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传来马达的呜呜声,还有轮胎辗轧雨地的沙沙声,接着,两道光柱破空而来,路上果然开来一辆汽车。人们躁动着向前拥去,准备抢先接货。办公室里的人也出来了,打量着来车。到了跟前,大家才现,来的不是货车,是一辆面包车。车子还没停稳,车门打开,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人向办公室跑去,中途被人拦住,年轻人说:出车祸了,在绕城公路,驾驶员睡着了,车翻了,人死了。说着回手指指面包车,我带了一部分货过来,其它的都摔烂了。

我走进她们的房间,那里一横一竖摆着两张床我跟她们打招呼两个老太都不怎么说话,看见我来了,脸上也没有明显的表情变化

我又恨又怕,气急攻心,一下子激动得醒过来……

小会议室的门虚掩着。我从门缝向里探视。椭圆形会议桌旁坐满了人,迎面一个男人看见我立即起身招手。“唉呀!请进!请进!”我认识他,他是副局长,过去在一个活动中我们曾经打过交道。既然被人现了,我不得不推门而入。然而,他并不在这里。“市里有个紧急会议,局长被叫去了,这个会由我临时主持。”副局长一边对我解释,一边让人在他旁边加了把交椅请我入座,一边向众人介绍我的身份:某厅某处某人。盛情难却,我坐下,开会。甚至还就某个问题参加了讨论。然后,找了个借口提前退场。

这一日,渐渐到了雪山脚下,凉气逼人,公路也断了。两位作家弃车步行,向皑皑雪山走去。在荒原上走了半天,两人都浑身冒汗,棉袄脱下抱在手中,脚步踉跄。走着,走着,忽然眼前出现一座院落,青砖黛瓦,像是道观,却又不见香火。两人心存疑惑,上前叫门。片刻,门开了一道缝,里面站着个铁塔般的门人,穿一件长斗蓬,风帽遮住了脸,看不清面容。女作家觉得这人很像敲钟人卡西莫多,只是不驼背。门人回了一趟话,这才开门迎他们进院。只见院中景致与周遭迥然不同,竹林茂盛,小径通幽,而且面积也比他们在外面看时大得多。他们在门人带领下来到一个院中院。主人已站在门槛外的青石台阶上迎候他们。这主人身穿长袍马褂,看打扮分明一个民国乡绅,留一把山羊胡子,只是没戴夹鼻眼镜。两位说明来意,主人十分钦佩,留他们用了一餐饭。这餐饭虽是蔬菜粗米,吃起来却十分精致可口。

主人说,这里是距雪山最后一处人烟地,再往下走就苦寒不堪。他奉劝两位就此回头,写长征尽可挥想像,何必定要受皮肉之苦。话说到这,他瞧了瞧两位作家,只见他们都面露凛然之色,便转而殷勤劝酒。

离开青砖院落,女作家和男作家又向雪山走了一程。这时候,草木凋残,流水冻结,天空中布满厚重的青灰色云层,像十年不曾拆洗的棉絮,耳中听不见一声鸟鸣,鼻中尽是死亡之息。男作家停下脚步,肃然对女作家说道:回去吧!你。这苦你吃不得。带上你更加重我的负担。女作家脸上不服气,心里却在算计,走到山里也许正是经量最多的第二第三天,山上没有卫生设施,不方便更换卫生巾,况且是和异性同行,虽说这男人年纪可以作自己父亲,可终究男女有别。说起来,长征那会儿也有女红军过雪山,有没有人身上不方便呢?这是有可能的。她们是怎么办的?……对啊,为什么不以此为题材写一篇文章呢,充分掘人性的力量,绝对有卖点。想到这里,女作家抬起忧伤的眼睛,向男作家告别。她不忍加重他的负担,所以只有牺牲自己,无功而返。她将随身携带的食品和用品交给男作家,嘱咐他要多加小心,并且预祝他成功。她表示会回到创作基地,在那里等他胜利归来的好消息。

于是女作家掉头往回走。惭愧之下没有再去惊动乡绅。走到半路,心神不宁的女作家跌了一跤,膝盖上磕出一块淤伤,红中紫青中渗蓝。看见这块淤伤,女作家的心陡然飞翔起来。

女作家风尘仆仆一瘸一颠地回到创作基地。脸上呈现着虽败犹荣的悲壮。文艺家们像欢迎征战归来的女王一样为她接风洗尘,把那些与她差不多大的女服务员们羡慕得半死,一个个尊敬地称她为大姐。

大约三个月之后,女作家听到消息,男作家回来了。她兴奋得扔了拐杖,一瘸一颠地去找男作家。在楼梯上,她现服务员们忙进忙出,兴奋地作着布置,窗子上张起了猩红帷幔,桌上铺满鲜花,就像过什么盛大的节日一样。

门敞开着。她走进男作家的房间。这里已经围满了人。女作家与男作家拥抱过后才知道,他也没能走过雪山。他走进雪山,不知怎么弄丢了背包,食物、水,包括她留给他的那份给养全都没有了。他考虑了很久,他还有许多事没有完成,不能坐以待毙,不能像余纯顺那样徒然死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他又回到乡绅那里,把那个院落细细考证了一番,就此写出一本《雪山脚下的遗民文化》。男作家绘声绘色地向大家描述那个神奇的院落,在那院落里有一片墓地,由神龟守护,他曾亲眼看见神龟睁开了眼睛……这勾起了文艺家们的兴趣,信者有,不信者有,将信将疑者有,最后他们商议,申请组织一次采风,亲自到雪山脚下考察一回。

重新来到青砖院落,女作家心中感慨万千。她的那篇关于红军女战士的文章一直未能表。她有好久没有表文章了。与男作家相比,她感到自己前途渺茫。好在她还有膝盖上的那块伤,那伤神奇地一直存在,仿佛与生俱来,那是她为文学献身的勋章。男作家与乡绅好说歹说,乡绅才同意让文艺家们进入后园的墓地。主人再三强调,不可打扰了神龟,否则神灵动怒不是好玩的。

女作家也是第一次走进墓地,只见竹林深处,有一排七个墓碑。果然如男作家所言,在每个墓碑的基座上,一左一右,匍匐着两只乌龟。龟不大,枯巴巴的没一点光泽,而且动也不动,死了一样。有人趁主人不在,私下敲敲乌龟壳,掰掰乌龟脚。乌龟一点反应也没有。来到最后一座墓碑前,有人当着女作家的面揭开一只乌龟的壳。女作家现,乌龟的确是死的,而且死得干了,壳里空空荡荡。正在这时,林中有人来扫落叶。就是那个卡西莫多。他穿一件带帽的长斗蓬,脸藏在帽子的阴影里。女作家惊慌地催促,快把乌龟壳盖上。可是已经晚了,卡西莫多现了分裂的龟壳,气愤得大喊:这是谁干的!是谁干的!那个掀龟壳的人见躲不掉,辩解说乌龟本来就是死的,一碰,壳就掉下来了。卡西莫多一挥衣袖,手中握着一团血肉,乌黑的膈膜,鹅黄的油脂,粉红的肌肉,还有红色的血顺成一条线往下滴。卡西莫多手捧乌龟的尸体厉声质问:谁说它是死的!谁说它是死的!霎时,不等主人来到,众人一哄而散,转眼不见踪影。

后来,报纸上有文章披露这件事。文章说那乡绅是方外高士,那院落也是一个幻境,像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据创作基地的文艺家们猜测,作者用的是化名,其实就是去墓园的文艺家之一。接着报上又有新的文章来批评这文章,同时还有人以目击者的身份说出真相,几方打起口水仗,搞得读者莫衷一是。女作家对此十分厌倦。她觉得有些事的确是妙不可言。既然不可言,她也就什么也不想说,更别提写文章了。不久,她终于下了决心,离开创作基地,到国际商城卖服装去了。奇怪的是,自从她离开创作基地,她膝盖上的伤竟奇迹般地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