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普遍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仅仅是由于全球房地产泡沫破灭。他们的推理如下：柏林墙被拆除后，全球化的传播所创造的繁荣加剧了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内的竞争，结果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工资缩水，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预期的降低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利率下调。而当抵押贷款的利率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时，很多发达国家的家庭就开始疯狂地买房置业，逐渐产生了大范围的住宅市场泡沫。随着泡沫持续增大，贷款机构对于那些偿还能力远远不足的人也提供次级抵押贷款。而后来当长期利率以及抵押贷款利率回复到较高历史水平时，这些贷款者愕然发现自己已深陷财务危机。
格林斯潘告诉我，他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插曲象征着美国政治的个转折点。恐龙式的美国公司将会迎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使它们能够为了在国际上竞争而进行必要结构调整。里根迫使市场调整预期。问题并不在于工会是邪恶的或是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问题在于在美国是否达成了政治共识，允许臃肿的美国公司大刀阔斧地进行重组。这次事件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下降的产品价格将会给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破坏。突然之间，各国直担忧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将会被迫与价格水平的下降—通货紧缩做斗争。基于未来预期收益率的商业合同也将会变得毫无意义。新轮的员工失业大潮将会很快涌现。全球股票市场将会崩溃，因为投资者看到贸易保护主义者正在疲于应付价格水平的下降，而且还有可能败涂地，恐慌心理会迫使他们出售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共同基金，转而去购买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同样，很快地，众多的养老基金将会宣布它们无法承担未来的养老任务，因为股票市场的表现难以尽如人意。四大新“权力掮客”—主权财富基金产油国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公司—将会迅速地撤出全球投资股份，并把投资兑换成现金。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和90年代的日本所表现的那样，价格水平会急剧下降，也将会给随后长期的经济停滞种下祸根。同时，经济规划也会显得无能为力。家公司对种产品或服务所预计的良好收益在未来也将会出现很大的变数。
比如，1987年秋，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和德国财政部长格哈特·斯托登伯格之间就美元和利率问题展开了次公开辩论。这次辩论给人们的信号是，国际正常金融秩序已经失衡不稳定了。美国里根政府对日本又实施了贸易制裁，这无形中更增加了自由贸易的不确定性。在股票市场崩盘前的周里，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宣布，计划对涉及公司接管的债务征税，这点被许多市场参与者看做是金融市场的种极其粗暴的行为。在同个时期，美国众议院个附属委员会通过了1988年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时的顾问的修正案，这修正案沉重打击了美国向其他对其存在贸易顺差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所有的这些都会给市场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全球的资本流动有可能突然处于危机之中。
“是的，”我回应道，“对金融市场来说，世界是弯曲的。我们看不到任何地平线。结果，我们的视线被限制住了。这就好像我们被迫要穿越危险的弯弯曲曲的山路，而到处是陡峭的山谷，每攀登步都会危险重重。我们看不到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很多事情总是让我们感到吃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个危险的地方。”
为了防范各类金融危机，政策界同样需要建立“高瞻远瞩”的金融学说，或者至少是系列非正式的共识。这学说，无论正式与否，都必须包含与私营部门的合作，以实现更高的透明度。决策者必须如同实施外科手术般进行精确的全球改革，避免威胁到作为财富生产力量的更广泛的金融体系。这需要不同寻常的想象力，正如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出现的经济“大思考家”样。这些人设计了套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了之后60年的和平与繁荣。如今的决策者需要具有同样大胆的思维，并且要告知公众他们已经建立了恢复经济稳定的新的金融学说。
在与自由市场的合作中，决策者需要设计些方式来更好地报告金融机构在运用复杂的高杠杆金融工具时所承担的市场风险程度。由于金融产品在证券化的过程中都被捆绑起来，为了剔除暴露出来的金融毒害，我们必须找到些方法给受到保护的金融产品暂时松绑，以克服法律和税务方面的限制。同时也必须有某种新的平台，使证券化金融产品的定价更加标准化。
另方面，决策者需要设法改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个办法是把这类机构的部分收益同其表现联系在起。在当前的系统下，除了声誉和利益上的影响，信用评级机构基本上不会为失败付出任何代价。此外，它们也无法享受到成功和准确评级所带来的好处。有些国会议员提议政府接管这些机构。对于任何对全球市场略有了解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与私营信用评级机构的专家相比，政府官员更难以与如今世故圆滑和复杂深邃的金融市场奇才相抗衡。
政策界同时也必须解决全球经济中的国有银行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德国中国法国还是意大利—这些问题都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弱点。比如，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德国的中级市政和国有银行代表了“政治银行”的最糟表现。这系统直隐藏其次贷风险，直到为时已晚。随着这些机构的倒闭，它们只能被大型的独立银行所接管。国际金融体系迫切需要将这些国有银行系统转移到全球银行专家查尔斯·达拉拉所说的“市场化的更健康的根基”上来。当然，市场化的银行也存在问题。它们也做过些很愚蠢的事情。但它们不会像国有银行那样听从于政府的直接政治领导。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在恢复经济上的失败正是因为其银行在政府决策者以及政界精英的指导下，没有及时清理掉它们资产负债表中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如果银行当时能更加独立，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从个更广的角度说，如今的政治领导者需要清楚，即使所有必要的金融改革都到位了，财政上的透明度增加，并且对于财政架构的信心回归了，世界经济将仍然有可能陷于危机之中。当然，各种威胁也会存在：恐怖主义，天气和气候的变化，以及即使努力进行财政改革，金融恐慌仍然增多。但是对于世界经济秩序最终的威胁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自身出现问题并崩溃，从而难以为继，使世界回到犹如20世纪70年代那样个长期的经济萧条状态，也许情况还会更糟。
些专家指出，全球化进程，特别是金融全球化进程，以及前几十年巨大的财富增长，可能是得益于两种也许不会再次出现的发展：首先，60年间没有出现世界范围的军事冲突；其次，计划经济模式的全面崩溃。这种崩溃也许次性释放了被压抑的创新能量。因此，这种理论认为，前几十年中全球化进程的成功不太可能被复制。
相当大部分主流舆论领袖开始质疑全球化的基础。例如在外交中，拉维·埃贝德拉尔和亚当·西格尔指出：“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家及其选民们对于资金货物甚至人口自由出入于他们国家的边境越来越不安。而最具全球性的产品—能源，也再次成为了资源民族主义最炙手可热的目标。”我愿意补充点，那就是即将出现的亚洲和西方世界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争端可能会威胁并严重减少对于全球贸易体系的支持。
近几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鼓励发展经济以改革金融机制，让外国投资资本穿越国界自由流通方面变得越来越冷淡。导致这种消极行为的原因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透明度，同时也缺乏足够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运营。因而外国投资资本很容易就流失了。旦发现麻烦，就会发生大范围的撤资，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留下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阻止随之而来的危机传播到影响更广的全球金融体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由世界各地政府经济学家所组成的，总部设在巴黎。它同样也收回了早先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支持。世界两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实际上已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警告，提醒它们太快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所带来的危险。
如果所有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都不支持金融全球化进程，谁还会支持呢？我相信唯的答案是，群具有改革勇气和卓越远见的政治领导者。他们将来自社会公共部门或者私营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政治领导层的主要责任人。他们会挺身而出，向所有人阐述自由贸易和自由化企业资金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旦崩溃所带来的严重的消极后果。
同时，全球化进程终结的迹象已经随处可见。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开始失去其影响力。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保护农业和其他某些产业方面持续它们的虚伪作风，而不顾陷入困境的多哈回合国际贸易谈判。多哈回合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全球贸易走到了尽头，而是意味着整个世界变得更加不信任普遍自由贸易，这对于全球化的未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直接投资上，中国现在正在审核来自国外的收购兼并申请，大幅增加了受保护的资产数量，理由是出于“经济安全”“核心产业”或保护知名品牌的考虑。这同中国企业试图接管优尼科以及迪拜港口世界争取接管美国数个港口的运营权时，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保护行动样。这些变化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资本不会永远自由流动。
保护主义宏观经济弱点以及越来越明显的经济不平衡的威胁导致市场更加动荡，这让些人认为世界正在步入严重的经济下滑，抑或是经济崩溃时期。我的朋友中前忠志被誉为日本最为卓越的独立经济分析家之。中前忠志提出了“中国崩溃”的假想。他指出，整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个长期产能过剩生产过量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在制造行业，最终波及服务业。由于政府，特别是亚洲政府，会加强对于经济的调控，中前忠志预测场新的“反里根革命”已经迫在眉睫。
中前忠志认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在亚洲不计后果地持续增加产能不是出于市场需求，而是由行政法令导致的大量生产过剩，全球经济将遭遇更严重的自然资源短缺铜锌铁矿石原油等。加上产能过剩的问题，自然资源价格的上涨必然会持续出现，尽管其价格会间歇性回落。这最终将导致生产过程中内部收益水平的大幅下滑。
如之前所说，由于制造业的停滞，那些新兴市场将会尝试发展服务业，正如20世纪十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做法。日本也会强势介入服务业。印度已经这样做了，结果必然导致供给过量，进而使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保护主义首次同时升级。
对于中前忠志，最有可能发生的假想是当亚洲经济陷入国家保护主义的时候，欧洲会蒙混过关，而中国却将真的“崩溃”，因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情况是最为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会向世界市场倾卸大量积压的商品和制成品，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疲于应付。
同时，美国也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国内需求来源。住房和汽车业，这两个美国经济中曾经最为重要的行业，最近正在经历惨重的萧条。在中前忠志的假想中，美国和欧洲将会用环境投资作为新的需求来源。它们将会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环境保护和节约能源的新标准，以便同时把亚洲产品从欧洲和美国市场中清除出去。这是实际上的保护主义，或者说是非关税的关税。
中前忠志说：“整个假想意味着亚洲的其他国家将会需要创造其国内需求。那是非常难以完成的。日本努力了将近30年发展个具有竞争力的消费基础，但却仍然没有获得任何成效。”结果将是亚洲加强针对美国和欧洲的产品和服务的保护主义。
中前忠志那可怕的假想并不是不可避免。然而，我提到它只是为了说明，全球越来越多的颇具远见的战略家们都开始担忧，全球金融和贸易的崩溃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如同20世纪30年代样，产能过剩可能会降低工资，但还有其他不是那么预示灾难性的假想。个更乐观的结果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如果全球资本仍然可以自由流通，这个可能性将会被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自由市场经济体在解决困难方面会变得非常灵活。多年来，艾伦·格林斯潘直在美国国会面前证明美国经济巨大的灵活性。接下来的10年会检验格林斯潘的理论是否正确—美国金融系统能否自我改造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并不是只有坏消息。在寻求理解证券化信贷本质的过程中，如今中央银行也变得更加明智。毋庸置疑，在未来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美联储将会更加关注信用膨胀问题，这将会降低金融恐慌的严重性。除此之外，据我所了解，具有判断力的市场参与者都不再会质疑增加透明度的必要，虽然在细节上还存在定分歧，比如应该在何时向市场披露次级贷款。相对众多欧洲机构，美国金融机构较快向社会公布了它们资产负债表上的丑陋缺陷，这保留了些希望，那些次贷资产可能会还原到个更高的价格。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相对于现在衰弱的经济来说，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将会经历段时间的动荡，时不时看起来要反弹，但很快又再度跌落。令人难过的事实是：对于自由化资本市场以及自由贸易的潜在怀疑情绪将有可能使经济和金融系统在许多年内直不稳定。不稳定的政策必然招致不稳定的市场，以及困难重重的经济基本面。
19141945年间，当前时期全球化进程瓦解时，跨国贸易以及资金流急剧缩减，只因为个原因—思想危机。帝国主义野心以及保护主义情绪成为了不断发展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原动力。善意的决策者忽视了全球化金融和贸易早先曾经创造了巨大财富。财富以及国家资源被大量争夺，在民族主义刺激下，形成了紧张的局势。仅仅在19291932年间，由于国际上的彼此不信任达到空前高度，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下滑了近70。
金融失信的到来，源于世界各个国家为了规范国际资本流动而对货币控制进行严格管理。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下降。价格的走低意味着公司不可能盈利。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司无力承担它们的债务。许多银行破产，信用进步缩水，阻碍了更多商业的发展，进而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这时期自然就是所谓的“大萧条”时期。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时期之前的510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思想上的领导者在保护和巩固这个全球化体系，尽管其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工业化发展和经济繁荣。相反，那些本来应该起领导作用的人却相当消极。英国在当年就像如今的美国样强大，从而遭到其他国家的憎恨，它缺乏为这个体系奋斗的信心。在第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英国仍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但英国人发现他们已经进入智力衰竭阶段。正是由于缺乏全球领导，事情完全失去了控制。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体，英国没有抓住时机。
令人悲伤的是事情并非定如此。在为数不多的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处理中，美国的政治和政策领导者打出了恐惧牌，这需要停止。相反，他们需要记住这事实：只有美国才能鼓起勇气和利用领导权来保护自由贸易体系和资金自由流动的国际体系。
这正是利用选举资助而掌权的党对冲基金组织成员最关键的时刻，他们需要站出来保护这如此成功的体系。他们掌握的信息是：金融全球化是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它充满缺点，产生了大量令人恐惧的混乱，但是，它同时正如珍稀的能够产金蛋的鹅。结果是明显的：只有真正的笨蛋才会希望回到早先通货膨胀更高失业更严重更贫穷的年代。或许前美国财政部官员马克·利兰德的那句话说得最为到位：“全球化进程就像是和婚姻。虽然时不时都会出现问题，但它们的替代品却更加没有吸引力。”
美国的决策者需要提醒世界，在全球化前期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所带来的不确定的恶性商业周期。政治领导者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证明，今天的金融系统在有效的领导下—并且如果给予其必要的指引和时间—具有令人吃惊的自我纠正能力。举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经济动荡中，发生了存款和借贷危机，评论人士如同今天样描述了灾难性的经济和金融预示。我们忽视了那时候的市场也经历过次信任危机。但是在进行适当的改革之后，这金融系统得以自我修正。它清除了损失在种新的被称为清债信托公司的制度的协调帮助下。市场中的些人发现自己的财产不值钱；那些投资失误的人遭受了损失和心痛。但是在个政策计划的支持下，经济和金融体系不仅在存款和借贷危机中生存下来，而且在近几十年里走向了繁荣。
因此，决策者需要确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我们可以使国际金融体系走向透明化并且获得信任，以实现更富生产力的未来。但是领导力至关重要。富有创造性的金融政策策略家们应该摆脱如今丑陋的党派偏见，着眼于大局，与私营部门进行亲密合作。这是独无二的历史机遇，他们需要抓住它。
成功来之不易。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书中论述，现今的决策者所遵从的决策模式导致了“短期有利但是长远无益”的结果。现如今，世界面临诸多挑战：财政不平衡的加剧权益噩梦和金融体系的信任危机。没有什么短期利益可以同不能设计出这些问题的长期解决办法所带来的危险相提并论。现在是该想想并做长期的打算的时候了。然而，可悲的是，问题依然存在：那些天才的政策战略家在听吗？政治家是否会考虑除了他她下个30秒的电视以外的其他问题？是否有金融市场领导者能够考虑到下个季度以后的事情？这些人中是否有人意识到世界金融系统已经危如累卵？
当今世界，不像从前，有胆识的决策者需要以有效的章程来避免灾难。有好的领导者，我们可以继续前25年那惊人的繁荣。如果没有，我们则可能经历新的经济悲痛。第二次经济大萧条似乎不会到来，但是这种想法却不完全荒谬。这个世界是弯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