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谁知，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地区官员捧着老农倾诉真情的电报，潸然泪下，颤着声说：“我离他们远了，太远了……”
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朝鲜战争就不期而遇，紧接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面对如此内忧外患，当时的中国再不可能做到从容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
截止到一九九0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就高达一百四十九项之多！于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利益开始膨胀，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由于管理上没有相应的约束与制衡，许多本来属于政府部门工作范围之内的事，为了收费，也都纷纷成立了专门的事业单位，并聘请“帮办”。
民兵训练支出有：民兵训练生活补助；民兵训练误工补助；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等。
震惊中央的“丁作明惨案”，就是在《条例》颁布一年之后发生的。
面对这些证人真正的证词，王洪超感到万分震惊。
三人被押回安徽后，没有被押往临泉县，而是关进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老家的太和县。
三个人竟有了三样说法，这自然更引起大伙的怀疑。
尽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们都沉浸在无比的亢奋与激动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奋与激动的同时，又有一种异样的酸楚，不时会从心里毫无准备地冒出来，破坏着他们的好心情。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当时三人都说不清，此刻，列车远离北京了，他们才恍然大悟：北京虽好，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毕竟是临泉县白庙镇人，他们的命运更多地还是掌握在临泉县县委书记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庙镇王营村个别人的手里。
王洪超的岳父是乡村中比较有商品头脑的精明人，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就走村串乡去卖老鼠药，这行当成本不多，收入却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种庄稼日子过得太艰难，就跟着岳父去卖老鼠药。一天，正赶在王洪超外出卖药，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
从《起诉书》上“审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你压根儿就无法知道被杀害的张桂玉等人是负责清账的村民代表，他们是在行使小张庄八十七户农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而穷凶极恶的张桂全是有预谋地要对村民代表实施十分残酷的报复；更看不到村民们已是不堪重负、村干部为掩盖罪责才是发生这一惨案的最直接原因。始作俑者是张杰，激化矛盾的是张乐义，但《起诉书》在陈述到村民代表张桂玉妻子魏素荣一句并不过分的话之后，跟着就做出结论：“从而引起双方对骂”，似乎引发事端的主要责任在魏素荣。而且《起诉书》竟然没有“审查表明”，原本不是算账小组的张桂全的两个儿子，跟着老子去“算”什么“账”？而这正是此案要害，却被掩盖。“双方对骂”的内容只字不提，陈述“打架”的过程被“查明”的“事实”居然是：首先拿起凶器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他妻子魏素荣；首先动手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村民代表张洪传；杀人不眨眼的张加志似乎只是因为他发现张桂毛和张洪传二人又是用伞又是用砖头“准备”(“准备”二字妙不可言！)打他的老子张桂全一个人时，他才动刀的；后来发现张桂毛“正压在张乐义身上”，张加志“即向”(“即向”二字亦是煞费苦心！)张桂毛下手的；而被压在身下的杀人凶手张乐义“起身后”(“起身后”三字更可谓用心良苦！)才发难的！
魏素荣回到家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她哭丈夫张桂玉死得不明不白，有冤无处申；她哭自己长着眼睛长着嘴巴，看到的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却不能再说；她哭这世道太黑暗，不定啥时就会给憋疯了。
天已经大亮了，庄子里的农民差不多都还慵缩在被窝里。五十八岁的魏素荣，这天依然早早就下床，像往天一样忙着去灶间。她知道，丈夫张桂玉被大伙推选为村民代表，他和另外十一个村民代表一样，风雨无阻地要去查村里的财务账，魏素荣生怕误了村里的大事，很早就把早饭做好了。
路营村村民愤怒了。愤怒的烈焰烧去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设置在心头之上的藩篱，一个个无所顾忌地走出了家门，拥到丁言乐农舍的前面，要丁言乐和他老婆滚出来。但是，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丁言乐听到风声，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营，此时已是人去屋空。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一个部队退伍回来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
联合国发表过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名次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进，已经创造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在注视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
1享受冷漠
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
朱镕基十分满意地点着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五千吨，而过去一年都在一千七百吨左右。”朱镕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有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两千三百亩田，一年产量一万五千吨。”俞水华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七百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早已对各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倒显得更加镇定，并且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笑了。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作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于是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
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的粮垛，朱镕基忍不住要亲自登一登粮堆的高处。因为粮堆的一边非常陡峭，为安全起见，随行的两名保卫人员不得不慌忙跟上去，各自伸出一只手从后面紧紧支撑着总理的后背。
登上粮堆最高处的朱镕基，看到由他制定的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外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他说，即使是城市，不管你那个城市的工业化的比重有多大，最重要的还是农业。各级党政一把手，最熟悉的应该是农业，应该了解民间的疾苦，特别是农民的疾苦。否则，你怎么当书记，当市长？中国最多的群众是农民，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是农业嘛！
他语重心长地谈到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地下来调研。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是个这么大的国家，一项政策执行起来会有一个过程，实施以后，也要有一个被实践检验、修改和完善的过程，而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他特别指出：“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一。”
朱镕基绝对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在江南的一场豪雨之后，我们在已经卸任了的刘鸿站长的家中，听他痛心疾首地给我们算着那次造假的损失。他说一千多吨粮食不是个小数字啊，来回运输、清理卫生、拆包倒包、清仓垫仓、水电消耗、粮食损耗、各种招待花销，外加影响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里里外外，就是十多万元呀，对已经严重亏损的峨岭粮站更是雪上加霜。他这算的还只是经济账。
望着新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满意而又兴奋的神情，我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在最痛恨做假账的朱镕基总理面前竟敢这样造假，还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能够让人相信呢？这种骗局，不但玷污了朱镕基四处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爱关切之情。
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够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的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
我们注意到，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十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七个省六十多个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使得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不得不中途夭折。
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为此，他还特地向安徽的同志作了专门的解释：“不是不相信地方的同志。”遗憾的是，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的第一次重要的调研工作，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社情民意，无论是总理，还是《粮食收购条例》，都丧失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