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的新建县，这一片原来分别属于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颍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沙土、碱土更是布满各处。路营本来就够偏僻落后的，再加上一九九一年那场特大洪灾的袭击，家家穷得叮当响。这一年眼看春节就要临近了，村里却没有一点要过年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零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留你”。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第二章、恶人治村
彭志中也没想到联防队员这次下手这样狠，丁作明被打得这么惨，见丁继营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势挥挥手，巴不得赶快将丁作明抬走。不过他依然没有忘了自己曾经做出过的处理决定：“我把话说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医药费送到派出所！”
丁继营和查账小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乡医院治疗，后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厉害，乡医院的医生不知所措，只得连夜将他转往利辛县医院进行抢救。
第二天上午八时，丁作明被确诊为脾破裂大出血，医院给丁作明紧急输血，然而，回天乏术，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终于在抢救他的县医院的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继营老人听说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来。他拍打着墙壁痛不欲生：“儿啦，你咋这么傻呀，你有理他们有权，你胳膊咋就想扭过大腿呢？……”
丁作明的爱人祝多芳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早哭成了泪人。她一边哭，一边喊：“作明呀，他们把你往死里打，你咋就不认那二百块钱呢！钱比命还贵吗？你这样撒手去了，撇下两个浑身是病的老人，三个这么小的孩子，大的刚六岁，小的才两周……往后的日子叫我咋过呀？”
守在边上的查账小组的村民，好言相劝丁继营和祝多芳不要太伤心，劝着劝着，忍不住也是泪流满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么聪明，昨天为啥就那么糊涂？他们这样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声呢？……”
丁作明带头向县里反映农民负担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纪王场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触目惊心！
路营村村民愤怒了。愤怒的烈焰烧去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设置在心头之上的藩篱，一个个无所顾忌地走出了家门，拥到丁言乐农舍的前面，要丁言乐和他老婆滚出来。但是，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丁言乐听到风声，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营，此时已是人去屋空。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走进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一家人。有的说他们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变得激愤，最后一合计，决定直接去县里。
就在路营村村民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朱园、李楼、郭桥、常营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营村的上访队伍。
显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路营村。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提出清查村干部账目的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于是这支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这队伍，滔滔似水，浩浩荡荡，一路上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车、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擎声、喇叭声、铃铛声。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会被将来撰写《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学者专家忽略或回避，因为，丁作明是中国的九亿农民之中，因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现实。
当时的利辛县委和县政府不敢怠慢，十万火急地上路拦截，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以致失控，会被坏人利用，他们对这一事件没有回避，处理得也还积极认真，只是不希望闹得一个地区全知道，对消息是实行了严密封锁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传出去，对
利辛县委和县政府的任何领导都没有好处。
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早已成了当今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这事还是被传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还不知情时，案件已经惊动了中央。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不仅详细得知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并已在震惊之后迅速做出了明确批示。
将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为别的采访任务去利辛县的，获悉“丁作明事件”之后，他深感震惊和痛心。当时他在安徽分社负责农村报道，自然会对发生在安徽农业上的一切新闻格外敏感，再说，一个中国最高新闻机关的记者，处理新闻稿件也不会像地方上的记者有那么多的约束与忌讳。仅凭着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他就觉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农村中太多的“社会信息”，更何况，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并已有了明确规定的一件大事。而纪王场乡一个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农民，只是依据党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了正当要求，并得到县委的支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这一切还是发生在人民的执法机关！
其性质的恶劣、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及典型性，都无不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他迅速改变了采访计划，顶着一连串的压力和干扰，深入到纪王场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写成一篇“大内参”，发往北京的新华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态清样》上。
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不禁呆住了。在这之前，无论是阜阳行署还是利辛县政府，都没有将这件事汇报上来，再说，上面打来这样急迫的电话，在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历史上还从来没遇到过。
陈俊生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过重被迫害致死，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那边，陈俊生马上又说：“处理情况随时告诉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事批了字，十分重视，我在这里随时等候你们的电话。”
接着，陈俊生不仅留下自己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还把他在中南海内部的“红机号码”也提供出来，因为他当时正在一个会议上，并把他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联系方法也作了说明。
透过这一串电话号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关领导联系过后，就把电文发给了阜阳地委和行署。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这时才知道，纪王场乡的这件事“娄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与“农民负担”有个因果关系，这问题就大了，纪王场乡党委政府有关的领导将会被追究责任，县委也难脱干系。虽然他调到利辛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才一个月，许多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承担的充其量不过是“领导责任”，但接到省里发来的紧急电文后，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思想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不希望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或者说，不希望因为利辛这件事影响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来，外地人都把安徽人当做“灾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传出去，安徽的农村还成个什么样子？
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利辛，作为利辛县委书记，他还有什么面子？
当然，戴文虎并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发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寿县，也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了上万人大规模上访，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愤怒的农民竟烧了警车。这事已使中央领导为之忧虑；紧接着，安徽这边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关注安徽对这事的处理情况，不希望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端来。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后还是采取了当今大家都早已熟习了的办法：报喜不报忧，息事宁人。他认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与“农民负担”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办。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利辛县委、县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写出报告：丁作明的死，纯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纠纷引发的，与农民负担无关。
戴文虎绝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抱有侥幸的“回复”，竟断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看到了“与农民负担无关”的结论，回复的电话当即打给了陈俊生。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做出的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还是有人在搞欺骗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陈俊生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
新华社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后，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的调查文章写得已经十分具体了，
那些事实不可能是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得出来的。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把陈俊生的电话内容及安徽省报上来的意见，一并通知了安徽分社。
现场采访和处理稿件一向认真严谨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对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调查结论，十分意外。他感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徽的这种结论，无疑是对他了解到的事实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他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总社的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就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中央联合调查组一竿子插到了案发现场，这使得安徽省阜阳地区及利辛县三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都大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