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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见证历史
之所以中国的金融从定义上就没承认过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因为一开始证券市场的建立就和银行没关系，这个市场的最早起者是几个在海外的留学生，后来的组织领导者也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早期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叫证券市场，而是以企业的股份化为核心，称之为股份制改革。股份制是建立资本市场的基础。但由于在计划经济环境下，根本不敢提出建立资本市场，只能叫股份制改革，就一个股份制，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当时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等人，还得成天在各种场合、各种媒体去讲股份制的基本原理，去申明股份制不仅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东西，还找到马克思、列宁关于股份制的一些论断来证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股份制。这就是当年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议。其实在理论上，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讲不通的。股份制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把企业的资产资本化，把资本化的资产称为股份，用有价证券的形式来表达股份，让资本通过股份、股票进行转让、交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的资产也可以资本化、股份化，可以转让、流通、交易。这与姓资姓社有多大的关系呢？但在当时，体制的约束，思想理论上的陈旧，确实阻碍着中国的变革与重组。
邓小平说得太精辟了，他绕开任何理论不谈，只是说：“股票这个东西，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不是用得很好吗？现在谁还有心思来讨论股票、股市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呢？
幸运的是，我见证了那个不被称之为金融的证券市场建设的历史。我曾经有幸参加了邓小平南巡后第一次中国最高级别股份制研讨会。1992年5月，会议在刚建成的中国海南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会议厅举行。主办方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时任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副主任刘鸿儒、高尚全出席会议。来自全国各省、市体改委主任或分管股份制的副主任出席，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董辅礽等也被邀请来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