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安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了。他掏出一条纸片，从口袋里捏了一撮烟叶，迅速卷起一支烟棒，点着抽了几口，说：“那你不愿意，不就算了？”
她伸出手，摸了摸她面前的饭碗。碗在火边烤着，还很烫手。她又摸了摸放在碗筷上面的玉米面馍，已经冰凉了。她想，不吃饭也不行，总得凑合着吃一点。
第十一章
当临时安排的一个外村后生上台批判田二时，大家又笑了。这后生并不知道实情，只听孙副总指挥说这老汉有“变天”思想，他就按孙指挥的意思大大发挥着批判了一通。双水村的人在下面只是个笑。金俊山披一件黑棉布大氅站在人群后面，微微地摇着头，向周围几个要好的庄稼人表示他对这种做法的不满意。
玉亭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一身三职，在村里也是一个人物。全村开个大会，尽管他衣服不太体面，但也常是坐主席台的人。他又有文化，上面来个什么文件或材料，书记田福堂和副书记金俊山都不识字，回回都是他给众人宣读。这时候，全村大人娃娃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使他感到非常的满足，把饥肠饿肚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少平说：“你把头抬起来，我现在就给你点一滴眼药。”
“咱干脆绕着从山背后回家去？”兰香想出个聪明办法，对她二哥说。
“我爸没上过。我爷上过。我爸的字是我爷教的。我爷早死了……我没看过《红岩》小说，但我会唱《红岩》歌剧里的歌。我的名字就是我爸从这歌词里面取的。那歌剧里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田福堂说：“公社决定，叫把罐子村你那个侄女婿放了。徐主任有事，今天不回来，让我把这话捎给高虎和你……”
孙玉亭听了十分高兴——这事情如此处理对他也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崇拜地看着田福堂，说：“这肯定是你在公社说了话！”
田福堂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不管怎样，让满银回罐子村去吧。高虎不在，这事你过去说一下就行了！”孙玉亭犹豫了一会，说：“你还是晚上给高虎说这事，让他宣布。我和满银远近算个亲戚，我宣布这事，怕政治影响不好……”
田福堂很满意玉亭同志政治上的精明，说：“这也好。毕了我给高虎说。反正今天也快收工了，让满银再受一会罪吧！”
田福堂说完，就推着自行车回家去了。孙玉亭又按原路返回了农田基建会战工地。
……第二天早晨，王满银在老丈人家吃完饭，就和兰花带着两个娃娃起身回罐子村了。
王满银已经累得象散了骨头架；一绺头发聋拉在汗迹斑斑的额头上，手里拉着四岁的女儿猫蛋，松松垮垮地走着。不过，终于释放回来了，他脸上带着说不出的轻松和愉快，一路走，一路嘴里还哼哼唧唧吟着信天游小曲。兰花把两岁的儿子狗蛋抱在自己热烘烘的胸脯里，跟在她的二流子男人身边，也喜得眉开眼笑。
半路上，兰花心疼地对男人说：“家里还有六颗鸡蛋，我回去就煮！你和猫蛋狗蛋一人两个！”
王满银高兴得嘴一咧，竟然放开声唱了两段子信天游——青线线蓝线线，蓝格莹莹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五谷里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兰花花好……
兰花脸涨得通红，跑过去用她那老茧手在王满银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王满银脖子一缩，眼一瞪，嬉皮笑脸地把舌头一吐——他这副鬼样子把两个孩子逗得直笑……
第十六章
开学已经两个多星期，孙少平还没有机会和郝红梅单独说话。
他看见红梅换了一件半旧的红格子布衫，好象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大概由于一个假期在家里，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比较多一些，她原来很瘦削的脸颊现在看起来丰满了许多。已经度过了半年的城市生活，她也懂得把自己农村式的“家娃”头，象城市姑娘一样扎起了两个短辫；加上自做的、手工精细的方口鞋和一条看起来是新买的天蓝色裤子，简直让人都认不出来这就是郝红梅了。其实她无非就是把原来的一身补钉衣服换成了没有补钉的衣服。这个小小的变化，就使一个本来不显眼的人，一下子很引人注目了。同时也应该承认，郝红梅本来就具备那种漂亮姑娘的脸型和身段。如果有一身比现在更漂亮的衣服，就很难看出这姑娘是来自农村了。
孙少平看见她，心中就会荡起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有时甚至感到呼吸都有了困难。
当然，他自己的衣服还是老模样。一身家织的老粗布，尽管金波妈给他裁剪成制服式样，但仍然不能掩饰它本质上的土气；加上暑假给家里砍柴，被活柴活草染得肮肮脏脏，开学前快把家里蒸馍的半碗碱面用光了，还是没有洗净。他看着这身叫他伤心的衣服，真想一把脱了扔掉。可自己很快又苦笑了：扔掉只得光身子跑！唉，最使他脸红的是，他这么大了，连个裤衩都做不起。晚上睡觉，人家都脱了长衣服穿着裤衩，他把外衣一脱就赤条条一丝不挂了……但不论怎么说，他现在有一个甜蜜的安慰：就他这副穷酸样，班里也许是最俊的女子还和他相好哩！让侯玉英见鬼去吧！她就是想和他好，他也不愿意呢！这倒不是嫌她的腿——假如红梅的腿是跛的，他也会和她相好的！
可是眼看半个多月过去了，少平还是没能和红梅拉几句话。这倒不是说连一点机会也没。其实他们单独碰见过好多次，但不知她为什么又象上学期那样躲开了——而且常常看来是有意回避他！
少平对此摸不着头脑。想来想去，他连一点原因也找不出来。
不过，他现在还没忙着象上学期一样陷入苦恼之中。他猜想：也许红梅家里有什么事，她心里烦乱，才不愿意和他说话。
但看来她又没什么烦乱！相反，她却比上学期活跃多了。现在甚至每天下午吃完饭，在男女混杂的篮球场上，都能看见她说说笑笑和同学们一块玩呢！
于是，有一天下午，少平看见红梅又在篮球场上的时候，他自己也就旋磨着进了场。这并不是比赛，两边篮板下都有许多男女同学，站成一个半圆，谁捉住球，谁投篮。不管谁，投了一次篮紧接着又拿到球的时候，就传给另外一个人——他们都是高中生了，已经懂得规矩和礼貌。
少平看见红梅投了一次篮后，球又一次回到她手里。看她准备给别人传时，少平就在她后边说：“给我一个！”
红梅不会没有听见他说话，但她没有理他，甚至连头也没有回，把球传给了另外一边的班长顾养民。
本来少平已经伸出了手，但却又不得不尴尬地把手缩回来。刹那间，他感到浑身的血都向脸上涌来，眼睛也好象蒙上了一层灰雾，远远近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他正要转身走开，金波给他把球传过来。他勉强把球逮住，又胳膊软绵绵地把球还给金波，一个人转身出了学校操场。
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最后又糊里糊涂转到了县城外边的河滩里……他立在黄昏中的河边，目光呆滞地望着似乎不再流动的水，感觉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就象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河边一样。
在慢慢恢复了思考能力的时候，他先在心里说：我这才知道红梅为什么不理我了！她显然已经和顾养民好了……红梅和顾养民是什么时间里好的？在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她还给他的《创业史》里夹了几块白面饼，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假期里，红梅回了农村，而顾养民的家在城里，不可能在这期间……那么，就在这下半年开学的几个星期里，她就和他相好了吗？孙少平只能这样判断……他的判断是对的。郝红梅正是在这几个星期里，和顾养民好起来了。
这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女孩子，从小在担惊受怕中长大。她小的时候，她爷还活着，戴个地主帽子，一家人在村里抬不起头。她刚上小学的第二年，文化革命开始了，村里的贫下中农造反队，打着红旗，扛着镢头，一夜之间，就把她家的房屋院落刨成了一堆废墟。贫下中农企图挖出老地主埋在地下的金银财宝和“变天帐”，结果除刨出一个当年按土神时埋下的空瓦罐外，什么也没有搜寻到。但他们已经没家了，只能在旁边一个原来喂牲口的草棚里栖身。她爷在当年就死了。但她爷的地主帽子并没有埋进他的坟墓，而作为主要的遗产留给了父亲和她。她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她是地主的孙子。在现在的概念中，这和地主本人并没多大的差别。
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政治包袱，她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中，好不容易熬到了县高中。由于她在这样的境况中长大，小时候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因此在贫下中农推荐本村的孩子上初中和高中时，村里人都没有卡她。至于她家的光景，当然已经破落的一塌糊涂。唯一能说明过去发达的迹象，就是一张折了一条腿的破太师椅。现在一家几口人，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工分来养活。遇个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他们家也沾不上一点边；全家人只好饥一顿饿一顿凑合着过日子。一家人多少年来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盼她能给这个败落的家庭带来一丝光明；因此不管家里穷到什么程度，父母亲也咬着牙坚持供她上学……
郝红梅很早就认识到了她不幸的人生和对一家人负有的使命。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表面上看来很平板，但很有一些心计。
起先，她和孙少平一样，因为自己家庭贫困，觉得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最使她窘迫的是，她吃不起好点的饭，顿顿都是黑高粱面馍。女孩子爱面子，她不愿在大庭广众面前领自己那份不光彩的干粮，顿顿饭都是等别人吃完后她才去。
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个人的情况和她完全一样。她于是很自然地对这个叫孙少平的男生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
郝红梅由于自己坎坷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已经懂得了许多成年人的事——包括爱情和婚姻。但她和孙少平开始的交往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她自己早有盘算：她家成份不好，光景不好，她自己要寻个好人家，找个有钱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父母亲把全家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但她自己明白，一个女孩子，成份又不好，上学只能到高中就到头了，毕了业还得回乡劳动——至于将来推荐上大学，她家的成份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她只有寻个好婆家，好对象，才有可能改变她和全家人的状况——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如此说来，她自己现在穷成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把命运交给一个和她同样穷的男人呢？
因此，她和孙少平的接近，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
但她并不完全小视孙少平。这个贫困的男生，身上似乎有一种很不一般的东西——倒究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另外，他虽不算很漂亮，但长相很有特点，个码高大，鼻梁直直的，脸上有一股男性的顽强，眼睛阴郁而深沉。如果这人是干部子弟，或者说就是农民子弟，但家里光景好，门外又有工作的亲戚——比如象田润生那样的家庭，说不定她也会动心的。但这些方面孙少平什么也没有。她侧面听说少平一家人都在农村受苦，穷得只有一孔土窑洞……但毕竟他们命运相似，使她对这个男生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在这个她得不到友爱的世界里，孙少平对她来说就是宝贵的。只是那次侯玉英用污蔑性的语言，当众攻击她是孙少平的“婆姨”时，她才感到又急又气又恼恨。她到这县城的高中是另有所图的——说不定在这两年中，她能高攀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侯玉英这样一闹，舆论就把她和孙少平拴在了一起。这使她多么被动啊！她恨侯玉英，也对少平有点怨气——谁让你那么多情，每次劳动都给我发一把好工具哩！因此，她便渐渐开始和孙少平疏远了。她要让众人看见，她郝红梅并不是孙少平的“婆姨”……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临近放假的几天，她才突然发现，在她那个破旧的箱底下，还放着她借孙少平的一本《创业史》。她立刻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她几个月没理少平，还把他的书压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还他。她知道这书少平也是借文化馆的，现在马上要放假，他肯定很着急地要给人家还。唉，这个孙少平！你为什么不开口问我要呢？
可她又一想，这要怪她自己，她应该主动给人家还嘛！
在临近放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她匆忙地跑到男生宿舍给少平还书。少平没在。金波告诉她，孙少平回家去了。她只好折身回了自己的宿舍。
回到宿舍后，她收拾东西时发现自己的干粮袋里还有几块白面饼。夏收开始后，她星期天回去常出山捡麦穗，母亲就用这麦子磨了点面给她烙了几张饼。她吃了几块，剩下的这些舍不得吃，一直放着。她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把这几块饼连同书一块送给孙少平，以弥补她没有及时还书的过失。
于是，她把这几块白面饼夹在那本《创业史》里，在黄昏时转到校园里等孙少平回来。
她看见孙少平进了学校以后，又实在没勇气当面把这书和饼交给他，就采取了只有他们这个年龄才会有的那样一种浪漫方法……这一学期开学后，她的一切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到了夏天，她还有一身没补钉的衣服可以穿，因此不象冬天那样看起来过分寒酸。正因为有这么一身衣服，她也才有心思把自己的头发整理了一下，自我感觉浑身利索了不少。以前由于自惭形秽，她常不愿到公共场所去露面。现在，这身服装使自己鼓起了一点勇气，每当下午同学们玩篮球的时候，她也敢去了。不过，她还不愿进场，只是站在场边上看别的男女同学们玩。
那天下午，她象往常一样，又站在篮球场边上看别人打球，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民突然给她抛过来一个球，并且很亲切地说：“你来玩吧！为什么老站在外面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