评，在政治局内，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评，过关了。我这个人，往往有点盲目乐观。当时虽然也有点担心，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总的觉得这事就是这样了结了吧。讲话要点中方针说得很明确，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嘛，三个正确对待嘛。小平同志过关，我们这里也应如此。尽管主席、总理两位老人不行了，有在，中国党还是有希望，中国的事情还是有希望。全国的经济形势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展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胡乔木挨批
传达打招呼会议以后，我们七个人先后开了几次批评、自我批评的会。我们几个人开完会后，在政研室传达，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印象深的是，这时批评胡乔木很厉害。最厉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几个都跟着李鑫的调子说。他们在西四院的争论，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会上大脾气，说康生叫你来编毛选，说是协助我的，结果变成你为主了。还说胡乔木对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骂胡乔木“是个什么玩艺儿”。批得胡乔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几位，受李鑫的影响吧，也都批得比较厉害。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给他一段时间。在这种会上，我没有讲什么话。有时说一点要心平气和啊这一类他们不爱听的话。总之，我们几个负责人在对胡乔木的问题上明显是两种态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这一段紧张的时间里，有一次，别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乔木。胡乔木对我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挚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不讲朋友了。从此以后，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都向我诉，在我这里寻找一点同情。他的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同我有关的事情，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四在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我们研究室同全国人民一样，同声哀悼。研究室的每一个^都多次到天安门去，但后来追查，谁也没有在台上讲过。在此期间，我多次坐车到王震那里去谈天，每次都经过天安门，看到广场上有很多花圈，很多人。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都出二、三本，全世界哀悼、怀念周总理，全世界对周总理都高度评价。一个共同的说法，26年的贤宰相，中国历史上设有过，世界范围连续二十多年当总理的，也没有。到中国来访问过、见过周总理的不少人，都写了文章，回忆周总理的风范。许多人来唁电。"参考资料"都登了，持续的时间很长。当时，我把新华社表的这些文电都看了，非常感人。比如，日本的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女的，周总理知道她不能生孩子，专门请她到中国来，请医生给她治。走时祝她能生孩子，有了孩子一定捎个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