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故还。上览奏忧之，曰：『括料敌疏矣。彼来未战，岂便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后。』已而果然。及闻城陷，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既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相蒲宗孟曰：『臣尝言之。』上正色曰：『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常言用兵不是好事耳!』
十一月庚申，章惇言：『招谕梅山蛮猺，令作省户，皆欢喜争斗道路，迎所遣招谕人。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又言南、北江事，亦各有序。
六年正月，注罢桂州。
五月丁酉，李宪请发关中民运粮兰州，为五月之储。朝廷将从之，王安礼言：『臣闻灵州之役，役夫被斩，植立而不动。彼固不畏死，奈何以死恐之?今关辅以西，丁壮转徙，物价昂贵。乃欲调难用之夫，辇至贵之物，横绝贼壤，未见其可。臣窃料兰州戍兵其数未多，果可以守，则见粮犹足以为用；以为不然，则适足饵寇。愿陛下俾宪自调之。』宪果以为难。其后改用卒夫，以时运之。
八月甲申，管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等言：收复武胜军。诏具合修堡寨处所以闻，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属降人者，并给还。或已支用者，偿其直。先是七月，韶举兵城渭原堡，遣将破蒙罗角，遂城乞神平，破秣耳、水已族等。时处高恃险，诸将欲置阵平地。韶计其苟，不肯舍险离巢穴速斗，则我师必且投归。而师已入险地，则当使险为吾所有。乃径领师至秣邦山，逾竹牛岭，压寇而阵。下令曰：『兵置是死地，敢有言退者斩!』则乘高下战，官军稍却。韶亲擐甲，麾帐下兵逆击之，其众溃走，获首将器甲，焚其族帐，洮西大震，秣邦山可一举而定。会木征渡洮，为之声援，余党复集，乃令景思立、王存将泾原兵，由竹牛岭南路张其军声，示以不疑，而韶潜师由东谷路径趋武胜。未至十里，遇敌，破之，瞎药等弃城而夜遁，大首领曲撒、四王阿珂出降，遂复武胜。庚寅，熙州洮河浮梁成
三月癸卯[3]，上问执政以啰兀存弃，王安石曰：『筑堡则致寇。今抚宁新陷之后，士气沮怯，乃于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众当力争之寇，则其生变必矣。况又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乎!』上曰：『啰兀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论，但如李牧，犹弗肯速争小利。盖善用兵者其节短，役不再籍，粮不三载。若诚出此，则啰兀小利自不当营，非特出于举事仓卒也。今人才未练，财用未足，风俗未变，政令未行。出一令，尚患州县不肯服从，则其未能兼制西人，固宜云云。』上悦。及是，遂弃啰兀。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深入荒域。卒伍骇扰，横罹转战之伤；黄丁驰驱，重疲赍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廷震惊。』翰林学士元绛辞也。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意绛密受上旨，恐无功，并任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
是月，韩琦至长安。先是，诸将得邻帅或监司移文，即领兵入西界，纷乱无节制。琦入境，亟檄诸路：非主帅命举兵者，军法从事。诸将自是乃知纪律。初，薛向、贾逵等议，欲留绥州，令折继世统降人守之。诏琦度其可守可弃以闻。已而西人诱杀杨定等，琦即奏：『西人若此，绥州不可弃也。』请从向、逵等议。枢密院以诏旨诘之，琦复奏：『绥州川内，甚有膏腴空闲地。若令降人嵬名山与折继世等因而据之，其手下人户，皆令在绥州川内相近居处，各人知有产业，日久可自存活，自然并力以扞谅祚，似合机会。盖欲以空城付之，使数万必死之兵牵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备，旷日持久，自当疲弊。今已纳其降人，得城与地，而反自弃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势也。朝廷前降指挥，许以绥州城与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约。若更厚抚继世、嵬名山，使过所望，则必各尽死力，以报朝廷，是以敌攻敌，于国用别无所耗。万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系国家边鄙利害，则谅祚所损，固不胜其计矣。』谅祚战数败，国中饥困，以琅挡铁锁锢杀杨定，将献之求和，未行而谅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琦因奏：『当此变故，尤非弃州之时。愿且留数月，以观敌情，他日再许纳欵，犹可为议论之端。』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恥于中变，督促弃州如初，琦亦条陈不已。上遣入内押班王昭明赍手诏访琦利害，琦复具奏，乃诏绥州如琦议。
大理寺狱
八月丁未，以两朝国史书成，燕垂拱殿。
丙辰，太常寺言：『近乞留王朴钟、磬，今修大乐所已集工匠，备炉炭，恐即销变磨炼。况大乐法度之器，其度量声律，杪忽精微，以修之后，或陛下躬临案听，万一如有未协，即更无旧器考验。』诏许借王朴乐钟为清声，毋得销毁磨鑢。初，刘几、杨杰欲销王朴旧钟，意新乐成，虽不善，更无旧声可校。后执政至太常寺案试，前一夕，杰乃陈朴钟已敝者一悬，乐工皆不平，夜易之，而杰弗知。明日执政至，杰厉声云：『朴钟甚不谐美。』使乐工叩之，音韵更佳，杰大惭沮。
十一月己丑，增制五辂：玉辂建太常，金辂建大旆，象辂建大赤，革辂建大白，木辂建大麾。从详定礼文所奏也。又言：『臣等着详《周礼·巾车》：天子五辂，曰玉辂，曰金辂，曰象辂，曰革辂，曰木辂，皆载旗，谓之道德之车。《考工记》载戟常崇于殳，四赤；尤矛常有四尺，崇于戟。戟、矛皆插车骑，谓之兵车。至战国之间，左为上，故增插四戟，谓之闟戟。则知德车、武车，固异用矣。汉卤簿前驱有凤凰闟戟，犹未施于五辂。江左以来，五辂乃加棨戟于车之右，韬以黻绣之衣，益为乱礼。后周司辂左建旗，右建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惟天子之辂建焉，滋为谬误。伏请五辂除去闟戟，以应道德之称，而建太常于车后之中央，升辂则由左，已具奏闻讫。』又言：『看详法驾之行，所与共舆者，以承清问。古者天子居左，仆居中央，参乘居右。仆必授绥，以备惊奔，则谨之至也。《周官》有太仆、齐仆、道仆，所以御车，而孔子曰：吾执御矣。至礼参乘又益重，故道德之车，则有齐右、道右，武车则有戎右，皆以士大夫为之。国朝之制，乘舆有太仆而无参乘。伏请亲祠乘辂，除旧已有太仆外，仍增近臣一员参乘，立车右。』
二年七月戊寅，枢密直学士钱藻言：『五帝坛宫隘狭敝陋，望祭殿宇不严，执事之人寝兴其上。前事之夕，牲牢脯醢无吉蠲之室，以待荐羞。疲老之兵，负祭器于道路，尤为亵慢。』下礼官院，请增五帝斋宫，殿四房立纱子，禁人非时升降。别建神厨、馔库，出太常祭器，分置五帝斋宫，余数藏太常，以备他祀。』并从之。详定礼文所言：『古者荐新于庙之寝，无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时乃择日而荐，非也。《吕氏月令》一岁之间，八荐新物，即仲春献羔、开冰，季春荐鲔，孟夏以彘、尝麦，仲夏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孟秋登谷，仲秋以犬、尝麻，季秋以犬、尝稻，季冬尝鱼是也。《开元礼》加以五十余品。景祐中，礼官以为汉纪简而近薄，唐令杂而不经。于是定四时所荐凡二十八物，视《诗》、《礼·月令》增多十有七品。今欲稍加刪定，孟春荐韭，以卯以葑，仲春荐冰，季春荐笋，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尝麦，仲夏以雏、尝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尝粟与稷，羞以枣以梨，仲秋尝麻，尝稻，羞以蒲，季秋尝菽，羞以免以栗，孟冬羞以雁，季冬羞以鱼。今春不荐鲔，实为阙典。伏请季春荐鲔，以应经义。余乞依韦彤《五礼精义》所说，但设神座，俟寝庙成，荐新于寝，庶合典礼』。从之。诏王鲔阙，以鲂鲤代。
十月，废汉阳军为汉阳县，汉川县为镇，并隶鄂州；省恩州清阳县入清河，又省庆州华池、乐蟠二县置合水县。
此据《食货志》第六卷，比《实录》所书颇详，当用之。
月甲辰，枢密使陈升之兼群牧制置使。
修经义，使义理归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国子监沈季长亲嫌，固辞雱命，上弗
。凡田产，皆先定中价示民，乃以民占，如价计钱。于是始行手实法。
三月。先是，去年八月，详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纳诸行利人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祇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买务，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皆从之。上曰：『此固便于民，然须严立防禁觉察，毋使堕废。如天下百姓纳麴钱，异时盐、酒既榷，其钱不能免也。』至是，上问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令出钱，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冯京曰：『闻后来如此细碎事都罢矣。』安石曰：『冯京同签书，中书文字，皆所亲见，如何去言闻不知先来如何细碎收钱，后来如何都罢?若据臣所见，即从初措置如此，非后来方不收细碎事。不知冯京何所凭据，有此奏对。且言提汤瓶亦令出钱，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实?陛下治身以尧舜实然，所愧臣诚无复可以论谏，至于难任人，疾谗说，即与尧舜实异。如市易司，非吕嘉问，孰敢守法，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敢为嘉问辨明，以忤近习?且市易事，臣一一亲经理其事，亦颇为劳费精神，正以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也。若每每忤圣意，而又召致近习谗毁，乃作扰害百姓之事，不知臣欲以此何为?以为名则不善，以为利则无获。陛下试察臣所以区区为此者何意?』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与近习相为表里。今大小之臣，与近习相表里者极多，陛下不察耳。自古未有令近习如此，而能与治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