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沬若在国内处境险恶，于1928年被迫流亡日本。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回国。在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郭沬若编写话剧《屈原》，表达爱国心，鞭笞国民党统治的消极抗日、腐败无能，在全国产生极大影响，但为蒋介石所憎恨，只不过由于郭沬若的名声太大，再加上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不好对郭沬若再下通缉令了。
二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是由蒋介石、谭延闿、孙科等九人联名提出的。
2．倡导“新生活运动”。
官僚资本还凭借政治特权，将大量民有企业和资产指认为敌产，加以“接收”侵吞。有的企业即使发还给民族资本家，仍因其中有没收的敌产“官股”在企业中占相当的分量，民族资本实际为官僚资本所控制。由于官僚垄断资本的吞并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税盘剥，“收复区”民族工商业大批破产。如上海原有民营工厂3419家，倒闭了2597家，占原有的75％。在日伪统治下长期惨淡经营而熬过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民党的“接收”，遭到如此严重的摧残，许多民族工商业者极为愤懑。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希望变成失望。国民党渐渐失去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同时，制定保甲规约，强令居民遵守。
经过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参政员的共同努力，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并决定如果政府不接受，则各党派的参政员集体退出国民参政会。为了避免孤立，国民党授意其参政员抢先一步，也提出了一个不足百字的宪政提案。经过激烈争论，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案》。根据这一议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
这样的“训政”不仅人民得不到什么实惠，就是国民党内部也因为政治利益分赃不匀，常常有人反对蒋介石的“训政”。最先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带头反对。他们认为《训政纲领》未经“国民会议”通过，不合“法统”，联络阎锡山、冯玉祥等，于1930年在北京开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约法”。
陈诚在蒋氏父子权力交接中，属于一个过渡性人物。在蒋经国的政治威权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担负“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的实职，还难以统卸众臣时。蒋介石给陈诚委任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权力真空，给蒋经国平稳接班提供一个缓冲期。正因为如此，他这一角色显得特别重要。这一位置上发生问题，其后果对于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的影响是致命的。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尽管对蒋氏父子来说是“忠臣”，但才能不济，导致中间连接链条的脱落；是“能臣”但非“忠臣”，有可能大权旁落，这对于蒋氏父子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陈诚早已死去，盖棺论定。陈诚对蒋家忠贞不二，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贞可见一斑。他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蒋介石把陈诚放在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高明。
“二陈”问题解决，其他的人就不在话下了。山西王阎锡山在大陆期间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在复职后的第五天，就免去了这一职务，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到一个清闲的地方隐居，埋头著述，想以文字传天下。白崇禧被委以“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后来为了用白崇禧对付李宗仁，送给白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即使这样，白崇禧感激不尽，成为批判李宗仁的先锋。权倾一时的何应钦，到台湾后，自称要“闭门思过”，蒋介石过意不去，给了他一顶“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帽子，何应钦既不“顾”也不“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蒋介石对其他嫡系亲信，也一个个地打发了。
蒋经国虽然与他曾经追求的“信仰”决裂，然而，苏联的政风却已在他的身上潜移默化，在他的从政轨迹中似乎时刻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办团训班，他要搞“政治挂帅”。亲自讲授“精神讲话”课程，这门课程类似于开学典礼报告，不过，他把“精神灌输”刻意地突出出来。倡导所谓的“赤朱岭精神”，以及提出类似的政治口号，对一些青年人颇有吸引力。同时，他巧妙地建立起联络网络。独出心裁地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与学员的联系，通过师生情谊，进行感情投资，编织关系网。在此基础上，还开展夏令营活动，建立起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把更多的青年收罗起来，不断壮大小蒋嫡系队伍。
蒋经国到任后，直逼赣州县的积弊，推行“良心政治”，采取措施，革新社会风气。一是禁赌、禁烟、禁娼，打击恶势力。打击矛头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亲属，严惩有严重劣迹的富户。用铁的手腕，打击恶势力。当时他提出“对赣南的浓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行动初见成效。曹聚仁用夸张的词语评价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一是揭短与护短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国民党，对于蒋介石的为政、治军、为人，史迪威和他身边的助手有很深刻的认识。史迪威对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蒋“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国民党“已沦为一群互相倾轧的落伍派系，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力量，既无强有力的原则，也无民众的基础。”他的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也说国民政府“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时，史迪威当着国民党的随从人员的面，揭国民党军队的短。
对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他也很有兴趣。在这个军校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成绩优秀。他重点研究游击战术，撰写的研究报告出色，受到苏联方面的重视，吸收他为俄共预备党员，留校当翻译。1928年6月，他被调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其主要工作是带领“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考察，这是一种学习的重要形式。
1943年11月23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的开罗举行会议，史称“开罗会议”。开罗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三国如何协调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问题；二是关于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政治问题。三国首脑和参谋长举行的正式会议主要谈论的是军事问题，即如何发动缅甸战役，夺回被日军占领的缅甸，重开缅滇公路运输线。因为自从缅甸失陷之后，对华援助物资只能靠“驼峰”航线。而每月仅万吨左右的空运能力，对广大的中国战区只是杯水车薪。罗斯福担心的是蒋介石能否抗战到底，希望加速援助中国，拖住日本。因此极力动员中国陆军和英国海军能从南北夹击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盼望得到更多的美援，也很重识缅滇公路运输线。这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开通一条生命线。但他担心中国陆军自缅北南下，会造成孤军深入，难以防卫，因此强调海、陆空须齐头并进，协调作战，而丘吉尔则担心在缅南军事行动中英军过分投入，会影响他自己的巴尔干计划。经罗斯福从中斡旋，亲自担保数月内将在缅甸实施大规模两栖作战。这样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开罗宣言》宣布：“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但此计划在当时只是起到鼓舞士气和威慑敌人的作用。
蒋介石让他去“孙逸仙大学”，其初衷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自他考察俄国起，对俄国革命并无好感，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内心是反对的。从这一点说，蒋介石不赞成蒋经国去苏联留学，也是很自然的，他还有现实的因素促使他同意蒋经国到莫斯科“孙大”读书。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
在威尔基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欢迎宋美龄访美的邀请。蒋介石当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国访问，多争取一些美援。同时蒋介石认为，这样还可以让宋美龄到美国检查身体，因为宋在5年前赴抗日前线视察时受过创伤。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引起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强烈愤慨与谴责。12月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该条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政府作好友好的势态，同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67届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极力作出友好姿态，他说，日本对中国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方针。
9月底，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作出了9项决议，决议仍然是要求中日双方保持克制，增加了要求日本撤兵的内容，但是没有规定撤兵期限。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日本继续扩大对华侵略。国联的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执言，解此纠纷”，并劝进攻同盟军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为，为乱命的操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的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
李宗仁与接任行政院长的閰锡山两次来到台湾，要蒋介石出山，到广州“主政”。小蒋经国不以为然，似乎认为“尚非其时，亦非其地”。可是老蒋介石则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于7月14日率领大批党政要员从台湾飞抵广州，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最高权力机关。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听从蒋某人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蒋介石把“王冠”夺回，从幕后走到台前了，即使是“落草王”他也当仁不让。
广东问题解决后，蒋介石乘势解决桂系问题。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前往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任职。李、白对此举坚决拒绝。蒋见此策不行，又换了一个戏法，要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由黄绍竑在广西主政。李、白接电后，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动员十多万军队备战，同时联络各方人士到广西共商大计。蒋介石立即调大批人马进逼广西，“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蒋介石不仅毫无退意，而且，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一定要他点头。胡汉民感到等待蒋让权是不可能的，他就公开地争，与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独裁。1930年11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雅晖等人贯彻蒋介石的旨意，竭力主张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为总统。胡汉民会上公开反对，表示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东北军代表米春霖和西北军代表李志刚要求见蒋并释放张学良，蒋介石对这些人很客气，为他们鸣放鞭炮，设宴席为他们接风，但对释放张学良的要求，不做回答，只是勉强见了一面，对他们说：“汉卿是我的好朋友，像亲兄弟一样，我不能亏待他，只是他年轻，小事情聪明，大事情糊涂，只因读书太少的缘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书，你们回去吧。”这些代表扫兴而归。
汪精卫被迫出国后，蒋介石送给他的不是回报，而是打压。1928年8月，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会前吴雅晖等人提出反对汪精卫派系参加全会，并撰文指责汪精卫及其党羽陈公博等人。陈公博组织“改组派”，与蒋介石唱对台戏。1929年3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代表绝大多数是由蒋介石等人圈定和指派的，把各反对派都排挤于蒋记中央之外。亲汪的“改组派”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汪精卫在法国与陈公博一起确定了反蒋方针。陈公博回国后，四处串联，着手组织“护党救国军”。
同年2月，孙殿英攻击“三马”的进程十分不顺利，随即亲自组织人马攻击。但仍然失败，3万人死伤很多，不得不转入防守。为了防止孙殿英部队兵败到处流窜，蒋介石命令閰锡山的王靖国部驻扎在临河，堵祝猴的逃往山西的退路，这又给了閰锡山一个人情。同时命令胡宗南部到达中卫，准备一旦“三马”抵挡不住，他们就继续攻击。三路大军同时进攻，使孙殿英惊恐万状，他深知已经上了蒋介石的当，但悔之晚矣。这时蒋介石抢先公布孙殿英的罪状，停发了他的军饷，然后派人劝孙殿英投降。走投无路的孙，只好缴枪投降了，自己宣布下野，到山西隐居。
蒋介石在运用偷梁换柱的计谋时，有独到之处，首先，酝酿与施计是一个长过程。解决四川军阀割据问题，蒋介石前前后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运用偷梁换柱术，最终迫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就范。其次，因时而变，顺势而作。解决四川的军阀势力运用了多种计谋，有明示，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向四川地方军阀提出统一军令的要求，还有派人渗透，以及恩威相济等等，因时势的变化而交替使用；其偷梁换柱也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作，更加自然与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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