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
陈诚是蒋介石最为器重和信任的亲信。可以说，在辅佐蒋经国继位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陈诚与小蒋搭配，辅佐蒋经国从政，实际上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就已经着手做。
陈立夫顺着话说：“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惭愧！”蒋介石接着问道：“不知道你对我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三青团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始建于武汉抗战时期，1938年7月，成立于武昌，其班底是复兴社系组织的成员。蒋介石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实权由康泽掌握，也可以说，三青团曾是系的势力范围。把蒋经国安插进来，如同硬要从派手里把权夺走，他们当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千方百计地让蒋介石的计划难以实施。而蒋经国则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不动声色，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就这样地与复兴社系争斗。
据说，熊式辉对小蒋作此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范。担心蒋经国“赤色”复归，“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那对于熊式辉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蒋介石不要他的脑袋搬家才怪了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他对蒋介石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史迪威是一个长期在中国的中国通。他自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游历17天起，就常常到中国来，后来两次在美国在华军营任军官，再加上抗战初期在美驻华使馆任武官，前后在华长达10年，又粗略懂些中文，在美国人中被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他可以直接用汉语会话，这样在任武官和参赞期间，为给美国参谋部情报部收集情报，他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接触过国共两党的许多军政要员，就更能了解到国民党的实际情况。同时，在美国国内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负面方面有不少议论，他通过各种渠道，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问题也略有所闻。
他的这个声明，被苏联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塔斯社面向全球广播。他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其声誉与日俱增。与他一起在“中大”留学的学生回忆说：“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旅俄的学生受蒋介石叛变的殃及，苏联人由对中国留学生的关照，转变为用鄙视的眼光相待。一些国民党籍的学生开始被遣返回国。
罗斯福的长远打算那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战后美国按其自身利益所设计的国际战略大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棋子。他对中国的远期打算，是希望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能够成为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在该地区行使某种“警察”作用，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再就是一个亲美的中国对苏联的防范与钳制；还有削弱英国在亚洲的影响，他私下明白无误地说过，在“消除英国海外帝国的努力中”，他指望中国是“美国一方稳得的一票”。
蒋介石严格督促蒋经国学习，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成为一个大有作为之才。不过，他对蒋经国的具体要求，则因时因境而有所不同。他最注重的是，用儒学塑造蒋经国的德性。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那样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日宣战。随着美国对日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在国际中的战略地位提升了。美国为了让中国牵制更多的日军，准备给予大量的物质援助。而蒋介石也迫切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对于美国这样标榜民主的国家，取得美国政府帮助的最佳途径就是取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当时，中国派遣在美国的大使是胡适，他是一个学者，除了一些外交辞令，外交成绩不佳。
经过艰难的谈判，最终达成协定，1954年12月2日，《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字。条约包括一个序言和十项条款。序言第一条规定，条约双方“承允照联合国宪章之规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避免使用武力的义务。第二条规定双方“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保持和发展自身能力和集体能力以抗击武装进攻与“共产党颠覆活动”。第三条规定承允将“加强其自由制度”并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展开合作。第四条规定双方将通过“外交部长或其代表”随时磋商。第五条规定“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
《塘沽协定》承认满洲的既定事实，在长城以南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是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委曲求全的结果。这个《协定》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
1932年1月，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日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政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没有任何约束力。
蒋介石为了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双管齐下”：
当然，政坛老手李宗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向老蒋施压。李宗仁对人说，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还威胁说：“我们管不了，就交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向外放风，请蒋介石出洋。于是中外报纸都登出，国民党几个人物正在劝蒋出洋。蒋介石也做强烈的反应，他对来溪口向他汇报和谈事宜的张治中说：“报纸上早就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在传递出强硬的信息后，把锋芒收缩了一下，又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然而，他所设的谈判底线，是毛泽东绝对不会接受的。这就意味着李宗仁将一事无成。
陈济棠再次被逼上反蒋的道路，与桂系一起反蒋。经过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量，陈济棠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激励全国反日情绪。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6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通电全国。他们把两广所属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革命抗日救国军”，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
杨虎城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爱国英雄。在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最需要统领抗日武装的军事将才的时候，蒋介石因个人的恩怨，把杨虎城囚禁起来，愧对于“抗日领袖”的称号。事隔10多年后，指使特务将杨虎城夫妇及其子女、秘书全家杀害，连天真无邪的幼女都不放过，再次使他这个毒辣、残暴的独裁者的嘴脸暴露无遗。
胡汉民抵达香港时，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前往南京任职，蒋介石不会给什么好处。胡当时说：“自古文武结合，武人马上打天下，文人动笔治太平。汉高祖时还有叔孙通帮他定朝仪，难道蒋介石就不需要帮助了吧！国民党多年奋斗，还只有蒋介石干出点名堂。过去得失我不想计较，我想扶蒋介石治理天下。”胡的老友邓泽如见他不听劝告，就赠送一个精致的竹笼，内装了一只小黄雀，暗示你到南京将成为“笼中之鸟”。胡汉民明白其用意，但他不相信蒋会如此对待他。
蒋介石准备回南京，但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不相信蒋介石的诺言，于25日联名给宋子文写了五封信，说商定的条件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中央军”必须首先撤至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答应了，大家也誓死反对。蒋介石看到这封信大惊失色，立即派宋子文去见张学良，宋恳求尽快放蒋离陕，宋子文要求蒋介石答应不对张、杨二位将军予以处罚，为了尽快回南京，蒋当着宋子文和张学良的面，承诺不给以处罚，还要给东北军军费8000万元。这天下午，张为防意外，决定立即放蒋，他还决定亲自陪蒋回南京。杨虎城虽不同意，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不便反对，和张一起去机常和蒋。蒋介石在西安机场见到有两千多人齐集在那里，急忙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接着他重申了一遍所答应的6项条件。他还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同行的宋子文一拍胸脯，说：“如果委员长不兑现，你就找我，我也做担保。”
3、导演双簧，汪精卫替蒋介石受过。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蒋介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的影响。他对权力的迷恋达到痴迷至狂的程度，专权、独裁，四面树敌。另一方面，蒋介石没有也根本不想建立起政党、政权运作的民主制度和机制，使国民党政治圈内的竞争，几乎始终处在一种无序的、高强力的状态。他所运用的法宝那就只能是权术了，依靠对政治资源的垄断，倚仗嫡系常规军的支持，借助特务政治的介入，把权术玩得灵转，制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敌。然而，权术的效用是极其有限的，结果是降而难服，打而难倒；此伏彼起，“亡”后再生，周而复始地循环，构成了蒋介石当权时期怪异的政治景观。
蒋介石再次出尔反尔，并不是什么健忘，而是进一步运筹他的计策。他料到，西北三马绝对不会允许外人来抢占他们的地盘，肯定要反击，同时对蒋介石也心存不满。蒋介石要稳住西北“三马”，为了安抚“三马”，他才命令孙殿殿英停止前进，给“三马”先吃一颗定心丸。而他也预料到孙殿英一定会拼命地要抢这块地盘，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遵守他的命令，继续进攻“三马”，这样既能够使孙殿英和“三马”大战，又将自己置于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