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想听大人们开会，可接连三天都没有开会的消息。到第四天，我终于盼到了开会，我和邹永哥还有潭老表，天未黑就端着板凳到会场等候，邹永哥的爸是社长，他给我们说这几天工作组的人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今晚言的人很多，他都要给提意见。
到第二天起床时，李倩倩才告诉了王显大老总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一消息真把王老总吓得不轻，赶快向李倩倩赔礼道歉。可李倩倩摸了摸他的脸说：“看把你吓成这样，我还以为台湾男人有多大的胆呢！放心吧，你是我们这个穷县的大救星，我不会为难你的，只要你听我的话。”说完后又亲了亲王大老总。
第二天，王遗找出了一套没有补过补丁的还有点新的中山服，穿在身上格外的精神。他向院长请了一天假，也是生平第一次请假。王遗要进城了，虽然土改后是第一次进城，但他毕竟是大学生，还有一个有钱的大学生妹妹陪同，因此，王遗进县城后很快就找到了县政府对台办公室。
虽然龙门村是一个穷村，但住在“龙”腹心之地的姓王的人家也还算殷实。家有几百亩良田，一个不大不小的酒厂，主人王选还是的保长。这王选相貌平平，有一妻一妾，都是百里挑一的民间美女。可大儿子王遗长得高大魁梧，在重庆读警官大学。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正在这时，邹永哥找到了我，他身体在抖。他拉住我的手叫我陪他回家，我俩便悄悄地溜走了。在我家藏了很久他都不敢回自己家去，生怕被工作组的人弄去批斗。我父亲回来后给他说没事了，还说我们贫下中农再提什么都没事，今天打的都是成分不好的人。只可惜不该把李老师打成右派，多好的一个人啊，书又教得好。邹永哥才悄悄地回家睡了，后来听他说他油灯都没敢点，他真后悔提了那些意见。
后来，听说林菜花死了，是她从树上被放下来后一个人在回家的路上跌下岩死的。也有人说是她跳岩而死的，不管怎么死的，那时是不会有人去过问一个“坏人”的死活的。
若干年后，共和国又搞了“一打三反”运动，那时我又被大队抽调到专案组，主要负责写材料。一天，雨下得很大，在我门前却出现了一个拄着竹棒全身湿透的老者，我走近一看原来是李老师。我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又老有瘦，背驼了，头也花白了。我把他请进屋，他说他被生产队的人冤枉了，我叫他回去等后，我会帮他弄清楚的。然后，他才无可奈何地走了。
我看了他们生产队报的材料才知到他被打成右派后回家管理生产队的面房，说他利用权力贪污了八百斤挂面。一个管帐先生怎么会贪污得了挂面呢？挂面是由保管员锁住的。我和治保主任到他们的面房仔细查了查帐，原来他的帐算错了八百斤，可挂面还在库房里，怎么就叫贪污呢？我俩找到了他们的队长说明了我们调查的结果。他们的队长却说他知道李老师是清白的，可是有几个人想把他整倒好替换他管面房，李老师的冤案这才洗清了。
可见一个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后道路是多么艰辛啊！我在感叹李老师的不幸时，没想到治保主任给我讲述了李老师被划右派的过程。
原来在“大鸣大放”时，李老师可是一言不的。后来被辜组长逼得下不了台，也言了，但尽说的好话。辜组长又开导他说：“你在解放前都当过几年教师，你算算那时的工资买到的东西多还是现在你的工资买到的多？”李老师回答说：“说实话，那时的工资能买到的东西是要多一点。”这句话就是李老师被划成右派的“今不如昔”言论的钢鞭材料。并且小学一共就只有七个老师，必须要划一个右派，只有李老师的成份最高——上中农，这个右派名额非他莫属。治保主任还说有个村的划右派举手表决，有个人平时和大家关系不好，就被选上右派了。有的工作组没能划出右派，就解散了，各人回家种田了。
辜跃前组长凭着运动经验，官运亨通，后来当上了区委会的宣传干事、区委书记。
后来到了文革时期，辜组长晋申到团省委。文革结束后，又到了省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当经理。想不到这样革命的人在改革开放时期竟因贪污公款上千万逃到加拿大，其儿子也因贪污巨款被“双规”
到了公元1977年，共和国迎来了新时期。拨乱反正，先给受了二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右派平反。许多被划成右派的人都先后被摘去右派帽子，并落实政策：回原单位工作，补工资。电影《天云山传奇》在全国滚动放影，一时间国人都同情右派为右派鸣不平。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领导职位都交给了过去的错划右派。苦命的李恨天也终于盼到了揭“帽”的日子。那天，他去到区上听了平反的文件，顿时就和老右派们抱头痛哭了一场。全区十多个右派，半数是教师，特别是邻村小学的吴长鬼激动得大唱大跳起来。末了，他还办了所有右派老师一顿招待。在举杯时，他慷慨激昂地说：“大家高兴起来吧！我们的机会来了，振作起来吧！夺回我们二十年的损失的时候到了。”
李恨天没有右派帽子了，走路倒有些不自在，总觉得头很轻，脚也很轻。一路上晃晃悠悠的，那过去的被批斗，被学生追打的往事总在面前晃动。回到家里才觉得塌实了些。这晚，他想得很多，几乎彻夜未眠。
没过几天，小学校长刘一亲自来请他回学校。还为他开了个小小的平反会，又吃了一顿团结饭，就算我们的李老师恢复工作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