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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这个历史关头的停顿，可能是非常可惜的。虽然现在已经不可能去想象如果继续按这种方式展下去，中国国有企业会走向什么方向，但至少改革的思路和方法不会中断，前后的体系会保持大体一致。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非常先进的企业治理模式。走在全国企业改革前列的重庆，就出现了成功的红岩机器厂模式。这个模式已经越了厂长承包责任制，改成了资产经营责任制，将企业领导人的任期、责任、权力、利益和企业的资产总额的增减，资产质量的好坏以及生产、收入、成本、利润等许多资产指标和财务指标挂钩，与二十多年后今天国资委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差不到哪里去。
起重机厂的现象是中国高层在改革还是倒退的问题上，遇到了巨大的分歧，改革遭遇了巨大的阻力。这也是邓小平最终不得不选择南巡，再次鼓起改革开放的风帆、带领中国艰难前行的原因所在。
国有企业的活力再次迸出来，这次的迸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由海南、广东开始试点的股份制改革拉开帷幕，各地都有股份制试点企业；另一个就是盲目扩张造成供大于求；没有搞股份制的企业自主权大增，双轨制并行。这种体制让工厂从采购、销售、协作、扩产、基建等多方面产生寻租空间，吃回扣、以权谋私开始成为普遍现象。我也终于不堪忍受这个看不见前程的体制，被迫下海，一走了之。
我走后，新厂长张定明上任不到三年，就因受贿下台，并被判刑十年。这是一个从小就进厂当学徒，一直从工人干到厂长，有追求，有责任心，几乎对工厂生产、管理、经营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的人。还在他当副厂长时，我和他就是书友，经常交换最新的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张定明虽然没上过大学、没系统学过管理，但八十年代初期他也成了西方管理科学的系统学习者。以他的能力、智慧、知识、领导能力，以及在起重机厂的根基，搞好起重机厂是没一点问题的。如果在十年前，倪静涵厂长退位时，张定明就顺利接班，没有出现工程师厂长、民选厂长，以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理想和激情，张定明不会是十年后的结果。最终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是他成了双轨制的牺牲品。当时，国企改革停顿，而乡镇企业兴起，乡镇企业没有能力造主机，只能造零部件。国企死板的分配机制与灵活的乡镇企业分配机制进行业务合作时，乡镇企业的寻租空间就成了张定明厂长倒下的陷阱。
不改革，他会循规蹈矩地干完他的任期，成为第二个平安退休的倪静涵；彻底改革，他可以成为市场化的总经理，搞好企业的同时，他成为拿着高薪走下职位的职业经理人也不会错，也是很好的归宿。问题在于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人，掌握那么多的资源、领导那么多职工、工作那么辛苦，还不如工厂围墙外曾经的农民——凭着几年时间用破旧的厂房、工厂淘汰的设备、聘请的几个退休职工，给起重机厂加工外协零部件而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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