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五年二月癸酉，开封府言：『永兴、秦凤等路当行方田，昨准朝廷取税赋最不均县先行，岁不过一县。若一州及五县，不得过两县。缘府界十九县，比一州事体不同，似此推行，十年乃定。请自今年岁方五县，送司农寺。』司农寺以为便民，遂从之。
陈瓘论曰：吕嘉问请于律外别立市易较固一条[3]，神考圣训以为已有律，不须立条。其时刘孝孙称颂圣训曰：『此仁厚爱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孙之计非也，此事正是圣政之阙。陛下不欲行此兼并，所以窥见陛下于权制豪强有所不敢，故內连近习，外惑言事官，使之腾口也。』臣窃谓神考不欲于律外立较固之条，可谓仁厚爱民之意。刘孝孙将顺圣美，不为过也。《日录》之內，但为显扬，嘉问故不以御批为是，不以孝孙为然。于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设法倾之，则兼并不能为害。』又撰对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制，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纸铺孙家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岂有为天下主，乃只如孙家纸铺所为?何以谓之人主?呜呼！『设法相倾』之语谓之不诬，可乎?『紙铺孙家』之语谓之不诋，可乎?神考爱民守法，而指为阙政，力主嘉问，遂至于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九月乙巳，诏开封府界提点司畿县保甲保置旗鼓，以备教阅武艺。
二年三月戊寅，上谕大臣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1]。
襄五奏，据襄集增修。司马光《日记》云：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故当时以此让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读，襄卒辞之。
因而寝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不敢具述。本岁河朔丰熟，常平籴米，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以来若乘时收敛，遇贵出粜，不惟合于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实被惠。亦足以收其羡赢。今诸仓方有籴入，而提举司亟令住止，盖尽要散充青苗钱，指望三分之利收为己功，县邑小官敢不奉行?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因军循储有阙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于一时则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初诏具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而遽于诸路遍差提举官，以至四川、广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夙夜忧劳，厉精求治，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民浸德泽，惟知宽恤，未赏过扰。若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常节浮费，渐汰冗食，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言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欲望圣明更赐博访，若臣言不妄，乞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
三月壬辰，上问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诚当出于陛下，外人谋之，则为疏间亲。』公亮曰：『此亦当自外裁定。』弼曰：『为之当以渐，恐致纷纭。』安石曰：『此事但欲于恩义间无伤，使彼可安而已，不论渐不渐也。今欲裁减恩泽，何能免其纷纭?但陛下不为恤，则事可为也。』上又问裁定亲疏之宜，公亮以为当从上身为亲疏。上曰：『当以祖宗为限断。』安石曰：『以陛下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欲令孙觉、吕惠卿领局，而升之与王安石提举。』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无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称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职之名，非执政之所宜称。』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亮曰：『今之执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书也。』安石曰：『三公无官，惟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即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三司；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宰相虽无所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于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何故乃以为不可?』上曰：『乃者陈升之在枢密院，今俱在中书。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事势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皋陶一人领之。后世兵事愈多而重，则分为司马、司寇两官。非欲苟变先王之法，以时势不同故也。今天下财用困急，尤当先理财。《易》曰：理财正辞。先理财然后正辞，先正辞然后禁民，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曰：丧使无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理财而制置一司，使升之与臣领之之意也。特置一司，于时事宜，恐不须并。』j升之以为并之无伤。安石曰：『今分为一司，则事易商议，早见事功。若归中书，则待四人无异议，然后草具文字。文字成，须遍历四人看详，然后出于白事之人，亦须待四人皆许，则事积而难集。陛下既使升之与臣执政，必不疑升之与臣专事而为奸。况制置司所奏请，皆关中书审覆，然后施行，自不须并入。』争于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对，升之固以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独领，安石以为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中书、枢密各差一人。今若与韩绛同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为小官时，与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时为扬州签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务变更旧制，患同执政者间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觉其诈，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事遂不复肯关预。安石固以请，升之曰：『兹事盍归之三司?何必搅取为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
十年二月[3]，右正言、宝文阁待制、权判西京留守御史台常秩卒。诏：『秩久以懿行见称乡里，朝廷特起，置之侍从，而恬静自居，不替素守，宜优赙赠，以励廉隅。赠右谏议大夫，赙绢三百疋。』秩起处士，在朝廷碌碌无所发明，问望日损，为时讥笑。
十二月丁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王安石为礼部侍郎、平章事。
六月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言安石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十事。安石求去位，既留而诲坐贬。
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六月，吕惠卿判军器监。
八月，高阳关路走马承受任克基言：『市易司指挥冯崇与北人买卖，不依资次，非便。』上曰：『崇不忠信无行[7]，可令亟还。彼自有官司，交易悉旧存规。』王安石曰：『崇一白牙人耳，安足责?陛下左右前后所亲信，孰为忠信?孰力有行?窃恐有未察者。』上曰：『审是非、察忠邪，今昔所难。然不忠信之人迹状著显者，未尝不行法。其未显者，吾取其洁，不保其往也。如昨知泸州李曼，可谓有过矣。而党庇者甚至。范百禄受命体量，独排群议，而奏其实，此可褒进矣。而近臣亦有言百禄不当得馆职者，不可不察也。』诏中书、枢密院自今并遵守条制。既而王安石白上曰：『尧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诞谩，自不须多立法禁。』上曰：『要审察。』安石曰：『陛下每如此，尽善也。』癸丑，辅臣奏事已，上顾安石曰：『闻卿子雱久被病，比稍愈否?』安石曰：『雱苦足疡下漏，遍用京师医不效，近呼泰州疡医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学过人，昨夕尝梦与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
熙宁元年四月乙巳，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上谓安石曰：『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谋，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对曰：『以择术为始。』上问：『唐太宗何如主?』对曰：『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力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上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上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其略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寇盗，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之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寔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始终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寇敌，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侧；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格叙朝廷之位，而无官私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差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衙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勤忧而国不强。赖非寇敌昌炽之时，复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资，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忌讳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谓安石曰：『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设施之
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癸酉，司马光始受御史中丞诰，奏疏曰：『臣蒙陛下拔于众臣之中，委以风宪。天下细小之事，皆未足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此诚太平之原本也。臣闻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治国而强，阙一焉则衰，阙二焉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自生民以来，未之或改焉。治国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长，官之职业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盛，莫若唐虞之际，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夔、龙各守一官，终身不易。苟使之更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尽善也。故人主诚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随其所长而用之，有功者劝之以重赏，有罪者威之以严刑，譬之乘轻车、驾骏马，总其六辔，奋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时，臣初为谏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语。先皇帝时，臣曾进历年图，又以此语载之后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虚心下问之际，臣复以此语为先者，诚以臣平生力学，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愿陛下勿以为迂润【杰按：润，应为"阔"之误】，试加审察，若果无可取，则臣无所用于世矣。』论宰相不押班（元本事)。
《日记》云：乐道之与长文哄也，秉国、曼叔、彦先更上殿言。乐道出，秉国亦求出，命知颍州。
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伏见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乏少正军，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寻又刺充保捷指挥，于沿边戍守。闾里愁怨，不可胜言。耕桑之民，不习战斗，官中既费衣粮，私家又须供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之民，至今二十余年终不复旧者，皆以此也。是时河北、河东边事稍缓，朝廷但藉其民以充义勇，不刺为正军。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来。惟陕西困于科调，比于景祐以前，民力减耗三分之二。加以近岁屡遭凶歉，今秋方获小稔，且望息肩，又值边鄙有警，众心已摇。若更闻此诏上，必大致惊扰。况即目陕西正军甚多，不至缺乏，何为据作此有害无益之事，以循覆车之辙?』又奏曰：『昔康定、庆历之间籍陕西之民为乡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使之守护乡里，必不刺充正军、屯戍边境。榜犹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令于边地屯戍。当是时，臣丁忧在陕，备见其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兵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宫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如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后，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更须千里供送，父母财产，日销月铄，以至于尽。况其平生所习者，惟桑麻耒耜，至于甲冑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临敌之际，不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拽动大阵。自后宫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给以公据，放令逐便。而游惰已久，不复肯服稼穑之劳，兼田产已空，无所复归，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其为失业，较然可知。今朝廷虽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农隙之时委州县召集教阅，止在乡里，不令戍边，而民间惩往年之事，必大兴讹言，互相惊扰。朝廷号令失信前后已多，虽州县之吏遍至民家，面加晓谕，亦终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狱必繁，足以动摇群心，感伤和气。若使分毫有益于国，亦无所顾，此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又奏曰：『康定间拣差乡弓手时，元不曾刺手。后至庆历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犹得多用钱财，雇召壮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则是十余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得复为平民。其为害民，尤甚于康定之时也！』又奏曰：『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诚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何谓于民有世世之害?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祐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物力人户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
壬午，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何如，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上犹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宁县[6]。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敕命，遂径以敕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旨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与闻，纪纲之失，无有甚于此，宜追还诲等敕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敕，令百官详议，以尽人心。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是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群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虽禹之乐闻善言，汤之改过不吝，不是过也。』吕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何罪，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治平元年三月己酉[2]，司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养之礼若丝毫不备，天地鬼神，其谓陛下为如何?此不可不留圣心也。』又言：『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夜则宿于崇文院，以备非时宣召。其余群臣见及奏事者，亦望细加访问，以广聪明，裨益大政。』他日，光进对，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顺颜色，备尽孝道，凡宫中之事，濮王毕委陛下干之，无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当一如濮王然后可；视天下之政，当一如宫中之事然后可。』光寻以言不用恳求外补，帝令宰臣宣谕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谏职，未须求去。』光复奏：『今陛下虽奉事皇太后加于往日，犹未及事濮主之时承顺颜意，曲尽欢心。虽省览庶政，犹未尝访问群臣，讲治乱之切务。臣虽日侍丹康，有何所益?』吕诲言：『近日圣体平复，中外均庆，万机之事，未闻亲决议者，谓陛下避让，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为顺。当陛下违豫之时，非皇太后内辅，则政无所寄。大臣建策，于国忠也。然而陛下临朝御前殿，百官朝罢，两府大臣方至内东门，是纲领柄权皆在于手，陛下犹未专决，何所待也?』诲遂言于皇太后曰：『万机浩繁，殿下焦心劳思，曾未稍休，非所以燕怡福寿之本。况皇帝躬亲治事，勤励如此，在于圣虑，应已慰安。臣愚以谓东殿帘帏宜五七日一御，咨询大臣，无俾旷事，庶少均暇逸，于翊政之道亦无所损。当在沉机，奋于独断，豫宣教命，诞告于朝廷。外形谦让之宜，中遂优游之乐。』
三年四月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塱谗说殄行。若台谏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众论也。』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称恶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国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为论，专指惠卿也。
此据司马氏《记闻》及奏议。怀吉先配西京洒扫班在五月十日庚申，其复召不得时日。
范镇奏疏并不载于《实录》，盖《实录》镇所修，不欲自表见尔。今悉以月日追载。周王薨，真宗养宗室子，当考。
丙寅，智高围广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简以为妄，囚之，下令曰：『有言贼至者斩!』以故民不为备。及贼至，始令民入城。民争以金贝遗阍者，求先入，践死者甚众，余皆附贼，贼势益张。壬申，命崇仪使、知桂州陈曙领兵讨侬智高。
保州兵乱
翟继恩事据赵珣《聚米图经》，《实录》、《会要》、国史并不载。珣以厮铎论为撒陁龙，今从《实录》、《会要》。国史赵振传以散谒为薛适歌，与博文传不同，今从博文传。盖博文传亦见于《实录》，而赵振则《实录》无传也。凌持厮铎论修治兵器，据《会要》，《实录》但载厮铎论及放还质子，国史俱不载。王傅文传所称曹玮曰敏治边平寇事，皆不合，当考。
五月。先是，侍御史高弁、内侍杨怀敏往澶州视决河，议筑大韩埽，又遣内侍綦仲宣覆按之。仲宣言大河已安流，诸埽亦足恃。帝亦重兴役，壬申，以诸埽图示辅臣，罢大韩不复筑。弁亦请弛
四月丙申，谏官孙甫言略曰：『沪本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亦尝战斗杀获，而终使用之服属，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将之言而罪之，不惟劳臣不劝，其招来蕃部，得不惊惧乎?虽然，狄青为一道帅，下有不从令而朝廷释之，青不无怏怏心[19]，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余靖言略曰：『今为朝廷计，当切责沪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仍诏青等共体此意。沪等所筑之城业已就，将军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边鄙安危之计，非私于沪。倘有缓急，通其策应，勿以谋之异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沪等公案，特与疏放，无使羌戎因此疑惑。』
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枢密院副使李谘言：『天圣初行新定茶法，而议者沮毁之，吏人王举等皆坐黥配。今三司言岁课益亏，请复用天圣初所定法，举等显为非辜。乞与优叙之。』诏举等先依三司出职例各迁一资。谘顷在三司，陕西缘边数言军食不给，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俸，太后忧之，命辅臣与谘经度其事。谘以谓：『旧法，商人入粟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至用十四钱易官钱百，坐困三司，乃谓变法，以实钱售茶，二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谤蠭起。谘寻以病请外，相继坐变法谴绌，逾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时三税法蠹耗日甚，议者皆言谘前在被谴绌，将复用见钱法，故谘先有是请。
天圣四年九月辛未，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以田赋民，每顷输税五分，诸州所差耕卒并牛并放还。先是，襄州有荒田四百八顷余八十亩，唐州百七
八月乙酉，中书、枢密院奏：『京西弓手愿充军者，已降宣命，并拣隶宣毅指挥。都监等能召募及五百人已上，特与酬奖。知州、通判岁终委本路转运使具所募人数以闻。』从之。甲午，诏京东等路弓手、强壮愿隶宣毅军者，指挥使以下降一资，监押官以下听如故[12]，仍差朝臣二员晓谕京东路（据《会要》募兵篇）。知谏院张方平言：『伏见宣差朝臣，分路往陕西、河东、京东西路，于前来点差强壮、弓手中招募愿充军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挥者。臣窃思此举事系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国论，谨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见如左。自去岁初降敕命，点差强壮、弓手之时，民间喧然，皆言此时点差，虽以强壮、弓手为名，实欲黥补军籍。敕旨屡下，丁宁再三，谕以朝廷点差之意
至和二年九月辛巳，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李柬之言：『西汉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一子为郎，王吉尚谓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矜，不通古今。今文武官三司使副[4]、知杂御史、少监、刺史、閤门使以上[5]，三岁任一子[6]，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以上，三岁得任一子，文武两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数倍，遂使绮纨子弟充塞仕途，遭逢子孙，皆在仕宦，稚儿外姻，并沾簪笏之荣，而又三丞以上致仕者任一子。况七十致仕，古之常制。少登仕宦，晚至三丞，恩惠未见及民，功业未闻及国，至于退罢，更令任子，退一老者，进一孺子，甚非国家优贤取士之道也。此所谓任子之恩太广也。』又曰：『往年减省补荫，近臣之家靳惜厚恩，务全己欲，但于服属疏者举数事而已，使天下议论多不厌伏者，率由措事之未公也。大凡立法，自贵者始，则人无怨心。请先自嫔御、宗室及两府大臣，以至带职员外郎、诸司副使已上，及内臣之家，一切裁减之，十年当见成效。尚循旧贯，不图改为，而欲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已。』于是中书先请自二府、宣徽、节度使遇南郊，仍旧奏二人，而罢每岁乾元节任子，余诏两制、台谏官定以闻。
行。』
闰七月壬申，户部侍郎、平章事庞籍以本官知郓州，给事中、参知政事梁适为礼部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十二月癸丑，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窃闻宰臣陈执中本家捶挞女奴迎儿致死[7]，开封府见检验行遣。道路喧腾，群议各异，一云执中亲行杖楚，以致弊踣；二云嬖妾阿张酷虐，用它物殴杀。臣谓二者有一于此，执中不能无罪。若女使本是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体，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若女使果为阿张所杀，自当擒付有司，以正典刑，岂宜不恤人言，公为之庇?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训有之。执中家不克正，而又伤害无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犹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顷年晏殊尝以笏击从人齿落，陛下不以殊东宫之旧而轻
正传谓仲淹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此当时之论，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删润，庶不失事实。正传但云：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漫闻于上，会塞下有警，仲淹因与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宣抚陕西、河东。今据
二年三月丁未，徙知润州范仲淹知越州。
闰二月，宦者多恶曹利用，必欲致之死。杨怀敏护送利用，行至襄阳驿，怀敏不肯前，且以语逼之。利用素刚，遂自经死。怀敏乃奏利用暴卒。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厌兵，第忧不就，顾于聘赂无所爱，而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力靳其数，于国有劳。既富贵，负恃以为己功，性又悍梗少通。力裁侥幸，而其亲旧亦有因缘以进者，故及于祸。然在其朝廷，忠荩有守，始终不为屈柔，死非其罪，天下冤之。后其家请居邓州，上恻然从之，且命利用子内殿崇班渊监本州税。
二年正月乙未，御端明殿，阅左右骐骥院马，赐荆王元俨马二疋。
外戚骄横
太后纳陈氏女许立为后（见《立皇后曹氏》）。九月壬子，诏名皇太后所居殿曰保庆宫，自今并以保庆皇太后为称。
删定编敕
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同定钟、磬制度。先是，祭明堂，上亲阅大乐，而言者以为缚钟、特磬大小与古制度未合。诏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晓音律，故召之。
六月丁亥，无为军献芝草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丰年为瑞，贤臣为宝。至于草木鱼虫之异，焉足尚哉?知军茹孝标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不得以闻。』戊子，汝州部署杨景宗求为郡。上谓辅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岂不念之?然性贪虐，老而益甚。今与郡，则一方之民受祸矣。』不许。
[4]北汉原本作『光□』，《长编》卷五作『并门』。兹据《宋史全文》卷一补『汉』字。并门，亦指北汉也。
二月癸巳，王师因假道，遂收复荆南，益发兵日夜趋朗州。周保权惧，召观察判官李观象谋之。观象曰：『凡所以请援于朝者，诛张文表耳。今文表已诛，而王师不还，必将尽取湘湖之地。然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为唇齿。今高氏束手听命，朗州势不独全。莫若幅巾归朝，幸不失富贵。』保权将从之，指挥使张从富等不可，乃相与为拒守计。慕容延
教阵法
熙宁五年五月丁未[11]，诏以泾原路蔡挺教阵队[12]，于崇政殿引见，仍颁其法于诸路。先是，挺在泾原建勤武堂，诸将五日番上教阅，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横列，三鼓而出之，并三发箭，复位，又鼓之，逐队枪刀齐出，以步鼓节之力击刺状，十步而复以上。凡复位，皆闻金即退。骑兵亦五伍为列，四鼓而出之，射战盘马。先教前一日，将官点阅完补，及赴教，再阅之。队中人马皆强弱相兼，强者籍姓名为奇兵，隐于队中，遇用奇，则別为队出战。泾原路内外凡七将，又泾、仪州左右策应将，皆马步兵各十阵，分左右，自第一至五，每阅一阵，此其大概也。上善其法，故颁焉。
六年五月庚戌，诏诸路经略司结队并依李靖法，三人为一小队，五人为一中队。赏罚候成序日取裁。
十二月己亥，上谓辅臣曰：『李靖团力之法，以三人得意者为队，已令李浩试之懿、洽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于汉、魏，皆以五人为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战死，押官执刀在后，即斩二人，恐不可。』庚辰，上复论司马、孙、吴及李靖团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论兵无如孙、吴者，以其粗见道故也。如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益粗能见道，故其言有及于此。』上曰：『能知奇正，以奇为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安石曰：『诚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则所谓神也。神故能
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也。』上善李靖结队法，召贾逵问之，逵以为非。诏中书、密院同议之，安石曰：『今但结三人为队，又结五人为伍。相搏执，以观其孰胜，则可用与否立见矣。』上乃令郭固与殿司各为一法，试其可否。上又论兵，以为：『能知阴阳五行之理，而役使之则尽矣，要在通理而已。』安石曰：『天地乃为阴阳五行所使。通阴阳五行之理，是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所为无不可者，何但兵而已！』丁亥，诏程昉于沿河采车材三千两，下军器监制造战车。上修严武备，既采唐李靖三人队法，欲试行之。且以北边地平，可用车为营卫，因内出手诏，令二府讲求，而有是诏。
七年二月丙子，上批：『已降旨，令吕惠卿、曾孝宽比较三人、五人队法。可疾速比较，具事实以闻。』后惠卿等奏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结为队法。
三月，上患诸将行军都无行阵之法。安石曰：『若要用兵，先须朝廷因古人之宜讨论法制，然后择将帅授之，兵乃可用。今人人以私意妄相搏击，殊无法制。人命至重，诚宜早计深虑。』
六月甲午，上论结队法，因叹州兵之难，以谓：『今人边臣晓知奇正之体者已自无人，况奇正之变乎?且天地五行之数不过五，故五阵之变出于自然，非强为之耳。』韩绛曰：『臣昔尝请置讲说之官，今欲令诸路帅臣各具战阵之法来上，取其所长，立以为法。』上可之，乃诏五路安抚使各具可用阵队法，及访采知阵队法者陈所见以闻。
十月，上以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及置阵形势等，遣近侍李宪付鄜延帅赵卨，俾讲求，推及诸路。诏卨曰：『阵法之详，已令宪面谕。今所图止是一小阵。卿其从容析问，宪必一一有说。然置阵法度，久失其传。今朕一旦据意所得，率尔为法，恐有未尽。宜无避忌，但具奏来。』继又诏卨曰：『近令李宪赍新定结队法并赏罚格付卿[13]，同详议施行可否。及因以团立将官更置阵[14]，想卿必深悉朝廷经画之意。如日近可以了当，宜令李宪赍赴阙。』于是卨奏：『臣伏详置阵之法以结队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为一队，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结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合五中队为一大队，余押官、队头、副队头、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并相依附。凡诸队头与贼相杀在右，傔旗急进相救。若左右傔旗被贼缠绕，以次行人进前相救。其进救人又被贼缠绕，以次后行人急须进救。其前行人被贼后行人不救者，押官、队头即斩之。今圣制：每一大队合五中队，五十人为之；中队合三小队，九人为之；小队合三人为之，亦择心意相得者，又选壮勇善枪者一人为旗头，令自择如己艺、心相得者二人为左右傔，次选勇悍者一人为引战，又选军校一人，执刀在后为拥队。凡队内一人用命，二人应援；小队用命，中队应援；中队用命，大队应援。如逗挠观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队仰拥队军旅、次队委本辖队将审观不救所由斩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交敌体被重创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说虽与古同，而用法犹为精密。此盖陛下天锡勇智，不待学而能也。然而议者谓四十五人而一长，不若五人而一长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长，即五十人而十长也。推之于百千万[15]，则为长者多，而统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为伍，属之比长；五伍为两，属之闾胥；四两为卒，属之族帅；五卒为旅，属之党正；五旅为帅，属之州长；五帅为军，属之命卿。此犹今之军制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廂，四廂都指挥而下各有节级，有员品，亦昔之比长、闾胥、族帅、党正之任也。议者谓什伍之制于都法为便，然都法恐非临阵对敌决胜之术也。况八阵之法久失其传，圣制焕然一新，稽之前闻，若合符节。盖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敌好击虚，吾以虚形之；敌好背实，吾以实形之。然其所击者非其虚，所背者非其实，故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此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臣误蒙训谕，早暮以思，偶有所见，不敢不尽。』（据《兵志》四卷十月事附见，当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