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经
金锁记
姑姑语录
重生成触手怪小说5200
这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沈从文和张爱玲们的“复出”会获得那么热烈欢迎的原因。特定的政治使现代文化的那一套文学想象的某些方面恶性膨胀，这种膨胀已经将社会的文学创造力窒息得奄奄一息，在这样的时候发掘出《边城》和《传奇》这样充满生气的作品，人们当然要觉得兴奋了。读者的口味越是被《金光大道》之类的作品败坏无遗，沈从文和张爱玲就越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如此，与其他的“出士文物”相比，张爱玲似乎是与那一套主流文学想象距离最远的一个。沈从文内心也深埋着悲观和忧郁，他并不相信所谓历史的进步，在这一点上，他正和中国的现代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悲观却常常还指向历史的变迁，指向人性的发展。在骨子里，他关注的依然是那套主流的文学想象。张爱玲就不同了，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她就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与沈从文相比，她的写作显然更富于个人性，她没有沈从文那么多的牵挂，她可以全神贯注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细致感受，她的表情是那么平常，在这一点上，连萧红都比她不上。而今天，整个社会正处于价值空虚日益深重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化所提供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想象，已经招致越来越广泛的怀疑。人们普遍对历史、社会、道德、进步、革命之类的大事情失去了兴趣，而愈益珍重自己个人的具体的生活。在这样一派消沉的精神氛围里，张爱玲自然会特别引起广泛的共鸣，书贩们将她的文集与形形色色的休闲书刊并列在一起，正凸现了这份共鸣的病态的一面。她更为置身于这种氛围的年轻的作家们，提供了背向历史的写作榜样，也就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摹仿者了。这些摹仿者未必能领会她作品中的无以名状的悲凉，但可以学用她那样的兴致盎然的笔调来咀嚼日常的生活，这样的咀嚼或许可以使作家和读者都感到心安，在经历过信念破灭的大惶惑之后，他们感觉自己重新踏着了坚硬的地面。张爱玲笔下的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正为人们坚守这个感觉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张爱玲不是过去式
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张爱玲也还不是张爱玲。她与一切同在，却并不同于一切。张爱玲能体谅天下人的情感，这种体谅就是她的情感；而她的情感不限于体谅。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常常看见她也有所感动，甚至落泪，但是读的时候很容易就视而不见，因为她的感动与我们的不大一样。大家容易感动之处，比如儿女情长，乃至生老病死，她对此只是怜悯；她感动则在别人顾不上、达不到或不懂得 也许干脆说就是麻木罢的地方。比如：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比较还是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somerthetmaugham写的东西她顶爱看，李涵秋的《广陵潮》，无虚我生的《泪珠缘》，她从前也很喜欢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somerthetmaugham的影响很多，但我却认为上述各作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都有点。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她的痛苦到了顶头，，可是没完。只换了方向，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忿懑变成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她眯缝着眼望着儿子，“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多怆痛的呼声！“……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于是儿子的幸福，媳妇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作恶毒的嘲笑，好比公牛面前的红旗。歇斯底里变得比疯狂还可怕，因为“她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凭了这，她把他们一起断送了。这也不足为奇。炼狱的一端紧接着地狱，殉体者不肯忘记把最亲近的人带进去的。
野蛮总裁索爱记sodu
后来我送她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我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一九七○年开始，爱玲给我所有的信件昨天刚刚重温了一遍，在中心那年向我诉苦的信特别多。偏偏那年中共政府没有倡用什么新的术语、口号，世骧后来看到爱玲那份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更不幸的，一九七一年五月世骧心脏病猝发不救，爱玲在研究中心更无靠山，一年期满解聘是必然之事。爱玲到了柏克莱后，水土不服，老是感冒，决定搬居洛杉矶地区，气候温暖，身体或可转好。
張愛玲的《對照記》中有一張與李香蘭的合影，她自己坐著，李香蘭卻站在她身後，看起來頗有中國女作家大過日本小明星的味道。
那跑堂的已经去远了，没有听见。曼桢便道：“就在茶杯里涮一涮吧，这茶我想你们也不见得要吃的。”说着，就把他面前那双筷子取过来，在茶杯里面洗了一洗，拿起来甩了甩，把水洒干了，然后替他架在茶杯上面，顺手又把世钧那双筷子也拿了过来，世钧忙欠身笑道：“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等她洗好了，他伸手接过去，又说：“谢谢。”曼桢始终低着眼皮，也不朝人看着，只是含着微笑。世钧把筷子接了过来，依旧搁在桌上。搁下之后，忽然一个转念，桌上这样油腻腻的，这一搁下，这双筷子算是白洗了，我这样子好像满不在乎似的，人家给我洗筷子倒仿佛是多事了，反而使她自己觉得她是殷勤过分了。他这样一想，赶紧就又把筷子拿起来，也学她的样子端端正正架在茶杯上面，而且很小心地把两支筷子头比齐了。其实筷子要是沾脏了也已经脏了，这不是掩人耳目的事么？他无缘无故地竟觉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因此搭讪着把汤匙也在茶杯里淘了一淘。这时候堂倌正在上菜，有一碗蛤蜊汤，世钧舀了一匙子喝着，便笑道：“过年吃蛤蜊，大概也算是一个好口彩——算是元宝。”叔惠道：“蛤蜊也是元宝，芋艿也是元宝，饺子蛋饺都是元宝，连青果同茶叶蛋都算是元宝——我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财迷心窍，眼睛里看出来，什么东西都像元宝。”曼桢笑道：“你不知道，还有呢，有一种‘蓑衣虫’，是一种毛毛虫，常常从屋顶上掉下来的，北方人管它叫‘钱串子’。也算是想钱想疯了！”世钧笑道：“顾小姐是北方人？”曼桢笑着摇摇头，道：“我母亲是北方人。”世钧道：“那你也是半个北方人了。”叔惠道：“我们常去的那个小馆子倒是个北方馆子，就在对过那边，你去过没有？倒还不错。”曼桢道：“我没去过。”叔惠道：“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这地方实在不行。太脏了！“
从这一天起，他们总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三个人吃客饭，凑起来有三菜一汤，吃起来也不那么单调。大家熟到一个地步，站在街上吃烘山芋当一餐的时候也有。不过熟虽熟，他们的谈话也只限于叔惠和曼桢两人谈些办公室里的事情。
叔惠和她的交谊仿佛也是只限于办公时间内。出了办公室，叔惠不但没有去找过她，连提都不大提起她的名字。有一次，他和世钧谈起厂里的人事纠纷，世钧道：“你还算运气的，至少你们房间里两个人还合得来。”叔惠只是不介意地“唔”了一声，说：“曼桢这个人不错。很直爽的。”世钧也没有再往下说，不然，倒好像是他对曼桢发生了兴趣似的，待会儿倒给叔惠俏皮两句。
还有一次，叔惠在闲谈中忽然说起：“曼桢今天跟我讲到你。”世钧倒呆了一呆，过了一会方才笑道：“讲我什么呢？”
叔惠笑道：“她说怎么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只有我一个人说话的份儿。我告诉她，人家都说我欺负你，连我自己母亲都替你打抱不平。其实那不过是个性关系，你刚巧是那种唱滑稽的充下手的人材。”世钧笑道：“充下手的怎么样？”叔惠道：“不怎么样，不过常常给人用扇子骨在他头上敲一下。”
说到这里，他自己呵呵地笑起来了。又道：“我知道你倒是真不介意的。这是你的好处。我这一点也跟你一样，人家尽管拿我开心好了，我并不是那种只许他取笑人，不许人取笑他的……”叔惠反正一说到他自己就没有完了。大概一个聪明而又漂亮的人，总不免有几分“自我恋”吧。他只管滔滔不绝地分析他自己个性中的复杂之点，世钧坐在一边，心里却还在那里想着，曼桢是怎样讲起他来着。
他们这个厂坐落在郊区，附近虽然也有几条破烂的街道，走不了几步路就是田野了。春天到了，野外已经蒙蒙地有了一层绿意，天气可还是一样的冷。这一天，世钧中午下了班，照例匆匆洗了洗手，就到总办公处来找叔惠。叔惠恰巧不在房里，只有曼桢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面整理文件。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倒像个高小女生的打扮。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有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
世钧笑道：“叔惠呢？”曼桢向经理室微微偏了偏头，低声道：“总喜欢等到下班之前五分钟，忽然把你叫去，有一样什么要紧公事交代给你。做上司的恐怕都是这个脾气。”世钧笑着点点头。他倚在叔惠的写字台上，无聊地伸手翻着墙上挂的日历，道：“我看看什么时候立春。”曼桢道：“早已立过春了。”世钧道：“那怎么还这样冷？”他仍旧一张张地掀着日历，道：“现在印的日历都比较省俭了，只有礼拜天是红颜色的。我倒喜欢我们小时候的日历，礼拜天是红的，礼拜六是绿的。一撕撕到礼拜六这一天，看见那碧绿的字，心里真高兴。”曼桢笑道：“是这样的，在学校里的时候，礼拜六比礼拜天还要高兴。礼拜天虽然是红颜色的，已经有点夕阳无限好了。”
正说着，叔惠进来了，一进来便向曼桢嚷道：“我不是叫你们先走的么？”曼桢笑道：“忙什么呢？”叔惠道：“吃了饭我们还要拣个风景好点的地方去拍两张照片，我借了个照相机在这里。”曼桢道：“这么冷的天，照出来红鼻子红眼睛的也没什么好看。”叔惠向世钧努了努嘴，道：“喏，都是为了他呀。他们老太太写信来，叫他寄张照片去。我说一定是有人替他做媒。”世钧红着脸道：“什么呀？我知道我母亲没有别的，就是老嘀咕着，说我一定瘦了，我怎么说她也不相信，一定要有照片为证。”叔惠向他端相了一下，道：“你瘦倒不瘦，好像太脏了一点。老太太看见了还当你在那里掘煤矿呢，还是一样的心疼。”世钧低下头去向自己身上那套工人装看了看。曼桢在旁笑道：“拿块毛巾擦擦吧，我这儿有。”
世钧忙道：“不，不，不用了，我这些黑渍子都是机器上的油，擦在毛巾上洗不掉的。”他一弯腰，便从字纸篓里拣出一团废纸来，使劲在裤腿上擦了两下。曼桢道：“这哪儿行？”
她还是从抽屉里取出一条折叠得齐齐整整的毛巾，在叔惠喝剩的一杯开水里蘸湿了，递了过来。世钧只得拿着，一擦，那雪白的毛巾上便是一大块黑，他心里着实有点过意不去。
叔惠站在窗前望了望天色，道：“今天这太阳还有点靠不住呢，不知道拍得成拍不成。”一面说着，他就从西服裤袋里摸出一把梳子来，对着玻璃窗梳了梳头发，又将领带拉了一拉，把脖子伸了一伸。曼桢看见他那顾影自怜的样子，不由得抿着嘴一笑。叔惠又偏过脸来向自己的半侧面微微瞟了一眼，口中却不断地催促着世钧：“好了没有？”曼桢向世钧道：
“你脸上还有一块黑的。不，在这儿——”她在自己脸上比画了一下，又道：“还有。”她又把自己皮包里的小镜子找了出来，递给他自己照着。叔惠笑道：“喂，曼桢，你有口红没有？
借给他用一用。“说说笑笑的，他便从世钧手里把那一面镜子接了过来，自己照了一照。
三个人一同出去吃饭，因为要节省时间，一人叫了一碗面，草草地吃完了，便向郊外走去。叔惠说这一带都是些荒田，太平淡了，再过去点他记得有两棵大柳树，很有意思。可是走着，走着，老是走不到。世钧看曼桢仿佛有点赶不上的样子，便道：“我们走得太快了吧？”叔惠听了，便也把脚步放慢了一些，但是这天气实在不是一个散步的天气。他们为寒冷所驱使，不知不觉地步伐又快了起来。而且越走越快。大家喘着气，迎着风，说话都断断续续的。曼桢竭力按住她的纷飞的头发，因向他们头上看了一眼，笑道：“你们的耳朵露在外面不冷么？”叔惠道：“怎么不冷。”曼桢笑道：“我常常想着，我要是做了男人，到了冬天一定一天到晚伤风。”
那两棵柳树倒已经丝丝缕缕地抽出了嫩金色的芽。他们在树下拍了好几张照。有一张是叔惠和曼桢立在一起，世钧替他们拍的。她穿着的淡灰色羊皮大衣被大风刮得卷了起来，她一只手掩住了嘴，那红绒线手套衬在脸上，显得脸色很苍白。
那一天的阳光始终很稀薄。一卷片子还没有拍完，天就变了。赶紧走，走到半路上，已经下起了霏霏的春雪。下着下着就又变成了雨。走过一家小店，曼桢看见里面挂着许多油纸伞，她要买一把。撑开来，有一色的蓝和绿，也有一种描花的。有一把上面画着一串紫葡萄，她拿着看看，又看看另一把没有花的，老是不能决定，叔惠说女人买东西总是这样。世钧后来笑着说了一声“没有花的好”，她就马上买了那把没有花的。叔惠说：“价钱好像并不比市区里便宜。不会是敲我们的竹杠吧？”曼桢把伞尖指了指上面挂的招牌，笑道：
“不是写着‘童叟无欺’么？”叔惠笑道：“你又不是童，又不是叟，欺你一下也不罪过。”
走到街上，曼桢忽然笑道：“嗳呀，我一只手套丢了。”叔惠道：“一定是丢在那爿店里了。”重新回到那爿店里去问了一声，店里人说并没有看见。曼桢道：“我刚才数钱的时候是没有戴着手套。——那就是拍照的时候丢了。”
世钧道：“回去找找看吧。”这时候其实已经快到上班的时候了，大家都急于要回到厂里去，曼桢也就说：“算了算了，为这么一只手套！”她说是这样说着，却多少有一点怅惘。曼桢这种地方是近于琐碎而小气，但是世钧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她这种地方也还是很可怀念。曼桢有这么个脾气，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以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
……他知道，因为他曾经是属于她的。
那一天从郊外回到厂里去，雨一直下得不停，到下午放工的时候，才五点钟，天色已经昏黑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种朦胧的心境，竟使他冒着雨重又向郊外走去。泥泞的田垄上非常难走，一步一滑。还有那种停棺材的小瓦屋，像狗屋似的，低低地伏在田垄里，白天来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在这昏黄的雨夜里看到了，却有一种异样的感想。四下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那汪汪的犬吠声。一路上就没有碰见过一个人，只有一次，他远远看见有人打着灯笼，撑着杏黄色的大伞，在河浜对岸经过。走了不少时候，才找到那两棵大柳树那里。他老远的就用手电筒照着，一照就照到树下那一只红色的手套。
心里先是一高兴。走到跟前去，一弯腰拾了起来，用电筒照着，拿在手里看了一看，却又踌躇起来了。明天拿去交给她，怎么样说呢？不是显着奇怪么，冒着雨走上这么远的路，专为替她把这么只手套找回来。他本来的意思不过是因为抱歉，都是因为他要拍照片，不然人家也不会失落东西。但是连他自己也觉得这理由不够充分的。那么怎么说呢？他真懊悔来到这里，但是既然来了，东西也找到了，总不见得能够再把它丢在地下？他把上面的泥沙略微掸了一掸，就把它塞在袋里。既然拿了，总也不能不还给人家。自己保存着，那更是笑话了。
第二天中午，他走到楼上的办公室里。还好，叔惠刚巧又被经理叫到里面去了。世钧从口袋里掏出那只泥污的手套，他本来很可以这样说，或者那样说，但是结果他一句话也没有，仅只是把它放在她面前。他脸上如果有任何表情的话，那便是一种冤屈的神气，因为他起初实在没想到，不然他也不会自找麻烦，害得自己这样窘。
曼桢先是怔了一怔，拿着那只手套看看，说：“咦？……
嗳呀，你昨天后来又去了？那么远的路——还下着雨——“正说到这里，叔惠进来了。
她看见世钧的脸色仿佛不愿意提起这件事似的，她也就机械地把那红手套捏成一团，握在手心里，然后搭讪着就塞到大衣袋里去了。她的动作虽然很从容，脸上却慢慢地红了起来，自己觉得不对，脸上热烘烘的，可见刚才是热得多么厉害了。自己是看不见，人家一定都看见了。这么想着，心里一急，脸上倒又红了起来。
当时虽然无缘无故地窘到这样，过后倒还好，在一起吃饭，她和世钧的态度都和平常没什么两样。春天的天气忽冷忽热，许多人都患了感冒症，曼桢有一天也病了，打电话到厂里来叫叔惠替她请一天假。那一天下午，叔惠和世钧回到家里，世钧就说：“我们要不要她去？”叔惠道：“唔。
看样子倒许是病得不轻。昨天就是撑着来的。“世钧道：”她家里的地址你知道？“叔惠露出很犹豫的样子，说：”知是知道，我可从来没去过。你也认识她这些天了，你也从来没听见她说起家里的情形吧？她这个人可以说是一点神秘性也没有的，只有这一点，倒好像有点神秘。“他这话给世钧听了，却有点起反感。是因为他说她太平凡，没有神秘性呢，还是因为他疑心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那倒也说不清，总之，是使人双重地起反感。世钧当时就说：”那也谈不上神秘，也许她家里人多，没地方招待客人；也许她家里人还是旧脑筋，不赞成她在外面交朋友，所以她也不便叫人到她家里去。“
叔惠点点头，道：“不管他们欢迎不欢迎，我倒是得去一趟。
我要去问她拿钥匙，因为有两封信要查一查底稿，给她锁在抽屉里了。“世钧道：”那么就去一趟吧。不过……这时候上人家家里去，可太晚了？“厨房里已经在烧晚饭了，很响亮的”嗤啦啦，嗤啦啦“的炒菜下锅的声音，一阵阵传到楼上来。
叔惠抬起手来看了看手表，忽然听见他母亲在厨房里喊：“叔惠！有人找你！”
叔惠跑下楼去一看，却是一个面生的小孩。他正觉得诧异，那小孩却把一串钥匙举得高高地递了过来，说：“我姐姐叫我送来的，这是她写字台上的钥匙。”叔惠笑道：“哦，你是曼桢的弟弟？她怎么样，好了点没有？”那孩子答道：“她说她好些了，明天就可以来了。”看他年纪不过七八岁光景，倒非常老练，把话交代完了，转身就走，叔惠的母亲留他吃糖他也不吃。
叔惠把那串钥匙放在手心里颠着，一抬头看见世钧站在楼梯口，便笑道：“她一定是怕我们去，所以预先把钥匙给送来了。”世钧笑道：“你今天怎么这样神经过敏起来？”叔惠道：
“不是我神经过敏，刚才那孩子的神气，倒好像是受过训练的，叫他不要跟外人多说话。——可会不是她的弟弟？”世钧不禁有点不耐烦起来，笑道：“长得很像她的嘛！”叔惠笑道：“那也许是她的儿子呢？”世钧觉得他越说越荒唐了，简直叫人无话可答。叔惠见他不作声，便又说道：“出来做事的女人，向来是不管有没有结过婚，一概都叫‘某小姐’的。”世钧笑道：
“那是有这个情形，不过，至少……她年纪很轻，这倒是看得出来的。”叔惠摇摇头道：“女人的年纪——也难说！”
叔惠平常说起“女人”怎么样怎么样，总好像他经验非常丰富似的。实际上，他刚刚踏进大学的时候，世钧就听到过他这种论调，而那时候，世钧确实知道他是有一个女朋友，也是一个同学，名叫姚珍。他说“女人”如何如何，所谓“女人”，就是姚珍的代名词。
现在也许不止一个姚珍了，但是他也还是理论多于实践。他的为人，世钧知道得很清楚。
今天他所说的关于曼桢的话，也不过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绝对没有恶意的，世钧也不是不知道，然而仍旧觉得非常刺耳。
和他相交这些年，从来没有像这样跟他生气过。
那天晚上世钧推说写家信，一直避免和叔惠说话。叔惠见他老是坐在台灯底下，对着纸发愣，还当他是因为家庭纠纷的缘故，所以心事重重。
二
曼桢病好了，回到办公室里来的第一天，叔惠那天恰巧有人请吃饭——有一个同事和他赌东道赌输了，请他吃西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