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嘛不早说,不管你刚才在楼上生了什么,只要你跟我说了,我就不会拉着你往上跑了。”

就这么静静地依偎,不哭,不笑,不闹,再说上一句,我不孤单。

我扒开了漫肩的野草,她转过身来,闭着眼睛诡异地笑了。

昏黄的路灯透着微弱的光线,在寂寥的巷道里生生不息,我感觉我已经迷了路,要不是柳薪脚下的铃铛声还在不要命地响,我会以为我已经遇上了鬼打墙,怎么走都跟在原地打转似的,晕头转向。就在我快要找不着北的时候,柳薪说了一句“到了”。

“住手啊,栗子!”我想冲过去制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那台机子张大了嘴巴把一张张钞票悉数吞到了肚子里,被钱胀饱的感觉一定好极了,我听到它嘴里出大大的吧唧声,像是吞下了一头大大的牦牛后迫不得已打出的大大的饱嗝,真是大大的恶心!可是又可是,这恶心,又该是多大的奢侈!

“我可是会编草鞋的,”她说:“这可是真功夫,你会吗?”

“再亮的月亮也是清冷的,它有它的盈虚,你永远也不知道这一秒的圆满什么时候会残缺,就像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秒的残缺什么时候会圆满一样。”

我本打算向她问路的,可是当她得知我不是村寨里的人的时候,她用扁担把我扫出了门。所以,我了解到她是一个生性多疑的姑娘,天生缺乏安全感的她刻意地把自己包成了一只刺猬,想方设法地竖起扎手的刺儿,不相信任何人。

我不记得那天我到底喝了多少酒,只记得她说的话比我喝得酒还要多,她一直在跟我道歉,一直在跟我说喜欢我,一直有的没的和我唠着嗑。

可结果是,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他,那晚,他请我上他家坐坐,我不晓得,他竟然在家里头养了狗。我才一进门,他家的狗就对我无比仇视地狂吠。老实说,我怕狗,自从他为了救我而被狗疯咬的那次开始,我对狗就有了后天的恐惧,我不敢听狗叫,碰到有人遛狗的时候,就会像过街的老鼠,灰溜溜地跑远,我一直都这么莫名地怕着,这种害怕,就类似于好好的一个活人在大晚上的时候跑进了坟地,总会胆寒得不由自主地打冷颤,想停都停不了。所以他家的狗傲一嗓子吼出来,我就不受控制地尿了裤子。

从那次以后,她就时不时地在我眼前出现,有时候会在篮球场上,比赛打到一半的时候她会暧昧地朝着我这边抛媚眼,搞不清状况的球员时常会被她迷得晕头转向,最后只好扔下孤孤单单的球,就这么傻笑着愣在了球场中央找不着北,有时候,她会出现在我教室的门口,也不说话,就朝里张望着,每每到了这个点儿,都会吸引来大批的人群随着她围观驻足,搞得我们一年三班的教室像马戏团一样,鼎热闹。最夸张的一次是在五月的文艺晚会上,那天她正好有一次表演的机会,她穿着露骨的盛装花枝招展地走到台上,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请我爱的人和我一起唱这‘康定情歌’。

我真的无助极了,我保证,那是我此生最大的羞辱,我死命地拽住我的裤头,可那群蛮不讲理的人还是一个劲儿地把我的裤子往下扯,我们就这么僵持着扯来扯去,仿佛天都要被扯塌了。我憋红了脸,羞愧,然后是比羞愧更羞愧的羞愧难当,直到我再也坚持不住的时候,有个瘦瘦高高的人不晓得从哪个方向跳了出来,吼了一声:“放开他。”

阿爸在我剃头的第二天把我放了出去。

“呵呵呵,我没那意思,你可不要往坏处想,毕竟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哎呀,”她做戏似的在自己脸上轻轻抽了一巴掌,“呸呸呸,你瞧我这口无遮拦的,真是不好意思啊,呵呵呵呵~。”

也记得,他当时说得是那么的老气,一副幼吾幼即吾之幼地要压死晚辈的长辈相。

也不一定,能抓住那翻涌到云上头的,滚滚流年。

真的,一句也不想听。

我偶尔怀念,心碎如初,

我看到蜜豆看了苗俊一眼,把脸都憋得跟熟柿饼一样,杏红杏红的。

我以为他可能酩酊大醉,可能抱着蜜豆小时候的照片哭得个天昏地暗,但事实是,这一切,都是我多想了。

我后知后觉,

情——来了,又走了。

“是是是,阿哥错了,阿哥以后再也不当小狗了,旺旺旺!”我像旺财似的把双手半弯地垂着叫出了声,她最终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就是实话,是我最痛最痛的,实话。

不好看,真的不好看,我不想看到她那么死气沉沉地,为了她有一个开朗的心情,于是乎——我用宰牛刀割了她的头。

“带我一起走,不然我宁可死在这儿。”我虚弱地哀求:“答应我,请你答应我。”

他吃惊地向我走近,用手扶着架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用看异类的眼光上下打量我。

是暮春初年里,

“她会照顾你的。”

悲惨的是,我们还没来得及拥抱,就得隔着一个光年的距离想念,你不得不信,所谓命运,就是如此难以扭转的惨绝人寰。

隐约间有同情者的怜悯声——

三十出头的村民似乎对这事儿比较有兴趣,随即搭腔道:“哟,你也知道啊,是有这事儿,就刚才我还去凑了会儿热闹呢。”

张瘸子的家就在十里坡麓口一处不大的小茅屋里,周围是农舍,换起东西来也比在十里渠要方便得多。

果然,担心得,没错。

“这还用得着说么,村里头就你一个人叫我蜜豆,不过这也不是重点,我要说的重点是:”我轻笑,“竺寸金话很少,不像你这么能放屁。”

“阿妈!你干什么?!”我几乎是尖叫着走近她,抢下了她手中舂米用的杵子,呵斥她:“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把杵子杵在自己手上会把手弄废的!”

“听听,多新鲜,我看,你是把钱丢窦泌那小贱人那儿了吧!”

“是!我打死你个得了便宜卖乖的负心汉!”

“不不不。”她躲开我,走到了一旁,不时地还扬起巴掌,朝我直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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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灰心,”他说:“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如今损失的,只是时间而已。”

“别紧张,你是儿子,我是妈,这关系,我还分得清。”大约是洞悉了我的顾虑,她松开了我,很出乎我意料地规矩。

我感谢他,感谢他适时地解围,好让我不至于在十年来风风雨雨的岁月里,第一次与自己无话不谈的寸草,无言以对。

“不怕哦,”我心疼地安慰她:“只是扭伤了,过个三两天就好了。”

“窦泌你胡说什么!”白大娘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寸金,他跟你一样,都还是个孩子,你怎么说得出口呢?”

“哪儿有这么容易啊,再说了,生孩子也不是我一个人说说,就能作数的。”

“迂腐!”我纠正她:“你那是封建的服从主义思想,早在民国,妇女民权主义意识就已经崛起了,你应该清醒,应该反抗!应该去争夺属于你当家做主的言权,而不应该甘于做封建社会欺压下的祭品,活得唯唯诺诺!”

“竺老爹,别走~。”

“阿爹,”阿妈亲昵地搂过村长,嘴大地说:“你就别瞎管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您别让这死丫头触了霉头,不吉利。”

“哟,是是是,瞧我,平常啊,就是忙,忙地都没时间打点自己呢,呵呵呵呵。”

她抬起哭红的眼睛望着我,想了片刻,随即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我料想可能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触了她的痛处,便连忙致歉。可是她还是站在原地不动,仿佛听不到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