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正月乙酉，范仲淹罢政事知邠州，富弼知郓州。
三月甲申，诏：『自今宣传营造屋宇，并先下三司计度杂用功料，然后给以官物[5]。』时上与皇太后宣谕辅臣曰：『比来诸处营造，内侍省直传宣，不由三司，而广有支费。且闻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辇致劳苦，宜检约之。』乃降是诏。减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清卫卒以分配诸军，其工匠送八作司。兖州景灵宫、太极观清卫准此。旧殿直以上虽幼，未任朝谒，遇乾元、长宁节皆赐服，至是罢给。三司减省所言：『在京四宫观岁人钱帛贯匹六万七千二百有余，皆本处使臣专其出纳，恐有侵弊。』乙酉，以权户部判官王鬷、閤门祗侯刘怀德同主其事。
梁坚等劾滕宗谅
四年正月辛亥，徙英州别驾唐介为金州团练副使、监郴州酒税。
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行，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耳。
景祐元年八月，殿中侍御史庞籍言：『故驸马都尉吴元扆从子东头供奉官守则，近与尚继斌之子结婚，前权三司使范讽遗以银鞍勒。守则监左藏库，讽为矫奏羡余，改一官。请付台鞠其事。』宰相李迪雅善讽，寝不报。乙酉，籍坐言宫禁事不实，出为广东转运使。
太后解体，据温公；邑邑以殁，据江氏。
八月丙午，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久不迁官，于是递进一等[3]，凡迁者三百二十一人。
八年六月，内臣韩守英、蓝元用、皇甫继明并迁官职，以上《三朝国史》也。
壬戌，上始御崇政殿，改命张士逊为山陵及园陵使。癸亥，追尊太后谥曰庄懿[1]。五月丁卯，判河南府、泰宁节度使、同平章事钱惟演请俟园陵毕，以庄献、庄懿皇太后并祔真宗之室。诏太常礼院详定以闻。礼官请于太庙外别立新庙，奉安二后神主，同殿异室，岁时荐享。用《太庙仪》别立庙名，自为乐曲，以崇世享。诏恭依。盖惟演既罢景灵宫使还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议，以希帝意。始，庄懿太后疾，东染院使张怀德、押医官杨可久等入侍。己巳，追怀德为嘉州都监，可久等皆坐黜罢。
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上所修《唐书》二百五十一卷，刊修及编修官皆进秩，或加职，仍赐器币有差。
七月癸巳，复召辅臣观新乐于崇政殿，自是再观焉。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历代乐颇为迂诞，而其费甚广。请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作钟、磬颇与众音相谐，但罢其增造，仍诏谕修睦。知杭州郑向言：『镇东节度推官阮逸颇通音律。』上其所撰《乐论》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诏令逸赴阙。先是，命翰林学士侍读兼龙图阁学士冯元、度支判官集贤校理聂冠卿、直史馆同知太常礼院宋祁同修乐书，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弊。』于是敕冯元等详典故。甲辰[4]，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灵鼓、雷鼓、路鼓，虽击之，皆不成声，故常赖散鼓以为乐节。而雷鼗、灵鼗、路鼗阙而未制。今既修正雅乐，请申敕大匠改作诸鼓，使击考有声。及创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罢四散鼓如乾德诏书。』奏可。时有上言以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大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更令改造，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面各一工击鼓，一工左执鼗以先引。凡圆邱降神六变，初八面，皆三击椎而左旋，三步则止。三者，取阳数也。又再击以为节。率以此法至六成，灵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鞞右应。乾隅左鞞，应钟亥之位也。中鼓黄钟，子之位也。右应大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夹钟，卯之位也。右应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应中吕，巳之位也。中鼓蕤宾，午之位也。左鞞林钟，未之位也。坤隅右应夷则，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无射，戌之位也。宜随月建，依律吕之均击之。』诏可。
张唐英《政要》云：景祐四年冬，司天监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谓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请移闰月以避之。上亦以为然，以问大臣。参知政事程琳曰：『日者阳之长，人君之象。今有所食，盖陛下乾刚之道忽有所亏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上曰：『卿言及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责，可以答天变。』上畏天之变，不为日食所惑如此也。
三年正月，蜀主闻王昭远等败，甚惧，乃多出金帛，益募兵守剑门。命太子元喆为元帅，武信节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及前武定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张惠安副之，带甲万余，旗帜悉用文绣，绸其杠以锦。将发而雨，元喆虑其沾湿，悉令解去。俄雨止，复旆之，则皆倒悬杠上。元喆又辇其姬妾及伶人数十以从，见者莫不窃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趋剑门，次益光，会议曰：『剑门天险，古称一夫荷戈，万夫莫当。诸君宜求进取之策。』侍卫军头向韬曰：『得降卒牟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对江可渡。自此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强店[11]，与官道合。若大军行此路，则剑门之险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泽曰：『蜀人数战数败，胆气夺矣，可急攻而下。且来苏狭径，主帅不可自行，但可遣一偏将往耳。若抵青强北，与大军夹击剑门，昭远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趋来苏，跨江为浮梁以济。蜀人见之，弃寨而走，延德遂至青强。王昭远等引兵退驻汉源坡，留其偏将守剑门。全斌等以锐兵奋击，破之。及汉源，赵崇韬布阵，策马先登，昭远据胡床不能起。崇韬战败，犹手斩数人，乃被执。昭远免冑弃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剑州。昭远投东川，匿民仓舍下，悲嗟流涕，目尽肿，惟诵罗隐诗曰：『运去英雄不自由。』俄亦为追骑所获。太子元喆与李廷珪等日夜嬉游，不恤军政。至绵州，闻剑门已破，将退保东川。翌日，弃军西还，所过尽焚其庐舍仓廪乃去。蜀主知剑门已破，太子元喆亦奔还，惶骇不知所为，问左右计将安出。有老将石奉頵者对曰：『东兵远来，势不能久。请聚兵坚守以弊之。』蜀主叹曰：『吾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四十年，一旦遇敌，不能为吾东向放一箭。今虽欲闭壁，谁肯效死者?』司空兼武信节度使、平章事李昊劝蜀主封府库以请降，蜀主从之，因命昊草表。己卯，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太原伊审徵奉降表诣军前。初，前蜀之亡也[12]，降表亦昊所为。蜀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当时传以为笑。庚辰，诏行营所经州、府长吏以牛酒犒师。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审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先锋都监、通事舍人田钦祚乘驿入奏，又遣康延泽领百骑趋成都见蜀主，谕以恩信，慰抚军民，留三日乃还。初，刘光义等发夔州，万、施、开、忠等州刺史皆迎降。及遂州，知州事、少府少监陈愈亦降。光义入城，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诸将所过，咸欲屠戮以逞，独曹彬禁之乃止，故峡路兵始终秋毫不犯。上闻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赐彬诏褒之。辛卯，王全斌等至升仙桥。蜀主备亡国之礼，见于军门，全斌承制释之。蜀主复遣其弟保宁节度使、雅王仁贽奉表求哀。
六月己巳朔，上至泽州，督诸军攻城。初，吐浑府都留后、汾州团练使王全德帅所部从李筠战泽州南，既败，走入潞州，与筠子守节为拒守计。及上围泽州，全德大惧，与亲信数十人犯关来奔，龙捷指挥使王廷鲁亦自潞州相继出降，贼势转蹙。泽州城逾旬不下，上召控鹤左厢都指挥使蓟人马全义[8]，赐食御坐，问以计策。全义请并力急攻，且曰：『缓之恐复生变。』上即命诸军奋击。全义率敢死士先登，飞矢贯臂，流血被体。全义拔镞进，战士气益奋，上亲率卫兵继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获北汉宰相卫融，命掩尸骼，禁剽掠。放泽州民今年田租。乙酉，进攻潞州。丁亥，筠子守节以城降。上赦其罪，升军州为团练[9]，用守节为使。是日，车驾入潞州，宴从官于行宫。辛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潞州三十里内勿收今年田租。泽州之未破，筠爱妾刘氏谓筠曰：『军马尚有几何?』筠曰：『汝何问为?』刘氏曰：『今孤城危迫，旦暮且破。若得马数百匹，尚可以犯围，走保上党[10]，上党楼堞坚固，且近河东，易于求援。与其守死，不犹逾乎?』筠然之，料见马千匹。将出，左右或沮之曰：『今在帐前[11]，皆云与大王同心，一旦出城，劫大王降敌，其可悔乎?』筠犹豫未决。明日城陷，筠走赴火。刘氏将从之，筠以其有娠，麾之使去。守节无子，购得之，卒为筠后。
庆历元年二月辛丑[7]，诏京东西、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毅军，大州两指挥，小州一指挥，为就粮禁军。先是，河东、北、陕西与京东、西皆增募乡兵，其后遍令天下，各增募额外弓手，于是始立宣毅军额以统之。惟陕西仍故，号为保捷。两河强壮虽别名义勇，亦有隶宣毅者。
募额外弓手遍及天下，此据张方平所陈八事疏，不得其时，当在康定元年十月以后。正史、《实录》等书皆无之，今附见。盖所招宣毅军，其军士即去年增募额外弓手也。
初募额外弓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张方平上利害八事，其一曰：『敕文：逐县除旧管弓手外，据见管主户，每一千户差点弓手五十人，一万户五百人。如不满千户及万户已上，据今所定分数比量点差者。伏以天下大县，有及五六万户者，若县管主，户五万，则所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数过多，民力烦弊，或地处远险，或岁逢荐饥，或守令非人，或奸猾乘隙，聚兵资寇，亦不可以不过虞也。欲乞诸万户以下县，所差人数，一如敕文处分，即万户以上，亦以五百人为正，缘虽小县，不可无备，虽大县，而选兵五百，亦足以自卫矣。如此，则轻重之势平，臂指之力均矣。』其二：『敕文：其弓手须见管帐籍主户差点者。只如臣州管内[8]，户籍有升降帐
，有桑功帐，并岁上于户部。升降帐所管主户二万一千二百有余，此盖官吏受俸，约此户口数也。桑功帐所管主户三万七千六百有余，此乃州县户口岁有增益之数也[9]。州县赋役各有五等户，板簿常所据用。窃虑逐处拘于帐籍二字，致有点差异同。欲乞明降处分：州县止以见用五等版簿见管主户数为准，则天下役均焉。』其三：『敕文：所差点弓手，其第四、第五等户如委实贫阙[10]，虽有丁数，不得一例点差者。乞令诸州县先从物力丁数最高强户点差，第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差第三等。比并资产丁力高强者点定。所有合供州县色役，依旧轮流差遣。见供州县色役者暂免弓手，已异役者即充弓手[11]，非惟先富强而宽贫弱。又高赀之人，各有护惜家乡亲爱之意，故必重于犯法。至于合用器仗，亦有力置办，各得精好，自然天下点差事体均当。』其四：『敕文：令逐县并置教场，每岁起十月后，至正月终，常分番勾集教阅。自教阅时，每人支日食米三胜者。十月后虽是农隙，集教日长，民亦不易。又约计逐岁人且支米二石四斗，今诸州县仓廪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储蓄。即如臣州，在两浙中户口不多，所差点弓手若据主户实数，犹仅二千人数，例支给口食，岁支米四千八百石。将多补少，计天下支费，其数不啻百万斛。若令逐县所点弓手便作三番，教习时即支与口食，已教放归，便截日住支，即如三千户，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人赴教，每岁习四十日而已。人不失业，官不费储，是减天下粮给之费三分之二也。』其五：『敕文：自教阅时量借甲弩器械，教习披带，教罢便仰管辖官员收纳入库，其弓箭、刀锯及木枪、杆棒之类，即许自置，以备本乡村教习者。夫奋梃揭竿，犹足以资啸聚之势，况人知斗战，家有利兵，不可启也。请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标认，悉纳州县，每当教阅，及遇有盗贼，勾抽会合之时，据数给付，毕事随纳。常令官吏点检，其有损动，即番次给出，各令修换。』其六：『敕文：所差弓手，每五百人内，选差会武艺有身手者一人充挥使者。伏以内地州县与河朔不同，河朔所置乡军，本备战守之用，故依军法立为阶级，以相摄制。又逐州军各屯强兵，势足弹压。今内地州县人不习兵，但财力相维，富役贫，强暴寡，其兼并豪猾之民，居常犹吞噬贫弱，为乡邑害，况公许之相制乎?夫能为五百人长，必乡里大猾者，非惟为贫弱之暴，更具有患之大者。彼前世之大寇，乘饥扰之衅奋臂，犹足以为天下患，况使之有素练之士、甲兵之利乎?兹事大有安危之势焉。请令所点弓手，每十入团为一甲，置节级一人，使岁一替换，依次更番，补充其指挥使之名。伏乞省去逐甲，人少则节级易为拘管呼集，更番补充则不相摄服，亦驭民之上策也。』其七：『敕文：所点弓手，须是少壮者，充与色户下诸杂差配。伏以天下州县人户，大抵贫多富少，逐县五等户版簿，中等已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等、第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故国家诸杂赋役，每于中等巳上差科，所以惠贫弱也。今富强之家尽占为弓手，即诸杂科配悉出于贫弱，傥又奸吏因缘搔扰，即县乡益困。若分番教习，每岁赴教止四十日，而官与之食，富强之家未为有损，而乃虚免差配，贻患下户。欲乞今州县诸杂差配一切如旧，但严行条约，所差弓手除教阅外，州县不得妄有勾抽差借、诸般追役。或有强恶贼徒结成群党，勾抽会合之时，亦只许随例勾点，令佐亲自部伟拚逐，不得令公人押领，淹延团聚，如长役弓级耆壮等一例。监捕之法，若县乡小小盗贼持杖窃盗，非群行攻劫者，亦不得擅行勾抽，免致官吏挟便，恣意聚散，即其受利过于免差配之惠也。』其八：『每岁教阅之时，乞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巡行诸县，以按阅之。或所点人非壮健，器械不完，行列不整，训习不精，移易簿帐，减削粮食诸事，其逐县令佐各行勘罚。其弛慢甚者，具事闻奏，严加黜责。』方平所议如此，然当时不能尽用也。
六月壬寅，中书奏：『近添差弓手准备捕盗，昨令淮南、江南、两浙、荆湖诸州、军招置宣毅指挥充本城禁军，今已成次第，所有添差弓手，须议减放，欲于见第二、第三等户内选留少壮有勇力者，于旧额外增两倍，每五十人置节级一名，其余拣退者及指挥使并遣归农。』从之。
罢指挥使，盖用张方平奏议，当考。方平奏议附二月辛丑。
八月乙酉，中书、枢密院奏：『京西弓手愿充军者，已降宣命，并拣隶宣毅指挥。都监等能召募及五百人已上，特与酬奖。知州、通判岁终委本路转运使具所募人数以闻。』从之。甲午，诏京东等路弓手、强壮愿隶宣毅军者，指挥使以下降一资，监押官以下听如故[12]，仍差朝臣二员晓谕京东路（据《会要》募兵篇）。知谏院张方平言：『伏见宣差朝臣，分路往陕西、河东、京东西路，于前来点差强壮、弓手中招募愿充军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挥者。臣窃思此举事系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国论，谨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见如左。自去岁初降敕命，点差强壮、弓手之时，民间喧然，皆言此时点差，虽以强壮、弓手为名，实欲黥补军籍。敕旨屡下，丁宁再三，谕以朝廷点差之意
，只要各护乡闾，必不起从征戍。郡县多方安辑，民犹猜哗。及经去冬教习，寻放归业，乡闾窃语，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摇心，恐不自安，每闻一使出行州县，辄相扇动，谓来调发。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后命令，无复可信，此其不便一也。宣差命令止召情愿，缘先来点差弓手，多是高赀之家，例皆衣食无缺，岂有情愿充军之人?臣闻所差朝臣已相与议云：比来受命，意在倚办，若至郡县无人应募，须与官吏迫致之尔。窃惟所差使臣，盖以朝行集事，寻常浅见之人，复思郡县之官吏，材术足任者无几，今既设以赏利，惟知用心干蹈，若其谋之匪臧，或致变生不测，奸猾乘衅，相激噪聚，万一惊扰，更成厉阶，此其不便二也。所差使臣既与州县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军，即须团结押赴京师。充军之人既非情愿，若其上路，因与亲戚离诀，方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归奉土，聚依萑蒲，远近相应，展转结连，或奸豪之有谋，乘郡县之无备，其势一扰，必劳定辑，此其不便三也。今京东西路颇为饥歉，民既艰食，居常犹为寇盗，一夫首难，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强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人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因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此其不便五也。已降御札，冬至将行郊礼，远近郡县，尤宜肃静。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者，百姓也。缓之斯和，动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为本，事规未兆，弊犹不救，若又迫之，是启乱也。则朝廷之忧，不在四鄙。夫祸起所忽，慝生有阶，秦之胜、广，汉之黄巾，唐之巢、让，是皆始于乌合之众，此不便六也。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虑，不可不过防。臣以一介贱微，见识浅近，诚不足以参国论、赞圣谋，但以职在谏曹，当有犯无隐，故陈愚管，上祈裁择。臣谓陕西、河东，其近里州郡，乞将前来点差弓手等，中分其半戍边，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归，岁一代更，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时训练。当就戍之时，依出军人，官与装费。冬给衣赐[13]，日支口食。盖民所以惧籍之为兵者，不惟前冒锋刃矢石之难，且重去乡土[14]，终身与亲爱姻族永相隔别，此其大戚也[15]。今若番休递戍，终是不离本乡。冀望边事渐宁，即当息肩安业。昔太宗皇帝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于时识者亦悼其失策，盖不若因两河强壮使之扦边，壮者人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阙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又闻于时籍乡兵之际，因大军方集之威，犹虑其乱，乃密诫诸州郡克期，一日而事毕，故民虽奸谋相动，不复及之。今朝廷既惜强籍之名，又为必籍之事，命两朝臣分使一路，周环三一十郡，幅员十数千里，或未能亲到，但行文移。州县官吏，方且各率所见，异同纷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摇，后虽悔之，或所难及。愿朝廷审如图议，事不惮改，追还所下逐路转运使宣命，停所差官勿遣，实天下幸甚，国家之福也。』疏入不报。方平再疏力争之，又不报。
按：方平后疏云十日具奏，不知是何月。奏有『已降御札』等语，非七月即八月。盖八月十八日甲午，初遣朝臣二员诣京东招捕宣毅军，其翌日乙未，或奏以此月十九日上也。今附见。
乙巳，诏诸军诸班直子弟民间有材勇者，如愿效用，听诣所属自陈[16]，以补保捷，满人即权遣戍边。
十月庚辰[17]，知并州杨偕言：『今虽得强壮百万，恐未可以应敌。请益本路官军六七万人。』诏报曰：『自昔边防悉用土兵[18]，顾训练何如耳。所募强壮若能以时阅习，与正军参用，岂不可以应敌耶?』己丑，御史台推直官、秘书丞李宗易言：『奉诏之河东募强壮充军，其强壮避刺面，多逃逸[19]。乞刺其手背。』从之。
十二月丙子，中书、枢密院言：『京东、西路所募宣毅军，令逐路各选万人赴京师隶禁军。』从之。
二年正月壬戌，分遣内臣往河北路催募兵，及万人者赏之。
二月乙未，诏河北诸州强壮自三月后，并赴州阅习，委知州择其强劲者刺手背为义勇军，不愿者释之，而存其籍，以备守葺城池。自是强壮寝废。诏始下，人情汹汹。河北转运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数舍，开谕父老，众始安。
三月乙卯，中书、枢密院奏：『乞简河东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为义勇指挥，陕西弓箭手刺面为保捷指挥。』从之。
四月，知渭州王沿请刺本路弓箭手三万人充军。从之。戊子，诏河北教阅义勇指挥，令番休于家。其惰游不业农者，听其家长告官，重行科责。甲午，刺环庆路保毅强壮人为军。
五月，诏：『乃者以河北、河东弓手为军，盖欲知山川道路，服习耕战。而诸道游冗之人，皆愿雇代之籍。其非正身者，一切罢去。』
闰五月壬申，诏河北路义勇军、乡兵死而其家有丁壮者，令逐处选补之。
十月，知奏州韩琦尝奏本路兵备素少，请益军马。朝廷以诸处未可抽那，难
于应副，诏琦详度，以点到弓手，选其少壮，刺手背充军。或为保毅弓箭手，或别立名额，速具利害以闻。琦奏：『有唐以前，兵出于民而国不费财，战得用者，盖军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军。年纪浸久，耳目习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为兵，但为刺面给粮，则甘死战斗。圣朝因旧重改，广置禁军，以安天下，以服四裔，亦随时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昊寇扰西鄙，乃于陕西点民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则赴集，无事则归农。武艺废而不修，禁约轻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疏属外亲，或别雇人应名，更相为代，而官中了不可别。每遇上州防拓[20]，多是结聚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数，若倚以战贼，适足败事。臣累陈拣刺土兵自是祖宗旧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终与民不殊。请点为禁军，人给刺面钱二千，无用例物。』诏从琦请，简陕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挥，仍给例物。命既下，朝廷复检会前奏，令勿给。琦复奏：『拣刺土兵，人皆知为当今之利，顾无敢发明者，虑生事已有责尔。臣不避数十万户之怨，捐躯建言，众情幸已贴然，今数十万人所得之物，乃以臣一言故罢，岂不取怨益深?欲使总此新军御戎立事，岂不难哉?愿给例物如前。』诏从之。庚戌，转运使言：刺保捷军凡一百八十五指挥。秦州既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环庆、保安亦各籍置。是时诸州保毅总六千五百十八人，为指挥三十一。
此据本志，因刺保捷，附见。
河东、河北义勇，当庆历初，河北路总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人，河东路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皆简强壮兵抄民丁涅手背为之。户三等以上置弩一，当税钱二千；三等以下官给。各营于其州，岁分两番训练，上番给俸廪，犯罪断比厢军；下番比强壮。
此据本志，因陕西刺保捷数，遂附见。
戊辰，御史中丞贾昌朝上疏言备边六事，其二曰复土兵：『今河北、河东强壮、陕西弓箭手之属，盖土兵遗制也。且寇敌居苦寒沙碛之地，恶衣食，好驰射，自古御寇却敌，非此不可。然河北乡兵，其废已久；陕西土兵，屡为贼破，其存者十五二三。臣以谓河北、河东强壮，除已诏近臣详定法制外，每因阅习，则视其人武力、兵技之优劣，又择其家丁夫之壮者，以代老弱，每乡力军。其才能绝类者，籍记其名姓而递补之。陕西蕃落弓箭手贪召募钱物，利月入粮俸，多就黥刺，混为营兵。今宜优复田畴，安其庐舍，使力耕死战。世为边用，则可以减屯戍而省供馈，为不易之利。内地州县增置弓手，亦当约如乡军之法而阅试之。』
十一月戊戌，诏河北见教习义勇宜并放归田里，候来岁正旦，分作四番，勾集训练。
三年正月庚寅[21]，募关中流民补振武指挥。咸平中，选乡兵为振武，后益衰耗。至是岁数不登，因有是诏。
五月丁丑，诏河东义勇兵愿隶诸州，就粮神虎、宣毅禁军者听之。
四年四月癸丑，诏：『诸路招禁军，而人才小弱者，官吏并劾罪以闻。』时上封者言：『招军有常格，而所至务张其数。多得怯弱不及等之人。比有复自禁军降隶厢军者，故条约之。』
十二月丁未，册命元昊为夏国主[22]，更名曰曩霄。
五年正月丙子，枢密副使韩琦言：『当此之时，若便谓太平无事，则后必有大忧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虑及经远，则后必有大利者一。臣久在陕西，敢陈陕西合措置事宜。且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虽罢招讨使，而边备不可弛。请仍选有材望近臣为之主帅，特降手诏，委之久任，使其经略一方，以备羌人翻覆之变。又西路所驻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边，二分令东还，二分徙近里州军。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环庆、泾原路徙屯邻州，永兴军、秦凤路徙屯凤翔府。逐路分钤辖一员、驻泊都监二员，与逐处知州同行训练，而本路仍领之，非有事宜，不敢辄抽动。其徙屯军马处知州才望轻者，请选人代之。又逐路所抽就粮土兵，请委逐路帅臣相度，岁分两番，留一番在边，一番放归本处，不惟减节边上粮草，兼使无久戍之劳。又陕西州军经南郊赏给之后，官帑例皆空虚。今范仲淹若过陕西宣抚，又有军间特支，徒益所费。若臣策可行，陕西亦别无处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复见诸路昨置宣毅兵仅一十万，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赡给?况闾里窃发，自有巡检、县尉可以捕系。若防群盗，只当益屯一路都会之地，不必每州尽要防守。其宣毅军，欲乞除河北、河东外，其京东二乐西、淮南、两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挥可减以三百人为额，后有阙，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财用。陕西、河东、河北、京东州军已曾差官拣选，其余路亦请选近上内臣分往拣选，所贵冗食可蠲，而经费可给也。』上悉施用其言。先是，田况言：『观当世之弊，验致灾之由，其实役敛之重，由国计之日窘；国计之日窘，由冗兵之日繁。今天下兵已逾百万，比先朝已三倍矣。自昔以来，坐费衣食，养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虽欲敛不重，民不愁，和气不伤，灾渗不作，不可得也云云。夫国家所养之兵，其下者
役苟不能堪，此则为冗食于诸路。宣毅、广捷等军，其间孱弱者甚众，大不堪战，小不堪役，逐处惟欲广募，以邀赏格，岂复顾国家利害哉?宜分遣干臣，简选诸路宣毅、广捷等军，其不堪战者，并降为厢军；其不堪役者并放停。议者必曰：兵骄久，一旦遽加澄汰，则恐立以致乱。此虑者之疏也。且孱弱之兵既不堪战，则勇强者亦耻为伍。去年韩琦汰边兵万余人，岂闻有为乱者?今天下财用，不足以赡冗食之兵，尚或顾恤细故，而不思求弊之原，臣窃忧之，惟陛下裁择[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