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路上他说：“大为啊，我在厅里也这么多年了，有一条做人的原则就是要看得惯，有人把钱成百上千地往河里扔，你也要装作没看见。他不是傻瓜，他扔总有他的理由。你不明白那点理由，千万别跳出来说浪费了浪费了。总之你不能说，你说就是你错。想通了这个道理，就心平气和了。”我说：“我以后要学会做人呢，跟你学。”他没听出其中的意味，说：“没人商量也可以跟我来打个商量。”快到厅里了，他说：“大为你是不是走一段路过去算了，免得别人瞎想。我开始不上去找你也是怕别人瞎想，厅里的人一个个眼睛都尖得很。”我说：“想象力也不错。”我下了车，他开了车前面去了。
于是我想找个机会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有了那点勇气。失去身份的恐惧和焦虑折磨着我，我必须开口说话。没有身份就没有原则，也没有责任，那太可怕了。作为一个小人物我没有身体的自由，上班时去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可以。但我还是应该坚守心灵的自由，这比身体的自由还重要。我必须开口说话。在又一次党支的民主生活会上，在别人都发言之后，我觉得那些发言都不痛不痒不过瘾，空空泛泛，连皮毛也没触及到。于是我说：“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马厅长鼓励地望着我点头，见我还犹豫就说：“我还是那句话，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于是我就说了，先说到去宾馆起草文件，再说到小轿车，把帐都细算了，最后以医务工作者的人道情怀作结，我觉得自己分寸把握还算好，光说事情，没提到任何人。说完以后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一个人来应和我，丁小槐做出了吃惊的表情望着我，嘴角含着一丝笑意。会场沉静了好一会，这种沉静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终于马厅长开口说：“小池能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还是值得肯定的。大家讨论讨论，有相同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说，真理越辩越明吧。”又看看表说：“我还要到省政府去一趟，徐师傅在下面等我了。”就去了。刘主任说：“小池的动机还是很好的，可是考虑问题是不是可以更全面一点？比如说车，厅里养这几台小轿车是要花不少钱，可方便了工作，提高了效率，这种价值就不是那点钱可以衡量的了。”丁小槐马上接上来：“大为看事情可能有点偏执。厅里才有十来台小车，我看并不多。隔壁化工厅的车比我们多好几台。也就是厅里的领导考虑到我们厅里的工作对象都是病人，特别是那些赤脚医生什么的，花钱的事太多，拨款又不足，才采取了节约的原则。”又有监察室郝主任发言说：“我觉得小池的发言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针对谁呢？领导考虑到厅里房子紧张，宁可自己每天跑也不愿来挤着同志们，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他越说越激动，拳头往下一砸一砸的几乎敲到桌子上去了。我实在忍不住说：“你算过帐没有？一辆好车一年前前后后耗掉的钱，建一套房子都绰绰有余了。”他把拳头砸到桌子上说：“强辩，还在强辩！”明明是他强辩，反而理直气壮说我强辩。世界上的道理能这么讲，那世界还是个世界吗?会场的气氛使我不能再往下说，而必须接受他对我的评价，这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又有几个人发言，最令我心寒的是，连关系那么好的小莫都发了言，说我的不是。最后，连我都觉得自己是太片面太冒失也太没有道理了。刘主任说：“大家的意见，我想小池还是会考虑的。当然他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一时想不通可以慢慢来吧。”就散了会。丁小槐一脸兴奋，出了门就吹起了口哨。
晚上我对小袁说：“马厅长的套间是不是退掉？一晚一百几十块钱，差不多我一个月工资了。”他说：“这点钱就把厅里捣腾穷了吗？小农意识！万一他又回来，你去交待？”接下来的一晚马厅长也没睡在宾馆，可套间一直没退。我心里很不安，厅里有钱也不能这么化成水吧！我是有小农意识，我在山村过了十年，知道山民是怎么活着的，我忘不了那种极度的贫穷和艰难，人总要讲点良心。可是从乡间出来的人有这种小农意识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想着屈文琴不会再来找我了，这样也好。可又过了几天，心里似乎又盼着她来，觉得自己对她的愤恨并没有什么充分的依据。这样想了马上又否定自己的想法，翻来覆去对她到底是有怎样的感受，自己也搞不清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屈文琴来了，见了我说：“出差去了。”我说：“到省人民医院出差？”她一笑说：“你都知道了？我怕你不愿意去，就代替你去看了看。”我马上说：“那我还要谢谢你。”她说：“大为你别用舌头砸我。其实我知道你怎么想的，是个领导吧，你走勤了走近了就怕别人心里怎么看你。其实你也没必要那么想，别人都把这看成正常的。人家是领导，是领导就能解决问题，谁赌一口气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有什么用？我理解你，那你也理解理解我。总不能让问题还悬在那里，两个人都硬撑着这张脸吧。”想一想她说的句句都还在理上，她无中生有套上了关系，那是她的本事，也是为了我好。这样我心里就没了怨气。
我在车里憋了一口气，回到厅里下了车，我就把路上想好的话对丁小槐说：“还不去医院？你妈妈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星期天，哪里知道你就这么忙？”丁小槐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显然没估计到我会主动来惹他。他笑眯眯地说：“谢谢你的关心，我替他老人家在这里谢过你操心了，别人的事也操了这么多心。”转身去了。我愣在那里，心里对自己说：“还是不行啊你！要挑战就要把前面几步棋想好，还要把拉下脸来的勇气准备好。你行吗你？”我是君子，我没有那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我脸皮薄。哪怕做个小人吧，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办公室三张办公桌从窗边排到门边，临窗的是刘主任的。前天刘主任告诉我，袁震海调到医政处当副处长去了，他的办公桌归我，是中间那一张。我见丁小槐坦然地坐在那里，就拉一下抽屉给他一个暗示，谁知抽屉是锁上的。丁小槐说：“那是你的。”手往后面一指。怎么过了一个星期天桌子搬了？看来他周末并没闲着。桌子的排法也有点意味，靠窗的光线好通风好，当然是刘主任的，然后按身份排下来。说起来坐在哪里也一样工作，可位子的位置不同，那种感觉就不同，这点小小的不同就可以带来很多不同，甚至是很大的不同，至少在人们的印象中，谁在前谁在后就从这里看出来了。想着丁小槐是这么一个牛角尖也要钻一钻的人，看着他的后脑勺，越看越不顺眼，总觉得有说不明白的不对劲。我池大为还没堕落到要跟他来争这点鸡屁眼事的地步吧。丁小槐站起来把热水瓶摇一摇，瞥我一眼，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说：“我去打水，我去。”下了楼我心里疙瘩着，不说学历说资历吧，我还比他高一届呢，他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又恨自己心太软，就坐着不动装不懂，他拿我杀肉吃？这么一接手，就接上手甩不脱了。提两瓶水累不死人，可那一瞥的眼神实在太难看了。这时丁小槐也提了两只热水瓶来打水，不用说是隔壁马厅长办公室的。提开水还分了贵贱？可笑！我就不相信马厅长会因为这两瓶开水对他另眼相看我回到楼上刘主任已经来了。他说：“打开水去了？好。”他这么一说，以后这事就由我承包了。我拍一拍身边的桌子说：“我坐这？”心里希望他说话把桌子调过来。他说：“怎么，换过来了？”又笑一笑说：“算了小池，算了。”我也只好算了。
我就是在那一年出生的。父亲怎么也想不到，那几分钟的对话，要以几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在六一年，爷爷又气又病还吃不上饭，饿死了。我从小就生长在歧视的眼光之中，六一年我四岁，整天饿着向大人要吃的。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大人都得了水肿，而我常常是坐在门坎上碗不离嘴就把一碗饭吃下去了。“文革”来了，父亲挨了斗，戴着尖尖的纸帽，敲着一面铜锣游街。那时我在读三年级，我迷惑了。难道父亲不是好人吗？好人怎么会被游斗呢？不是好人他怎么常常告诉我要做个好人？那时我心中装满了“黑帮”和“潜伏特务”一类的词，真不敢把这些词与父亲联系起来。同学们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我就恨不得找一道地缝钻进去。后来人们就忘了他，抓活老虎走资派去了。那时朱道夫常到我家来和父亲说话，两人同病相怜。六七年底，《人民日报》登出了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时朱道夫突然站出来揭发了父亲，说父亲讲了怎样的反动言论，而自己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引蛇出洞，让池永昶充分暴露活思想。这样父亲就下放到深山之中的小村三山坳来了。而母亲，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带着五岁的妹妹离开了。朱道夫因为揭发有功，就留在县城了。没有人比我们更懂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几个字的沉重份量。我读了初中，尽管成绩优秀，仍不能升高中，回到山里成了一名社员。而父亲他倒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了远近闻名的乡间医生。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所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这天我到图书室跟晏之鹤下象棋，管理员小赵交待我们走的时候把门关上，就下班去了。下了两盘是一比一，我说：“明天再下。”他说：“三打二胜决个输赢。”第三盘输了，我说：“这几天是心里比较乱才输给你了”。他说：“像我这样心如止水，安得其乱？棋盘往眼前一摆，虽南面王不易也。”我说：“要达到你的境界，那我还要修炼。第一要不想世界，世之清浊与我无关。第二要不想自己，进入无知无欲的状态。”他说：“小池我跟你就事论事，你这样下去很危险，想有知有欲也只能无知无欲，机会不会到你跟前来。”我说：“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危险在哪里，想着自己怎么都没有错，结果还是错了。”他说：“怎么都没错，那是你个人的想法，结果还是错了，那是世界对你的评价。你能把世界的扭过来?”我说：“我的事情您也知道?”他说：“知道一点。”我说：“厅里也难得找到一个可以说话不设防的人。”就把事情前后都跟他说了。他听了说：“小池，你错就错在违背了基本的游戏规则。卫生厅是一个圈子，圈子里有一条基本的游戏规则。刘主任说你不全面，丁小槐说你偏执，郝金贵说你有针对性，徐师傅要你看得惯，小莫要你装瞎子聋子，都是在说这个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就是要站在掌实权的那个人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这个人姓张三李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掌了实权，财权，特别是人事权。厅里谁不想进步，有了进步才会有一切。但谁能让你进步或者进不了步？总理吗？省长吗？都不是，就是那个在厅里签任免文件的人。那是命根子啊!你那么去看问题，你就全面了，不偏执了，就没有动机不纯的针对性了，就看惯了，也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我说：“那我就没有自我了，没有自己的想法了，就变成人家需要我成为的那个样子了。”他嘿嘿笑着说：“那你还想成为什么样子？你面前不是一个人，是一条规则，如果是一个人，换一个人就改变了一切，是一条规则，换了谁也不行。你池大为本事天大改变了一个人还改得了一条规则？一个人哪怕你是个知识分子吧，也只能顺势而为，这个势是什么你总是明白的。孔子说君为臣纲，蒋委员长说一个党一个领袖，文革前说驯服工具，后来又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都是在说这个游戏规则。你违背了规则肯定碰壁，碰了壁你不要怨任何人。”我垂了头沉吟半天说：“那人不太可怜了？”他说：“想不可怜，就升到那个位子上去。”又说：“小池，你不要跟在我后面跑，我年轻的时候恃才傲物，一辈子碰得头破血流，晚景堪怜啊！你吧，想得通要想通，想不通碰破了头还是要想通。我一辈子的经验就是不要做瞎子，要把事情看清楚，也不能做聋子，该听到的信息要听到，但是要做哑巴，看到了听到了心中有数就行了，可千万别张口说什么。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的错!”我叹气说：“我得想想，我真的该好好想想。”事后就把事情反复地想了，晏之鹤他说的都是实话，一个聪明人应该那样，不做瞎子聋子，但要做哑巴。可是连我也学聪明了，那还谈什么良知责任？何况还要付出自尊的代价。想过来想过去也想不出一个所以然，于是明白了人生并没有什么最好的选择，任何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全部的问题是自己愿意付出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