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中期以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风气就已经在各国盛行，例如梁惠王一见到孟子，便向他请教富国强兵的办法，而非修身养德的功夫。受此风气影响，儒家被批评为“迂阔”，即迂腐而不切实际因而被边缘化，这一点在法家主政的秦国尤其明显。
荀子的师承关系不是很清晰，有人说他是子夏之学的传人。荀子学识渊博，曾经应邀前往稷下学宫讲学，并三次当选“祭酒”，也就是相当于今天国立大学的校长。关于稷下学宫，有必要稍作介绍：战国时期，齐国偏居东方滨海之地，民风华丽，好玄谈天下，议论国事。齐国的几代国君齐威王、齐宣王都很开明，为了广招天下才俊之士，专门在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修筑学宫，聘请和奉养天下有名望的学者前来讲学、切磋。这些学者倍受优待，住的是高门大院，身份与卿大夫相当。这个学术胜地历时上百年，被称为“稷下学宫”，当时天下不少杰出人才都曾到此游历。
获得“天爵”的过程，正是“养浩然之气”，充扩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心的过程。孟子还指出，“养浩然之气”应顺乎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的，所以，“养气”也应该是一个顺乎天道自然和人性本真的过程。孟子反对人为武断的做法。为此，他讲述了广为后世人知的“揠苗助长”的故事。
除了“恻隐之心”外，人们还具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其它善端，合起来就是“四大善端”。这四种善端是人的天生禀赋，也是“性善”的根本。那么，这四端究竟是哪四善的端呢？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心，分别是仁、义、礼、智这四种善德的端始和萌芽。换言之，如果我们能把这四心充实并推广开来，就能培养出仁、义、礼、智这四种善良的品德。
《中庸》集中体现了子思的思想。子思将“中庸”从伦理道德规范推及到价值本体的层面，提出“中和”的重要范畴：“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只要能够“致中和”，就能让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同时，子思还将“诚”提升为道德觉悟的枢纽，“五行说”在子思这里也能找到源头。
子张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被韩非子列为“儒门八派”的第一派。子张原本性格有些偏激，考虑问题爱走极端。孔子注意到这点，便有意识地提点子张改正。为此，孔子特别向子张讲述了“忠信笃敬”的道理。子张深受警醒，便将孔子的话记在自己佩挂的腰带上，时刻提醒。此后，子张与人交往就能够做到宽宏豁达，“尊贤容众”。子张比子夏年少四岁，曾同时在孔子门下学习。相传孔子去世后，子夏的一个学生见到师叔子张，便向他请教“交友之道”。子张反过来先问道：“你的老师子夏是怎么告诉你的呢？”学生回答说：“老师教导我们：对于值得尊重的人，就可以和他交往做朋友；对于不值得尊重的人，就离他远一点。”子张听了，很委婉地批评道：“我当年从老师孔子那里听到的，和你的老师教导你们的可不太一样！我的老师说，一个人处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先要尊贤，对于有学问、有道德的人，我们要尊敬他。但是，对于那些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包容他，勉励他向善。倘若我是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那么，对周围的哪一个人不可以包容呢？倘若我是一个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混蛋，那么，不需要我去拒绝人，人家就已经先讨厌我、离开我了，何必还要去拒绝别人呢？”可见，子张倡导与人相处，要做到“犯而不校”，不计较恩怨。他也被人称为“古之善交者”。
其实，孔子去世之后儒家出现分化，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这种分化对于儒家学派的孕育完成具有正面意义。
但孔子并没有将“仁爱”局限在宗族关系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血缘亲情层面，而是将“爱亲”推向“爱人”、“泛爱众”的层面，把家庭伦理推扩、上升为社会伦理。他把“孝悌”原则作了进一步推广、扩大，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推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由宗法血缘关系扩大为一般社会关系。在他看来，一旦统治者实现了孝悌，那么民众也都会讲“仁”了。
孔子传授给弟子的种种知识、技能和智慧，构成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子本人博学多才，主要教授弟子“六经”和“六艺”。“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是上古文化的重要遗存，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也是孔子教育的重点。“六艺”则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项技能，是过去贵族子弟必须学习和掌握的基本能力，同时是他们参加官员选拔、获得上级赏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