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美国市场巨额流动资金的存在就是美国经济良性发展的表现。当经济状况不可能恶化或者至少，即使恶化也会有精确的调控手段时，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就会‘发育成熟’，并大量‘滋生’。”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谈到了这问题，他说，流动资金就是信心的代名词。在后面章里，我将提及我与格林斯潘谈到的关于中央银行在需要这种信心支持时如何运转的问题—实际上，这种过程就是场精彩的戏剧，金融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观众。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流动资金所依靠的就是市场的信心，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在未来的短期内不会接二连三地犯大的过错。
实际上，世界金融体系的存在依赖的是信心全球博弈。金融市场的规模—相对于政府来说—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如果没有种恰当的信心体系，将会难以保持稳定。政府本身不能颁布法令维持金融市场的秩序，它们只能赋予市场种正在被政府监控的意识。
我们分析下瑞银集团的情况，它是瑞士最大的银行和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之。在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期间，瑞士中央银行惊慌失措地发现，仅仅瑞银集团这家银行，其信贷额就达到了2万亿瑞士法郎。而瑞士的全部才是4750亿瑞士法郎。在发生恐慌和严重的资本外流期间，仅家银行的债务就达到了国家的4倍之多。这也就是说：瑞士政府在危机发生期间是无法承担起改变这种金融体系的代价的—即使官方想要这么做。而工业化世界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会发现他们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当发现金融机构所进行的是种巨额的杠杆投资借入当前的投资资本再进行新的投资的时候。
对今天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金融市场恐慌代表的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只要投资者犯了妄想症，所有的不确定状况就会纷至沓来。很多专家仍在探讨导致1987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根据今天的市场衡量标准，相当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天下降了3500点—的那影响因素，或者系列因素。开始，传统的分析理论认为是信息化的投资策略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行为恶化了。然而，我们现在所明白的是，当系列看上去是良性的发展步骤日积月累时，就会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的信心，最后导致全球金融秩序的突然崩溃。
市场参与者倾向于认为，政策制定者破坏了全球体系，并导致了投资者的恐慌和信心的丧失。在这过程中，政策制定者所犯的错误看上去很小，但这些错误会像滚雪球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致数百万的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因此，可以说，政策制定者的过完全大于功。
比如，1987年秋，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和德国财政部长格哈特·斯托登伯格之间就美元和利率问题展开了次公开辩论。这次辩论给人们的信号是，国际正常金融秩序已经失衡不稳定了。美国里根政府对日本又实施了贸易制裁，这无形中更增加了自由贸易的不确定性。在股票市场崩盘前的周里，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宣布，计划对涉及公司接管的债务征税，这点被许多市场参与者看做是金融市场的种极其粗暴的行为。在同个时期，美国众议院个附属委员会通过了1988年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格普哈特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时的顾问的修正案，这修正案沉重打击了美国向其他对其存在贸易顺差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所有的这些都会给市场个危险的信号，那就是全球的资本流动有可能突然处于危机之中。
比如在1987年，好像是个很小的技术上的失误和马虎大意的政治举措，就让世界股票市场和全球经济蹶不振。在这个政策和市场的世界中，人们往往会考虑更多的利害关系。但金融市场是非常敏感的，好像突然之间，金融市场就感受到了各大国的消极合作情绪。随后，几乎是夜之间，股票价格就开始暴跌了，随之就出现了金融恐慌。当然，在金融市场参与者预料到当金融危机爆发时7七国集团工业国政策制定者会协调行动时，股票市场又出现了反弹。但从今天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产油国和高储蓄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发生了市场崩溃，这种协调行动和单打独斗的思想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这里很明显的点是，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了。在项对金融混乱的历史的分析研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罗格斯大学的迈克尔·波多认为，今天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是个世纪之前的两倍。
我们可能会想，今天的巨额流动资金会突然“油尽灯枯”吗？它会使全球的财富机器瘫痪吗？不幸的是，这种场景并不是很乐观的。这是因为全球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很有可能会追随美国的错误步伐，尤其是，紧随2007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在保护主义和采用笨拙的金融市场调控手段的问题上。
这里还有些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但其中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就是政治上的不确定因素。全球化反对者中既包括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也包括党人。在利益集团担心国际竞争不确定性的影响下，他们正在给全球化进程贴上“世界残酷竞争的比赛”的标签。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初期，些党候选人以前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为首和共和党候选人以前州长迈克·赫卡比为首都在强烈表达反全球化的主题，而其他大多数的候选人也拒绝为全球化主题争辩。这是因为全球化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在引起普遍的焦虑。业务外包，这个以前把无技术的劳动者排斥在外的运转模式，现在也在威胁着中产阶层的就业机会。然而，实际情况是，从工作机会方面看，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是净“内包”，而不是外包。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要比美国在国外的投资高出5000亿美元，这也就是美国每年创造200万个“净”工作机会的个原因。
经济学家戈登·汉森罗伯特·费恩斯特在分析研究之后认为，工作外包实际上提升了无技术工人的真实工资。经济学家威廉·迪肯斯和斯蒂芬·罗斯认为，对外包的批评之声已经过火了：“正常情况下，现代市场经济都会借助其内部动力不断地破坏，也不断地创造数千万个工作机会。贸易对工作机会的搅扰作用是非常小的。到目前为止，导致失业最大的因素还是来源于国内竞争。”麦肯锡公司的马丁·贝利和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也都赞同这观点，他们认为，生产领域90的失业现象都是国内竞争的结果，因为绝大多数的技术进步都会促使公司裁减工作人员。
另外个引起全球经济体系不稳定的因素是，今天的经济发展决定了世界经济要从以生产行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行业为主。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也会很快出现产能的过剩。为了维持经济规模，这些国家将会向服务行业—这个美国和英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在美国，服务业创造了80的工作机会—倾斜。即使美国也存在着很多工作机会“内包”的现象，而服务行业对此的焦虑会更强烈。在国外同行竞争的情况下，会计师律师放射线学者，以及很多为他们自己的生计而担忧的人可能会处于失业的风险之中。即使些专家感到对服务行业工作机会的担忧有点过头了，但这种担忧本身就是种威胁。
些经济学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格迪什·巴格沃蒂，就反对对服务行业的这种担忧，他说：“工作人员就近工作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服务性的工作不可能远距离进行。”我同意那种威胁有些夸大，但这种对失去工作机会的焦虑的确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它们还有可能引起美国政策方面的逆反应，并进而引起全球市场的动荡。事实上，在美国，那种反对所谓的“大公司利益”的平义观点却在日渐加强。
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意识到了他们很难做到在使用立法或调控手段对全球体系进行恰当控制的同时，能够避免带来无意识消极后果。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英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那时它通过阻止人们把金钱带到国外消费来修补其金融体系。但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看来极其不错的阻止货币贬值的做法却被事实证明带来了巨大灾难。这种修补做法使得英国后院起火，几乎摧毁了英国中产阶层的所有储蓄。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在面对今天汹涌澎湃的资金狂潮时，需要采取种审慎应对的策略。要知道，全球市场也有像野兽样被激怒的时候。
今天我们正处在个相当奇怪的新时代，除了出口商品的国家俄罗斯和其他石油出口国之外，全球经济正在越来越超出政府的实际控制—即使中国经济也无法由中央政府轻易控制。
在这个新世界中，各国政府都在积极融入其中并试图发挥重要作用。也许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的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由第三世界债务方组成的巴黎俱乐部1—在帮助协调资金流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新兴市场债务的偿清和全球现金流量的大增，这些政府机构也在更大程度上发挥着其重要的协调作用。
我们可以看下中国和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同些新兴市场国家签署廉价的贷款合同，以换取这些市场的商品—比如说石油。但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了其他经济体的抱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现在，有些人就认为，中国从全球货物和商品贸易体系中获利的同时，却没有做出促进这个体系稳定的行动，而是破坏了这种稳定性。
实际上，中国和些国家都在与世界银行竞争，而且出价要比世界银行低，与世界银行不同，它们的贷款并不牵涉环境或者标准问题。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都正在使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边缘化，其中个明显的证据是在2007年4月14日那个周末表现出来的。在那天，工业化国家召开了次极其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中国的身影。在2007年10月初的次会议上，中国派出了个并没有实权的代表参加会议，而高级官员并没有参加。他们缺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他们更加关注国内的紧迫问题。
在第4章，我将阐述中国与世界在未来那种无法确定的发展关系。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20002003年首席贸易顾问格雷格·马斯泰尔认为，在未来会出现很多混乱局面，其中包括即将到来的对环境政策的争执。马斯泰尔说：“如果中国放开钢铁和化学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或者对这些行业支付大量补助金，那么美国和欧洲的相关竞争行业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是因为世界贸易组织附则规定，美国和欧洲没有权力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实际关税税率进行干涉。允许的贸易限制只适用于“对濒临耗竭自然资源的保护”。针对国家的环境制定的贸易政策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不到位的。马斯泰尔预计，美国和欧洲的核心产业将会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挖空，而它们在法律上却无能为力。
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资金流动确实弥补了美国预算和经常账户的不平衡。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球的资金必须保证能够自由流动。如果这些资金停止了流动—不论是因为政府的干涉党派的严重分歧，还是由于国家之间贸易争端所引起的国际秩序混乱—那么这对全球的整体负面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全球的资金管理人经常在起讨论：在个受情绪和心理控制并且以市场为主体的新世界中，存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地区主义所摩擦出的零星火花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种体系的独立性，但它却是当今的现实状况。在这个各部分相互连接的新世界，悲观主义往往具有高度传染性。市场理论家推测，环境的力量和自由贸易的推动力是相互碰撞的。如果美国明显要重走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那么由全球自由流动资金所建立起来的对全球企业模式的信念将会面临夜之间干涸的危险。这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分歧与争端很容易就演变为明天的贸易和商品战争—这会形成个令人害怕的资金堵塞停止流动的时代。
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渐趋消失，它们都支持开放市场强势企业家资本主义和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市场所代表的经济成功发展模式，财富更多地来自想象发现和创新。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毫无疑问地成为技术突破的温床—从到再到b，而新的突破还在继续延伸。
然而，全球，尤其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复杂化已经为美国的创新进程投下了块很大的阴影。因此，个并不让人吃惊的事实是，美国公司的们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们宁愿回购公司股票，或者并购接管其他公司，也不愿冒在新的地区和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内部意见充满分歧的沮丧的美国国会也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失去了信心。很显然，美国将会执行的是种小心翼翼规避风险追求安全的经济发展模式。
意外效应法则1或许即将失去市场，因为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仍然相信他们能够控制全球经济。也许我们将会发现，这个误导性的概念将会影响数百万市场决策者—全球巨额资金的大管家—的政策选择。
最近有人要我举出全球新经济发展可能性的几个例子。其实就这点来说，有数百种可能性。毕竟，有多少人能预测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究竟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呢？我说，想象下，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制定他们自己的会计准则，以把其他国家不利于美国的会计准则割裂开来，那么，这种做法将会把外国投资排除在美国之外。
或者想象下，如果美国国会为美国公司的海外拥有者设置各种投资障碍，其他国家就会以提高税收或调整政策来对付美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想想，这种民族主义的做法是不是也有可能？在2005年，美国众议院15位党议员起协商支持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简称。自那时起，所谓的“15”成员就差点因为他们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被赶出党的阵营。
想象下，股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突飞猛进，代替了美国税收法中的最低税收，比如说，对2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收入征收7080的税。这样做的结果是，有相当部分的美国企业部门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会对美国的机构产生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或者想象下，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彻底破裂，全球自由贸易的协调机制完全瘫痪—现在就处于种命悬线的状况。突然之间，新兴市场的政治领导人向世界宣告，他们将让所有的专利权去见鬼，或者拒绝偿付所有的担保贷款—甚至包括公共事业性贷款比如说药品水利设施等项目的贷款。美国将会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全球商业顿时就会像块石头重重落下，而世界的金融市场也会陷入瘫痪。
想象下，华盛顿决定限制知识产权的跨国界流动，并且不让外国研究生到美国大学求学。用不到多少年的时间，美国就会像欧洲样—没有了创新的活力。
想象下，即便美国财政部对些数额不大的行政税或其他小税种进行微调，也会使市场上美国短期国库券的价值迅速缩水。然后日本，或者更有可能是法国的些债券交易商就会利用这种状况的改变，迫使美国债券市场陷入片混乱之中，并促使其崩溃。或者想象下，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调控能源利用率。它们以对来自二氧化碳高排放国的进口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的形式制定出环境标准，这样中国就会成为主要的涉入国。继而，中国就会通过提高对美国农业和银行部门的关税来展开报复行动，这会让华尔街难以吃得消。
面对退休金压力逐渐增大的情况，想象下，如果美国国会只会装模作样地采取些笨拙的措施来减轻金融交易者承担的风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退休金危机—其危险程度绝不亚于2007年的商业票据危机。想象下，如果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1的后续影响持续下去，那么它就会慢慢地吞噬掉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你可以想象些让人无法预料的结果—美国人会感觉到，他们不再是全球第了。如果缺少竞争力，他们会恼怒不已的。美国国会对此会做出反应，事情也会麻烦不断，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资金的流动—也会出现干涸。利率会飞速上升，经济发展方面的失误也会此起彼伏。对于般的投资者来说，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慢慢地，全球体系也会显现出更大的脆弱性。最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对美国国会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个政府机构，它有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拒绝批准海外资金对美国的投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具有关键的国家政策功能，它的目标就是垄断性的资源独立国沙特联合酋长国俄罗斯，等等控制着的大约25万亿美元的十几只主权财富基金简称。
但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监督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中所做的这些必要的努力是否会超出它所声称的国家安全的考虑呢？它早先的做法好像并不是那么鼓舞人心。而欧盟委员会也正在对主权财富基金实施远比美国严格的限制性措施。有些人认为，这是欧盟当权派利用这个机会以增加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能力。
然而，西方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政治焦虑不会无缘无故地就消失。毕竟，中国印度和产油国控制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过剩储蓄。到最后，比如说，如果克格勃控制的俄罗斯政府或者中国政府要购买微软或波音1015的公司股权，并且还要寻求这些公司董事会中的席位，或者要探寻公司发展的私密信息，那么美国人是不是能大大方方地允许呢？如果不能，那么俄罗斯中国和沙特政府对西方国家在它们经济体中的投资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如果要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企业与政府投资的战略决断之间划条分界线，那么这条分界线在哪里呢？
在最近次的欧洲商务旅行中，我与欧洲家主要中央银行的行长进行了会面，他告诉我他最近到上海访问的些情况。中国政府给他们提供了城市旅游服务，带领他们驱车35分钟来到了上海郊外的座小城镇，这是座新建城镇，可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办公楼。这位欧洲官员向接待人员表达了疑惑：“这些大楼太壮观了，但里面却没有人办公。这是为什么呢？”接待人员回答说：“这些办公大楼不可能永远空着。很快，这里就会进驻我们政府新的海外投资机构。”这位行长说：“我知道中国政府现在正在调整中央银行的储备策略，也就是说这些储备资金已经不再仅仅发挥储备功能了，而是跃跃欲试地向全球投资。”中国接待方则回答道：“是有点这种趋向。”他的这种肯定回答实际上也引出了个问题—世界上的发达经济体有没有种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不断增长的流动性投资呢？
然而，更加混乱的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主权财富基金都倾向于对西方企业进行被动非杠杆化长期性的投资。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它们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最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退出的投资。在下章，我将探讨在今天被称为对冲基金的流动投资。在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下面的状况：当大型主权财富基金与工业化世界的中央银行携起手来，以应对工业化世界市场之中弥漫的对投资的悲观情绪时，对冲基金却在做空全球经济，或者逼迫全球经济把赌注都压在它们上面。些小型的独立性更强的主权财富基金会让市场更加混乱，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在全球交易中聚集起来的私人对冲基金投资而做空市场。
在这种背景影响下，今天的世界好像正在从经济全球化的里根–克林顿模式和毫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机制转变到19世纪的全球化模式的复兴—个新的重商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到处充满着基于政府控制的政治议程和资本变动的秘密协定秘密交易和紧张状况。最近几十年里发轫于工业化国家的那种善意的7政策协调机制也渐趋式微。而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所谓的自由资本市场也处于围攻夹击之中，颓废之势日显。最终的结果是，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呈现迅速瓦解迅速崩溃的趋势。
今天，世界在金融领域正在进行着场重量级的重构。美国—这个曾经以透明度法制规则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所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打造出来的信用“堡垒”，正在被全世界些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审视着。当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效仿美国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并且成为全球投资市场的新宠儿的时候，美国却发现自己处在了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结果，全球金融活动的中心开始逐渐从美国这个金融的核心重镇偏移—这点与第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处境竟然极其相似。
如果你怀疑这点，我完全可以举出个例子。位瑞士银行家最近向我透露，有家中国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就是得到了瑞士银行的部分帮助。在达成这项交易的过程中，这家中国公司绕过了纽约和伦敦的金融中心它们是传统上的全球金融中转站，而直接与迪拜的金融机构取得了联系—这在10年前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由于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尤其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正在失去其作为全球投资市场值得信任宝库的独无二的优势地位。
这就是世界资本市场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世界正面临着个巨大的风险，那就是失去个其赖以支撑的，虽然问题不少但却支持自由贸易开放资本的根基国家—美国。然而要想真正了解我们面前的风险，就有必要先了解，我们目前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如何转变的，在我们的周围究竟存在哪些令人恐惧的危险？
让我们看下未来的世界。今天的金融体系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些积聚起巨额财富的国家—这里指的是产油国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还将会积累更多的财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国家那种低消费高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
在个没有社会安全感或福利政策不够完善的国家里，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储蓄而不是消费。而且，与基于普遍性消费和个人创业精神的西方世界相比，以出口为主的商业发展模式更容易被政府官僚机构控制—当然，也更容易形成。
麦肯锡全球学会b2007年的份报告描述了当今全球金融体系的几大决定性因素。这份报告提到了全球经济的四大新“金融权力掮客”：是来自产油国的投资者；二是亚洲各中央银行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三是对冲基金；四是私募股权公司。这四大新的权力掮客不断增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和塑造，自从2000年以来，其资产总额已经增至原先的3倍之多，达到10万亿美元，占到了由全球养老基金所控制的资金的40。要知道，养老基金传统上就是全球投资的丰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