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要我描述下，如果中国的泡沫破裂，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做了下简单的预测。首先，中国政府会迅速地把储备的大量商品中国之所以储备商品，部分原因是中国的负实际利率1，在后面我将讨论中国最近的这发展趋向推向全球市场—这些商品被储备起来是为了支撑未来高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世界将会充斥着如潮水般的中国廉价商品。
市场参与者倾向于认为，政策制定者破坏了全球体系，并导致了投资者的恐慌和信心的丧失。在这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所犯的错误看上去很小，但这些错误会像滚雪球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致数百万的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者的过完全大于功。
德普雷—这位60岁的智者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用手托着下巴，视线从远处的拉斐特公园直转移到白宫前面的廊柱上。“那么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他停顿了几秒钟后开始慢吞吞地说道，“世界不是平的；世界是弯曲的。”
几乎所有里根的顾问都警告里根解雇工会成员是个陷阱，有可能导致欧洲式的劳工全面，导致全美交通系统的瘫痪。这会摧毁美国经济，迅速让数万美国人失业。在最后要求复工的通牒失败后，里根最终还是解散了工会。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欧洲式的毁灭性没有发生。
格林斯潘告诉我，他当时立即就意识到这插曲象征着美国政治的个转折点。恐龙式的美国公司将会迎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使它们能够为了在国际上竞争而进行必要结构调整。里根迫使市场调整预期。问题并不在于工会是邪恶的或是在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问题在于在美国是否达成了政治共识，允许臃肿的美国公司大刀阔斧地进行重组。这次事件的结果完全改变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关键在此。这转变过程没有显示出任何单党派性。20世纪60年代会的努力为里根80年代的放宽管制铺平了道路。此外，正是共和党任命的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屈服于尼克松政府的政治压力引发了70年代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并且，正是党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70年代末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以及工作顾问杰克·艾伯丁，在华盛顿政策圈中散播了解决税级攀升问题的这想法。本特森起草了所谓的1053税率降低提案，这成为了里根1981年税务计划的主要特点。本特森之后成为了比尔·克林顿的第任财政部长。
需要指出的是当本特森解决税级攀升问题时，作为罗纳德·里根经济政策的中心部分，他还在谈论所谓的“芝加哥福利女王”。里根在70年代的讲话中经常会提到这位神话人物。此人接受了85项不同的福利支票。由此，她因为美国的经济弊病而受到指责，这说法实在是荒谬。
但是没有哪个党人如克林顿般支持全球化企业资本和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他将全球化争论推向了新的高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因此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克林顿的身边都是华尔街国际主义者，比如罗伯特·鲁宾，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出于偶然，他曾经是里根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和其他许多完全支持全球化模式的官员。
的确，克林顿比里根更支持自由贸易。他也肯定远远超过了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里根尽管在自由贸易上收获了信任，但执政后期却深陷伊朗军售案丑闻。在这时期，里根允许受到某种限制的美国出口货物比例由12上升到1989年的24。与之相反，1997年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克林顿呼吁“当局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以开放市场我们不应该逃避全球经济的挑战”。
不顾第夫人和某些主要顾问反对，克林顿推动通过了。虽然我的些支持克林顿的朋友们不赞同，但我相信象征性地成为了克林顿的空中管制事件—向全球市场传递亲全球化的象征性信息。克林顿不遗余力地促成颁布，是向全球金融市场表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范式变化将会得到持续和深化。
2008年党总统初选中，工会和党内的偏自由主义者攻击克林顿政府对的支持。这些批评者没有提到的是从1993年协定颁布到2001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1200万增长至1350万。颁布5年后，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38。大部分经济学家曾经认为理论上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今，原克林顿时期官员选择防御性回应对于他们亲全球化政策的批判我认为过于倾向于防守。有的人甚至试图重写历史，或者至少是他们在那段历史中的角色。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回答说，如果世界拒绝那些政策，那么这将会使全球经济的金融健康面临危险。
在美国，两个政党都在逃离自由贸易的立场。近几十年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为了自由贸易联盟的重要成员，但现在在贸易问题上已经无所作为了。前卡特政府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成立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全球经济方面的顶尖智库，他对共和党在贸易方面的立场做出了有趣的评价。伯格斯滕说：“在过去10年中，美国贸易政策的最大损失是保守的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政治生命的终结。任何法案能获得国会通过，都不得不感谢‘大榔头’德雷的昵称。当管理众议院时1994年至2007年1月共和党掌控期间，德雷的花名册是开放的，他花钱买投票，还经常宣布某项法案以两票的优势获得通过。”现在共和党内没有像汤姆·德雷这样在贸易问题上左倾的硬汉了。党内情况也样。
关于里根–克林顿政策共识的讨论当然要包括财政政策。里根不是降低了税率而克林顿提高了税率吗？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先看个事实，那就是两党在克林顿财政政策问题上都大耍花腔。比如，许多共和党人说得好像当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28提高至35时收入过高的纳税人是缴38，经济陷入了衰退。但事实完全相反。
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共和党人也需要承认较高的税率扭曲了公司高层主管们的薪资根据克林顿签署的1993年税法，公司扣除的高管工资不得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薪资极高的高管们试图通过不正当使用股票期权来避免缴付更高的税额，结果股票期权被大量使用。在后来被称做安然时代的时期，出于账目目的，许多公司高管选择股票期权作为收入，而不是大笔需要缴税的工资，因为以奖励为基础的支付是不受限制的。这整个事件是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超过税收边际税率的某临界点，最富裕的人群会在法律上下大工夫，以避免额外的税收。
关于克林顿的税收政策，还有点是很少被提到的。1997年互联网泡沫初现的时候，克林顿悄悄签署了项法律，将资本收益税率从28降低到了20，降幅高达30。
前美国国税局专员弗雷德·戈德伯格认为在过去的40年间，美国的税收政策大体没有差别，因此任何对税收体系的突然改变会严重扰乱金融市场。如果这听起来难以置信，那就再想象你是刚来到地球的火星人，从未听说过几十年间与这观点相反的党派言论。研究过事实你会发现，党总统肯尼迪似乎是资本流动的支持者。通过他的努力，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90降到了70，他还颁布了商业投资税收抵免法规并发起了被称为肯尼迪回合的第轮多边贸易谈判。里根废除了投资税收抵免，但是进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克林顿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提高了些，但签署法案大幅降低了资本收益税率同时宣布了系列资本市场看好的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戈德伯格的观点是，难以否认，自20世纪60年代起，整体的税务政策趋势是偏向于企业资本流动的。此外，个人税收政策大体避免了破坏性的阶层斗争政治。
的确，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克林顿政策是出于有讽刺意味的“三角”政治战略—试图增强反对党的某些核心信仰，以提高他的政治优势。但是谁在意他是出于何种动机呢？对克林顿来说，这策略是奏效的。他成为继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以来首位连任的党总统。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克林顿的经济政策无法在华盛顿立足，取而代之的是对企业资本不利的政策，这将成为个重大的金融市场事件。正如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杰夫·福克斯在2006年共和会选举大败后稍带夸张地指出：“我们正处在个临界点，里根时代可能会最终结束，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8年。”这潜在的政治转变成为如今世界是弯曲的主要原因。
现在，美国政治社会正准备开始场税收辩论。本书不打算写成篇关于税收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社会都应该鼓励选民来设定税率，并且接受其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然而重要的是这场辩论能够反映两个事实：第，任何破坏美国的创业革命的税收变化都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如今，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正遭遇残酷竞争，所以这点尤为重要。第二，任何关于税收的讨论，如果不能反映美国财政上面临的挑战，也只能代表愚昧的程度。
目前的辩论中，已经出现了种误解，以为只要美国的“富人”多纳税，美国的财政噩梦就将结束。从数字上看，这是种误解。正如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的，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上升1个百分点只能带来大约60亿美元的收入。在大规模的财政威胁笼罩在地平线上的情况下，这就像桶里的滴水。这威胁可是以万亿美元计算的。
那么这威胁有哪些重要性呢？华盛顿邮报的罗伯特·塞缪尔森对此做出了很好概括：从2000年到2030年，6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口会随着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逐渐退休而增长倍以上。退休人口将会从350万增加到720万，相当于20的总人口。面向老年人口需求的大项目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如今花费11万亿美元，也就是40的联邦预算是国防支出的两倍多。到2030年，这些项目的花费将显著增加，达到联邦预算的75，超过2万亿美元。
因此，通过向极富人群征收重税来解决这混乱的金融问题可能是个聪明的政治标语。但这种花言巧语反映了极端的政治讽刺。原因在于并没有足够的极富人群来付账。或者换种说法，许多通过辛勤劳动致富的党人和共和党人会因为华盛顿将他们归为沃伦·巴菲特式的过富阶层，并且希望他们来弥合将出现的收入差距而大受震惊。
2008年摩根士丹利的份投资报告指出，在美国这个拥有3亿公民的国家中，只有不到19000户家庭享有250万美元或更多立即可支配并且可用于投资的非房地产，非退休相关的金融资产。换言之，拥有价值等于或超过25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户主能够全部涌进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看场b篮球比赛。大部分被认为富裕的美国人实际上反而只积累了很少财富，且通常是通过成功的小生意，法律合伙事务或者专营服务公司而获得的。如果他们被认为能像沃伦·巴菲特之类的暴富阶层样，轻易地为高达数万亿美元的项目支出噩梦买单，他们会被吓得目瞪口呆。
对于任何将出台的美国税法，修补税法是回事，而开启阶层对立的大门则是另外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了。对于阶层斗争，可以确定的点是它对于当今高度流动的全球金融市场来说是具有毒害性的。它旦引发，将很难停止。避免了阶层斗争确实是克林顿时期的项丰功伟绩。那时，收入高制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家阶层因其在扩大就业方面的良好记录得到了华盛顿政治精英们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阶层斗争言论的支持者可能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在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笔个人财富之后，巴菲特如今声称自己的纳税严重不足。如果可以的话，他将会通过更高的边际税率来向联邦政府缴纳更多税。其他的美国富裕人士当然也会。
我能够理解巴菲特对于美国财政失衡的忧虑，但是他的政策处方使他处在了个尴尬的位置。有些东西是非常成功的风险承担者的基因组成中就有的：旦他们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他们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试图阻止其他人获得同样的成功。旦进入，他们很快会迫切地想将身后的门关闭。我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界就观察到了这点。所有成功者都不会介意政府设定更高的行业准入门槛，包括需要高昂法律费用的大量政府公文。政府官僚作风和法律费用使潜在的新来者不可能参与进来。
在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后，巴菲特现在轻易地要求对资本大幅征税。这情况让我想到了高档专属乡村俱乐部中的环境。那些所谓的新富人群往往是最势利最排外的。他们并不是故意的，那是新富人群基因组成中所固有的些东西。
如巴菲特，他的行为同样也反映了美国财政问题解决方法中的不致性。几年前，他将自己的大笔财产投到了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私人组织。美国政府正处在负债中，为什么他不把他的财产放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或者美国财政部呢？又或者是放在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政府机构，就像他的亿万富翁同伴特德·特纳10年前所做的？这似乎有些奇怪。巴菲特选择了比尔·盖茨管理的家私人机构，因为它可能比政府官僚机构有效10倍或20倍。在陷入财政困难的美国政府和许多州政府能够从他的慷慨中获益的情况下，巴菲特却奇怪地选择了通过私人途径储藏他的巨额财产。
今天鼓吹阶层斗争的政客们是在赌美国人民深深憎恶经济上成功的人。但事实是，美国人民传统上对建立了巨额财富的创业风险承担者们十分钦佩—从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到史蒂夫·乔布斯，是的，还有沃伦·巴菲特。
普通的美国人所憎恶的是这个体系不对新来者开放，而被操纵来将事物冻结在固有位置。他们接受了创业风险和失败这动态过程，但是他们不理解为何，比如，私人股份公司能够获得特别税审议，而新成立的公司却必须缴纳两倍的税。他们憎恶的是有钱有权的内部人士能够从华盛顿捞到甜头。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大部分美国人已经自愿接受了这体系，它在过去25年中曾用相对较低的税率给予了卓越的企业家精神丰厚的回报。他们尤其不会憎恶年轻时的巴菲特—个出身贫寒的人，长大后卖过华盛顿邮报，搬去奥马哈市后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最终买下了华盛顿邮报的大量股份，成为它的董事之。他们会把这个现在富可敌国的人当做真正的美国英雄。
关键的问题是对财富创造的政治容忍是否还能持续下去。全球金融市场参与者都想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最近，个英国国会议员团访问了华盛顿。我被其中个议员的言论吓了跳。“有些东西已经变了。美国人头次对阶层斗争这么着迷，”他说道。其他的议员表示赞同。
这些议员并不是凭空想象这基本转变。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用民粹主义阶层斗争的言论来逗弄金融市场。这是个危险的游戏，但是原因并不像许多保守者所声称的那样。他们的理由通常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创造了高达75的联邦税收，这些人同时也掠走了大部分国民收入。与他们观点相反，这是个危险的游戏，因为阶层斗争政策会限制或者吓退全球资本，导致创业冒险精神的丧失，而这会减少就业机会创造和降低整体经济活力。除此之外，阶层斗争的氛围极容易滋生危险的金融恐慌，使整个经济体系的根基遭到严重破坏。
全球投资团体在近几十年忽视了美国政策的明显缺陷，包括财政不平衡，个主要原因正在于美国是创业者创新的温床。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有创造力的风险承担者大施拳脚的唯的可靠平台。有的人因此发财致富，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帮助促成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破纪录的就业机会。
这并不是要否认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焦虑。民意调查显示，虽然这么多年来失业率很低，股票市场也很稳健，但是美国人仍然为他们的经济前景担忧。这忧虑随着经济增长的放慢而更加强烈。不幸的是，我们最大的公司仍在进行重组和精简。美国工作人口的实际工资增长相对停滞。但贸易积极扩展时失业率最低，奇书网整理提供这违反直觉的概念很难让大多数美国人理解。
最近几年，美国人在进口上的花费超过了其缴纳的税金。结果带来了这样种感觉，那就是尽管经济非常繁荣，但是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对经济命运的掌控。所以即使那些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开始在政治上两面下注。
比如罗伯特·鲁宾是高盛前总裁，美国前财政部长，党切经济相关事务的精神领袖和职业国际主义者。在2006年年底，他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5周年庆典上的次讲话震惊了整个华盛顿决策圈。他声称如果再相信“比较优势”就太天真了，他的这番言论让大部分算是自由贸易派党人的听众大吃惊。换句话说，他是在质疑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根本前提，而这前提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几十年来都大体赞同的。事后，许多人表示希望此评论更多是暂时的非理性思想，而不是战斗号令。
作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感到许多时候被迫需要远离她丈夫的亲全球化立场。出于变化的政治态度，她将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也是华盛顿反全球化势力领导人理查德·格普哈特招入了内部战略团队。但让人困惑的是，她同时又听取了她丈夫的前亲全球化顾问的意见。这些人中包括吉恩·斯珀林。斯珀林坚持他的亲全球化立场，但是承认必须应对全球化市场所带来的忧虑。这样说未免显得偏袒，但国会中群龙无首的共和党人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并且在有的事情上，可能差更多。
鲁宾之后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这群人中最有趣的位。正如斯珀林，他仍然保持亲全球化资历，但是主张“广大中产阶层所分得的蛋糕可能也会缩小”。在财政部短暂工作后，萨默斯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校长，但随后被解雇部分是因为缺乏艺术的管理方式，但我相信也是极端左翼对克林顿政府的亲全球化立场进行的报复，而萨默斯当时是全球化的拥护者。
萨默斯是个有趣的决策者，正是因为他完全只相信原始的智慧而从不在意传统社会规范。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天晚上，我安排来访的所谓环太平洋地区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财政部长同我所描述的“华盛顿六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见面。萨默斯也在受邀之列。
那是个夏末的晚上，晚餐安排在白宫正北方四个街区远的杰斐逊酒店。我选择了个离大厅很近的小而华丽的餐厅。我们先喝了几杯简单的鸡尾酒，准备坐下来进行晚餐讨论。那时我发现个座位是空的。“劳伦斯·萨默斯不在，”我对其他人说。我猜测他可能被刚下的暴雨给困住了。“萨默斯在等雨停。华盛顿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边说边朝窗外望去，只看见大雨滂沱。
几分钟后，餐厅的大门缓缓打开。个紧张的满脸担忧的侍者出现在门口。我站起身快速走向门口。侍者说：“门外有个奇怪的人，说他是来参加这次晚餐的。但是看他的样子，我在想我们应该叫他离开。”就在这时，个浑身湿透的人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进入了房间。那是萨默斯，他看起来好像被抛进过泳池样。他从八个街区开外的世界银行冒着暴雨走了过来。那位侍者显然认为他是想找顿热饭吃的流浪汉。新加坡的财政部长看起来显得尤其困惑。萨默斯站在那儿浑身淌水，西服完全湿透了。容光焕发的他坐下来享用晚餐，仿佛不知道他的脚下正在形成个小水洼。屋内其他的人坐在那儿满脸惊讶。
然而外表是会骗人的。尽管萨默斯的个人风格和社交方式都比较奇特，但他是我30多年来在华盛顿见过的最不具党派性最理智大胆和最勇敢的金融官员。他是颗未经雕琢的钻石。只有萨默斯这个任命的财政部长敢于挑战党最大筹款现金来源—房利美的可疑金融杠杆行为。
几十年来，市场直暗自认为，对政治上不可触碰的房利美，美国财政部会为其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抵押贷款的投资组合做担保。这使得这家公司能够以低于其他竞争者很多的利率借款，结果却通过鼓励过度借款创造了危险的市场扭曲。对萨默斯而言，党派策略远比不上追求政策突破—或者，没有更好的表达，就是老式的追求诚实的政策—在智力上的吸引力大。假若这样，应该把公司从悬崖边缘拉回，就像不到10年之后，应该把整个银行业从对次级抵押贷款的迷恋中拉回。
鉴于以上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对华盛顿的党来说，接下来几年的问题是：新兴阶层斗争保护者会接管吗？还是克林顿派，包括虽然要求改革但仍支持开放市场的萨默斯式人物，会继续影响辩论？因为有迹象显示，克林顿所采用的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正遭到拒绝，美国将要经历个比想象中更加弯曲的世界。
当然，克林顿的顾问们，如萨默斯和斯珀林，关于中产阶层没有充分享有全球财富机器所带来的好处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的金融体系中，工薪收入部门本身就在萎缩，中产阶层的收入不足以保证家庭经济状况不会倒退。这问题不会因为政府所支持的任何项目而改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津贴。
此外，如果全球化继续下去，贫富之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拉大。这是因为财富创造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在20世纪50年代，位宗教激进者问爱因斯坦：“你相信奇迹吗？”爱因斯坦回答：“我相信复利这个奇迹。”放到全球范围来说，如果政府避免毁坏全球财富机器，世界范围的财富就会呈指数级增长。
但任何理智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不会相信收入差异的进步显著增大无关紧要，差异增大就像所政治和社会的纸牌房子，最终会倒塌。然而这次辩论并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从历史上看，在美国，大规模收入再分配想到70年代的高税收会严重妨碍经济增长。结果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弱，就业减少。此外，积极的福利干预计划则伤害了人们的自尊，使他们毫无成就感。这就是克林顿作为总统时为何甘愿再次惹恼他的某些政治同盟，而签署了重要的福利改革法，旨在帮助工作的穷人们摆脱陷入福利依赖陷阱所带来的屈辱感同时保证真正有需要的人群的福利。
最终，政治压力所造成的普遍不公平收入分配极有可能变得很难估量和预测，甚至更难控制。高度企业化的经济产生了赢家和输家。挑战最终在于如何大幅扩展赢家的社会基础。最好的方式是扩大投资阶层的基础。实际上，从长期看来，让更多的人成为资产持有者是挽救全球化的唯政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