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历史——兼谈新宋与窃明必读】-------------------
【按：对满清的基本看法本应该放到前言中叙述，考虑到话头比较敏感所以单独拿出来说两句。另外文章也谈到九哲对架空书的一点浅见，所以专门把《新宋》和《窃明》的作者提溜出来崇拜一下。文章比较枯燥，大家耐心看应当会有收获】
我时常想，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架空小说的作者对史实的不懈求真，又是什么力量促使着数以万计的读者ri夜追读呢？从一些书评中我隐隐感到，是那种驾驭历史的快感使我们共同深陷其中。
对于架空小说的展历程我大体了解一些，就我所知，网上的架空小说从《中华再起》始，到前段时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窃明》，完本作品已不下数十部，若算上没完本的恐怕要数以千百计了。综合网友们的评价，我觉得这些作品中就史实深度而言《新宋》与《窃明》当居前列，就人文的深度和文笔而言酒徒和阿菩的作品亦算得上佳作。我读《新宋》和《窃明》时间较晚，是在本书构思基本完成后才开始阅读的为此不得不更改前言。之前曾读过这两部书的开头几章，但感觉不行就没继续读下去现在知道原因了，新宋开头铺陈太多不合自己胃口，而窃明的开头是写给特定读者的，确实不知所云。
当确信这两部书都是ing品后，我开始认真阅读，而拜读之后自然是深深为之折服。怎么说呢，对于要写书的我来说，这两部作品就像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横亘在架空小说的地平线上，我辈只有仰望的份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吧。
我之所以推崇这两部作品，实为架空小说的特质所决定的。我们通过读架空小说可以得到思想上的熏陶、文学上的享受，以及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等，但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其他类作品亦然。但是独有架空小说可以使我们体味到那种驾驭历史的快感和改变历史的激动。——这大概就是她的生命力所在吧。
由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于架空小说而言ing当的史实和合理的逻辑推理比其他要素更为重要。这一点我在本书前言中也曾谈到。
由此出，我觉得《新宋》和《窃明》都是很好的作品，因为他们都做到了尊重史实以建立理xing的逻辑起点。具体说来，《新宋》的作者阿越是科班出身，文言和儒学底子厚而且写作态度犹如治学十分严谨；而《窃明》的作者熊猫对明末的那段特定历史很有心得，让现代人通过小说仿佛进入到那个光荣与痛苦交织的特定时空。
架空小说其实就像盖高楼，史实是地基，逻辑是墙柱，文笔是内部装修。尽管《窃明》在细节处理上有些许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丝毫不能影响其成为一座高楼大厦，众多粉丝的支持以及出版便是明证。负责任地说，《窃明》是笔者所看过的对冷热兵器过度时代的战争过程及场面描写最到位的小说，小说贵在真实感人，历史架空小说亦是如此。和《窃明》仅以目前章节论相比，《新宋》的铺陈更为宽广，从九五至尊到布衣百姓五光十sè的人物无不跃然纸上；历史使命也更为宏大，阿越恰到好处得站上思想和文化的制高点，以石氏儒学经世治国义理方面的论述若能再多一些则更佳。《新宋》全书配合准确详实的历史资料，使读者在小说中仿佛看到中华文明灿烂的新千年，架空至此，夫复何言！两书中具体ing彩之处兹不详论，有心一读的朋友直接去看就是了。
我在这里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面对历史的问题。作为现代人我们都看到并切身感受到中华文明遭受的苦难，远有蒙元、满清的奴役，近有民国以来的倭国入侵。如果说蒙元、ri寇因为统治时间短问题不是太严重的话，那么满清近300年统治而又恰逢近代西方文明大展之时，其危害磬竹难书。然而有清一代，皇帝多勤政，而且于中华文化颇多认同。如此，我们该如何面对这段难以名状的历史呢？
若说《新宋》属于完美历史的架空，《窃明》属于真实历史的架空，那么我想任何一本以清代为背景的架空都可说是直面历史的架空。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可以匹敌《新宋》《窃明》这样的划时代的清代架空作品。九哲之所以愿以蚍蜉之力为之或许正在于此吧。
回望明末的历史拐点，崇祯为取小义而舍大仁使我中华文明在变革的前夜被打断，此千古之大不仁也。有清一代虽有开疆辟土之功，有制度变革之能摊丁入亩等，但更有文明倒退之实、道德败坏之耻。奈何造物弄人，天不佑我中华耶！西元1789年，当大清王朝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歌舞升平中时，法国大革命颁布人权宣言，英国人瓦特明出高效蒸汽机。从那一刻起，大清国便被历史判了死刑。一个是矛盾交织的东方古国，一个是蒸蒸ri上的西方文明，在其后的百余年中，伴随着无数次所谓的“冲击和反应”，我们陷入了痛苦和屈辱的深渊。
思考历史是为了更从容地面对现实。世界展了，民族融合了，科技进步了，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依然存在。现在的我们该以怎样的理念去架空清朝呢？谈到如何架空清朝，其实，其核心就在于怎样看待清朝的正统xing和正当xing。
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清代是否为华夏正朔始终存在不同观点，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孟森教授和钱穆大师。大师的话自然各有各个的道理，但九哲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本不当争论的问题。
凡是认为清代为华夏正朔的学者大多有一个特定的语境，那就是为政治服务。九哲也觉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清亡后西方国家曾蛊惑xizàng、外立，如果认可“清代为华夏正朔”那么这些蛊惑必然不攻自破，就会省去很多现实的麻烦。
但如果剥去政治外衣，纯粹就历史的真相而言，这是一个根本无需争论的问题。满清政权是一个建立在汉族聚居地区以及周围地区之上的军事ducái统治集团。尽管ducái者本人从自身利益出，间或表现出“仁慈”的一面，但其本质是一以贯之的。
对这一结论的诠释非九哲力所能及，这里仅简单列举一个海外汉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从而稍微加以说明。
通常认为满洲人成功统治二百多年的关键在于被先进的中国文化所同化，但实事恰恰相反，没有完全被汉族同化的满洲认同才是满清统治成功的关键。满清统治者所愿意接受的是阉割后儒家文明，而他们也极尽阉割文化之能事。
一方面他们使传统的华夷观走向“机能xing”或者说“功利xing”，以为自身的统治提供合法的依据；另一方面，他们决不放弃强调武艺和质朴生活的“满洲之道”质朴在这里可理解为不接受儒家文明教化的意思，而为了使儒教的普遍主义和固有的民族认同两者和平共处，只能进一步歪曲正统的“华夷观”。
一代宗师牟宗三先生曾说过，刘蕺山之后再无中国人。此话虽不无偏颇，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中华文化荼毒之深，对民族ing神扭曲摧残之重。
杜车别大大作为九哲特别敬佩的民间学者，始终在为还历史的真相而努力。他对“明清易代”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这里我谨引用杜大的一句话来为本文增sè，同时这也是写作本书的思想基点之一：中国可以不是汉族一个民族的中国，但中国绝不能是建立在对汉族大规模屠杀，对汉人极尽歧视压迫排挤提防之能事基础上的中国。中国可以不是汉族一个民族的中国，但中国却必然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国家。谁否认这个事实，不正视这个事实，谁就是在自欺欺人！
按照杜大的观点，今ri的我们应当正视历史，继往开来，九哲深以为然。因为一个民族只有做到“正视历史，继往开来”，才能心如明镜，以史为鉴，才能不断创造出更加先进，更加灿烂的文明。
-------------------【《逐清》自序】-------------------
有深度的架空小说除了令人愉悦，往往还会带给读者一种震撼的感觉。
通过《窃明》，九哲第一次知道了毛文龙，知道了金庸笔下的袁督师不过是小说家言，更知道了战斗的伤亡并非总是以千、万计的；通过《新宋》，九哲了解了王安石和历史上熙宁变法的另一面，了解了那个开明时代的社会风貌，也第一次知道了《9秋公羊传》是怎样重要的一本书。
九哲虽然在知识结构和文笔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写不出什么ing品，但却也无意去写一本过度yy的历史架空书，所以才选择了晚清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这个时期矛盾交织、史料丰富，有的写。
历史上的晚清是一个太过于黑暗，太过于痛苦的年代了，乃至那些悲剧作家们都不愿意去直面这段历史，直面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们。
但就是在那样一个人xing扭曲的时空里，中国的士大夫们依然薪火相传，竭尽全力以天下苍生为担当，在如夜般漆黑的近代史上留下点点星光。
这其中，魏源、徐继畲、曾国藩、江忠源和郭嵩焘五人是九哲在本书中将要着力描写的。这五位清朝的大臣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缺点和不足，但却丝毫不能掩盖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印记。
魏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他的这一观点影响了之后的一百年；
徐继畲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那本《瀛寰志略》成为以后几十年的启蒙书籍；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最接近“三不朽”的人，他体悟到程朱理学的ing髓，堪称晚清士大夫中的楷模；
江忠源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堪称“国士”的人，若非英年早逝谁敢说终结满清统治的不会是他呢？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他的那句“流放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诉说了时代的不幸，也时刻ing醒着后来人。
五人中，除了徐继畲外，其他四位都是湖南人。有人说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拉帮结派”的功劳，所谓时事造英雄是也。不过九哲觉得真正的根底却在于绵延千年的湖湘经世学风。
湖湘学派由集宋学之大成的胡宏创建，主张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为方针，反对“争驰功利之末”。千年之后，这一特有的治学态度使得湖湘学子在世风ri下、学术凋敝的晚清时代，仍能保持一颗淡定的学子之心。从而走出了像魏源、曾国藩、罗泽南、刘蓉这样的真正儒者。
本书的第一部叫做《逐清》，主要描写主角兆华推翻满清政权的过程，并无意于在文化方面过多着墨。但推翻满清却正是要仰赖以曾国藩和江忠源为的一批湖南士人，因为只有在湖南才能找到逝去已久的古儒之风。
主角兆华在书中的身份是满清咸丰帝，所做的事情是推翻满清统治，这看似矛盾的两件事背后却是一个神秘的任务。正所谓，推翻满清，约期三年。兆华只有在三年之内完成他的任务才能重返现实社会。
一块万年古玉的存在使得兆华不敢贸然选择激进的方式完成权力转换，更不敢用秦二世、隋炀帝那样的方式搞垮一个帝国。他所能做的就是利用上位者的优势，在各种复杂多变的利益集团之间展转腾挪，折冲樽俎。他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扶植起曾国藩为的经世派汉臣，要果断切下河工、漕运和盐政这三大社会毒瘤，更要削弱满洲统治阶层的权力和地位，还要撒播下实业兴邦的种子。
三年时间，不长不短，推翻满清却也足够。本书重在史实分析和逻辑推演，所以更多的是庙堂之上的口舌之辩。同时，九哲也力主还原一个真实的晚清社会，还原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
林则徐是英雄还是莽夫？琦善是否卖国？清朝皇帝为什么害怕洋人进京？鸦片到底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危害？近代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又是什么……，这些都能从本书中找到答案。
总之，九哲希望这本书在展现架空故事情节的同时，也能带给大家一些知识和思想上的收获。
寥寥数语，是为序。
九月二十四ri夜
九哲于家中
-------------------【清代政治浅析钱穆】-------------------
一、制度与法术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有满洲部族的私心处罚，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zhèngfu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ziyou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ziyou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ziyou。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义。现在我们不妨照西方人的思路来略一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主权究竟在哪里。我们依照历史现实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主权，不可能cāo在一个人手里。若有一个人把这主权cāo在手，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譬如西方吧！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俄国的沙皇，有许多贵族家庭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贵族在支持其皇权。所以皇权政治，或者把此权分掌在贵族，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我们可以说，一种是贵族政权，一种是军人政权，而往往这两者间又不容易区分。因为贵族大半都是军人，军人掌权，也就成为贵族乐。今天批评西方minzhu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当然英美社会上有许多工商大资本家都在拥护这政权。而自身则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以上所说，神权皇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说是军人政权吗？我们也看不出汉zhèngfu以下，是由军人掌握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吗？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zhèngfu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zhèngfu，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现在再问中国政治何以特地会展出这一种制度来，把政权交付给一辈读书人，士，而存心防止贵族军人与富人穷人的一切专政呢？这便该进一步说到中国的政治理想之重职责而不重主权之一点上。此属政治思想的范围，但制度与思想实为一体之两面，故附带在此述及了。
现在再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虽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zhèngfu，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若说从来中国的读书人便全怀私心，要由他们来控制整个国家，这些话便无根据。因为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像满洲人蒙古人般。毋宁可说是在政治制度下来奖励读书人，扶植读书人，而非社会上有一种特定的读书人来攘窃政权而存心把持它。只从东汉末年起，读书人形成门第，此后魏晋南北朝，我们也可说这时期是一种门第政权，当时的政权差不多全cāo在大门第手里。但在当时，实也没有特许门第来控制政权的制度。在当时制度上，则仍只是要把政权托付给读书人。但在社会情势下，则读书人全出于门第，因此门第在政治上便占了权。此乃一种社会趋势，政治积习，而当时制度却也没有特地用心用力来矫正它，如此而已。一到唐代，公开考试，把政权再开放，于是门第推翻，仍回复到士人政权的旧传统。今天我们则要讲全民政权，国家主权应在全体民众，这也可说是我们的理想。但若要真待全体民众集合起来掌握政权，这事还是不可能。这里面仍不免或以资产阶级为中心，或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或再有别的新方法，来代表着全民。如主张有无产阶级专政，即其中之一例。若真要由全体民众来掌握政权，这仅是一理论。今天西方minzhu国家的政权，说他们是代表全民的，则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也何尝不可说是代表着全民。读圣贤书，讲修齐治平之道，由国家加以考试，量才录用，此辈读书人的意见，就可以代表全民，这是中国的理论。此刻西方则必待大家选举，中国人则用一种公开的考试制度，这是方法的不同。双方的理想，何尝不同在想法挑选出可以代表全体民众的人来组织zhèngfu掌握政权呢？若照此说法，则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早就开放了，所以中国人一向便不讨论zhèngfu主权该何属。西方zhèngfu的开放政权来得迟，因此他们老是在争执政权该不在你们而该在我们，该不在皇室而该在民众，这是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上偏重主权论之所由来。中国历史里的传统政权，据我上面历次所讲，早已不在皇帝了。皇帝个人，并不能掌握政权，仅至明代废了宰相以后，皇帝在zhèngfu的权是特别的重了。但也并不是在当时政治制度立，把整个主权交付给皇帝，皇帝也并不能说国家属于我。中国皇帝向来没有讲过“朕即国家”这句话，即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都不敢讲。单只是皇帝代替了宰相，那仍是制度上的改变，不是理论上的翻新。只有部族政权，才始是把另一批人来代替读书人，那便是元代的蒙古人与清代的满洲人，他们才是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握人。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则该是部族，而仍非皇帝。我们明白得这一点，才可来讲清代的制度。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zhèngfu
甲、清代zhongyāngzhèngfu
上面说到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清代政权，始终要袒护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这便是这一政权之私心。在这种私心下，他就需要一种法术。所以我们说，清代政治，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
乙、清代地方zhèngfu
在明代，布政使是最高地方长。总督、巡抚非常设，有时派出，事完撤销。清代在布政使上面又常设有总督与巡抚，布政使成为其下属，总督、巡抚就变成正式的地方行政长了。这种制度，还是一种军事统制。如是则地方行政从县到府，而道，而省，已经四级。从知县到知府，到道员，到布政使，上面还有总督、巡抚，就变成为五级。可是真到军事时期，总督、巡抚仍不能作主，还要由zhongyāng另派人，如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之类，这是皇帝特简的官。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满洲军队称八旗兵，为国家武力主干，全国各军事要地，都派八旗兵驻防。下面的绿营，说是中队，实际上率领绿营的将领还都是满洲人。这两种军队，饷给是显分高下的。各省总督、巡抚，差不多在原则上也只用满洲人。中国人做到总督、巡抚封疆大吏的，虽也有，却不多。至于中国人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二百多年间，只有一个岳钟麟。到了太平天国之役，满洲人自己实在没办法，曾左胡李，替满洲人再造中兴，从此封疆大吏，才始大部分转到中国人手里。然而甲午战争失败前后，封疆大吏，又都启用满洲人，中国人又转居少数了。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
丙、清代的各禁区
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zhèngfu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我们已讲过：满洲人是吉林长白山外松花江畔很小的一个小部族，满洲并不就是东三省。辽河东西两岸，秦以前就是中国的土地。战国时代属于燕。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东边直到大同江。无论如何，清代奉天一省，两千年前，早就是中国的。两千年来，也一向是中国的。清代把它划出去，做他们的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人才可以出关开垦。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因为台湾由郑成功经营以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不许福建人私渡。这是为了管理不易，和关东三省的留作退步者不同。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这也是中国地方，清朝又把它划成为禁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因为这些地方接近蒙古，他们的目的，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这也到了光绪末年才开禁。第四个禁地是xiniāng。因此地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能到那里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随便去xiniāng。因于满洲人这些私心的法术，在中国境内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许多特殊区域。所以这些地方，有的是荒落了，有的则开的特别迟。而中国人也认为所谓中国者，则只是当时的本部十八省。其实就传统历史范围言，则全不是这回事。
子、清代的军机处
到雍正时，又在内阁之外另添一军机处。清宫里的文华殿、武英殿，这是内阁学士办事的地方。雍正又在三大殿背后，另设一个军机处，这就是所谓的南书房，这只是一所很小的屋子。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出。后来变成习惯，zhèngfu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顾名思义，内阁还像是文治，而军机处则明明是一种军事统治的名称。既然最高法令均属于军机，当然只能说它是军事统治了。不过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里挑选出来的，在内阁大臣里挑几个出来到南书房协同皇帝办事，如是，皇帝可以不再到文华殿武英殿商量政事，而只在军机处秘议。所以实际上清代的军机处，也就等于如明朝般，皇帝不出宫来办事，只在里面找几个私人商量。不过清代皇帝比较地聪明，他们鉴于明代太监当权而招亡国之祸的覆辙，所以不在里面找太监，而向外面调大臣。但从制度讲，二者间还是一样。太监也罢，军机大臣也罢，反正都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算不得朝廷的大臣。我们上次讲，张居正第一不应有权径下zhèngfu最高的命令；第二不应要人报皇帝的公事也报他一份。一个长和其秘书，只算是同一个机关。张居正要人家把公事一份送皇帝，一份送内阁，这便是不合理。倘使张居正正名定义是宰相，那些公文又只要送宰相，不须再送到皇帝。所以从制度论，张居正的办法终是讲不通。清代军机处向六部尚书大臣及各省督抚直接下命令，这些出的命令还是皇帝的。因为zhèngfu最高出命权属于皇帝，军机处不过是皇帝御用的秘书，实实在在只是皇帝的一个“南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