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通货膨胀，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
红军以广大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个政权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极其险恶的军事对峙下能生存与发展。蒋介石从中感到基层政权的重要作用。1931年，在对江西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剿”，他指示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的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了保甲法规，下令在江西省修水等43个县试行。1932年6月，他在调动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将在江西试行的保甲法规加以修订，于8月在鄂豫皖三省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颁布《施行保甲训令》及《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从此，保甲制度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正式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推行，接着，又扩大到陕西、江苏、甘肃、宁夏等省。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交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信各省市推行，至1936年全国共有13省及南京、北平两市实行这种制度。
这一决定极大地调动了中间势力的人们民主参与的热情。他们对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寄予很大期望，不少人以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就可以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了。甚至认为，国民大会将完成划时代的民主改革，中国将进入民主宪政的新纪元。于是，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宪政的讨论，这一讨论最先在重庆开展，随后逐步扩展到成都、昆明、桂林，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纷纷成立。他们或写文章，或发表演说，或出版小册子，推动各地积极开展宪政运动，一个颇有声势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统区开展起来。
蒋介石自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之日起，就想用独裁取代孙中山的民主治国方略。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他只得遮遮掩掩。于是，他以孙中山“训政”的理念为招牌，推行独裁统治。
把陈诚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蒋介石十分放心，那就把他的心胸看宽了。随着陈诚地位的升高，威望的增大，蒋介石感到一种潜在威胁。在是换掉还是继续留用陈诚，举棋不定时，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的请求。给了蒋介石一个政治权力平衡的机会；当然，此时的陈诚已病入膏肓，自知在世时日不长了，给一个顺风人情，何乐而不为。
蒋介石决心首先拿“二陈”开刀。1950年7月，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造”国民党。他说要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唯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从头做起，改造本党”。他还放风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熟知他的秉性的人心里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不仅如此，他进一步向“二陈”施压，在一次中常会上，他问陈立夫：“你们弟兄俩跟着我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海岛上来吧？”
其次，通过合法途径，借助江西三青团组织组建嫡系。这是一个渐近式的排异聚嫡的过程。先是通过办赤朱岭团训班，抢占阵地。然后，依托这个阵地，逐步进行嫡系势力的扩张，排挤异己势力。在1941年4月，召开江西三青团支团会议时，康泽安插的人马在与小蒋较量中，纷纷落马，全被排挤出去了。又过了两年，到1943年，召开三青团江西支团代表大会时，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了。
属下的风光可以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这也是政客们所忌讳的。于是，熊式辉改派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地区专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地厅级”，熊式辉送这么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政客的“马屁”功老道。但是，专员这个位子，位高权不大。而且那个地方难出“政绩”，你“太子”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那老蒋就不要责怪我无能了。
威尔基是在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落败的候选人。罗斯福接连不断地接到美国在华人员反映国民党负面的情况，罗斯福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情况，便决定安排特使，于是，便派威尔基来华。这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总统特使。用蒋介石的话说：“威尔基是自一八七九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别’的美国人士”，蒋介石想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对威尔基予以总统规格的接待，在重庆制造虚假繁荣，编造刚刚缴获日军战利品事实，给威尔基提供一些错误信息。对于蒋介石指使下属作的掩人耳目之事，史迪威气愤至极，当何应钦提议威尔基到西安附近的黄河边，视察那里的抗日前线时，史迪威当着满厅中国高级将领大声讲，那里是应该去，因为那里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买卖各自需要的各种物质的最大市场。史迪威这样做，蒋介石怎么能容。其实，史迪威也没有想想，蒋介石是多么诡的人，他早就安排，使那里成为战果最辉煌的地方。蒋介石是绝对不容许人揭他的党国、党军的短，因为那实际上是在揭他蒋某人的短。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在军事问题达成一致后，进入会谈政治问题。蒋介石两次与罗斯福长谈。因为美英之间事先已进行过商议。在开罗会议上，中美两国首脑商谈的问题概括为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包括：一是关于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达了希望战后的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蒋介石对此欣然接受。二是关于战后的日本政体。三是关于日本的赔偿问题。蒋介石建议日本战败后，可以用部分实物作为战争赔偿之一部分，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四是关于领土问题。双方同意将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战后归还中国。五是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罗斯福建议，为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美国宜在该地区保持一定军事力量，美中两国在区域安全上应保持合作。六是朝鲜问题。七是关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罗斯福的政策是扶蒋容共抗日，抗日是目的，而蒋介石内心虽对共产党始终怀有戒心，但当着罗斯福之面只能表示同意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八是关于对苏联的看法，罗斯福担心苏联假如支持中国共产党，可能使中国国共两党冲突加剧，这在战时和战后都是对美国极其不利的事情。而蒋介石除了担心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外，还担心苏联对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和对朝鲜共产党的支持。
他对蒋经国兄弟俩的教育，非常严格和认真。即使蒋经国刚刚上本镇的武山学校时，就给小蒋提出具体的阅读任务，据蒋经国回忆，他年仅10岁，其父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1942年10月，宋美龄飞往美国，抵美后，先入医院检查、治疗伤病。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美龄特别殷勤。70多天的疗养，使宋美龄逐渐康复。罗斯福遂请宋美龄移居到位于海德公园总统别墅中。别墅环境幽雅清静，宋美龄在这里住了一周以后，受到罗斯罗的邀请，于2月17日赴华盛顿访问白宫。宋美龄的到来，立即在美国刮起一阵宋美龄旋风。随后，应美国国会的邀请，在国会山面对两院议员发表演说。当宋美龄抵达华盛顿时，罗斯福总统夫人亲自至车站迎接。两位夫人携手登车，在国会门下车，宋美龄先到参议院发表演说，继而到众议院发表内容大体相同的演说。
1954年11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举行了九轮会谈，商定缔约“共同防御条约”事宜。缔约虽说是顺理成章，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美台在条约草案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蒋介石希望美国对台湾的“保护”、对他的“反攻大陆”有明确的表示与支持。然而，美国则从国际大格局和他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要防止台海两岸的军事冲突。它要“国民党政府”在没有取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有可能引起共产党报复的进攻行动”。这与蒋介石的期望相悖。蒋介石直接指导台湾代表的谈判活动，代表及时向他汇报，他要作出明确的指示。11月11日，他收到顾维钧11月8日电报后，对互换照会问题做了指示，他对把“议定书”变成“互换照会”和先提交照会“a”文本的建议都表示赞成，指示顾维钧照在给他的电报中所述“1”号指示行事，尽力说服美方采用互惠的措辞。
对于日方伸出的橄榄枝，蒋介石喜出望外，立即作了回应，他在接见日驻华武官时强调，中日两国提携之必要，希望日本不要妨碍中国的统一。至于中国人民的排日，排货运动，“至当极力取缔。”接着，在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等人时说，中日应该亲善，这是中山先生的训示与遗策。这两次会见，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日方代表，日方大造舆论。蒋介石受宠若惊，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外相的演说，是具有诚意的。他对日本记者说，广田的演说“至少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
当日本继续扩大事态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事变及其对策。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经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他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10月，总统胡佛把美国的态度讲得更明确，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吧！那么，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月，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在各方面的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蒋汪发出俭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条件，逼迫冯接受。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电，答复蒋汪的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虽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
孙科也与总统彻底闹翻了，于3月7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大厦即将倾覆，大概谁也不愿出来做国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应钦出来帮忙，何说，他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不敢做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