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二：夫人访美，蒋介石在外交上中了头彩。
当然他也不想兑现对部属说的“来生再见”的承诺。时刻注视着国际风云，侥倖地等待着。他要借助于美国的武力干涉，维持自己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然而，此时的美国非彼时的美国，昔日的后台老板，美国政坛，正在围绕“谁丢失了中国？”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当权的杜鲁门政府对台湾到底如何是好，还举棋不定，用他们的话说要“等待尘埃落定”。到了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作了明确的表态：“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海峡获得特别的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这等于是说，美国要抛弃蒋介石政权，放弃台湾。蒋介石绝望了。但蒋介石是很倔强的，不到“木已成舟”时，决不放弃“幻想”。他企盼着一个奇迹的发生，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5月底，中、日双方代表在天津塘沽进行停战谈判。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茨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阅读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冈村宁茨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离日方要求只有10分钟的时候，中国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内容共五条，除了要求中国军队按指定地点撤军、日本对治安方面的要求外，还规定日本军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对中国撤军行动进行监视。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1、与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相适应，提出了怪异的对日“四不”外交方针。
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出征连战告捷，先后收复康保、宝昌等地，继又与敌血战5昼夜，收复了军事重镇多伦今包头，收复了察省全部失地，全国人民大为振奋。冯玉祥提出，愿“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并于7月27日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同日，下午4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绕空飞行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一别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此，一代自命不凡的“独裁者”梦断金陵，踏上了不归之路。
蒋介石能够顺利地解决福建事变，主要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太过悬殊，也由于蒋介石认识到事变对自己独裁统治的威胁，采取各种毒辣、严厉的手段，在政治上进行反击、军事上大举进攻，再加以从内部进行分化；从福建人民政府自身方面讲，他们主张停止内战，积极抗战，联共反蒋，这些行动反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强烈的抗日愿望，这是爱国正义的行动，但他们自身也存在着弱点，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并且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使自己陷于孤立，也给了蒋介石讨伐的口实。蒋介石抓住了他们的弱点，结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平息了这场事变。
3月，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他主动去见蒋介石，以便“恢复感情”。28日，杨虎城到溪口与蒋介石见面。蒋表面上对杨虎城说：“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还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你不如先往欧洲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国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暗地里，蒋介石却致电顾祝同说：“虎城以磊落态度，听命辞职，则照中正在杭所谈者，毅然行之，不应提出任何要求条件，示以至诚。则中央不能不体其善意，自能优遇。如其决然辞职出洋，并希望其能在本月内来沪，就当派员帮他筹划一切。”4月27日，杨虎城被迫辞去所任各职。6月16日，国民党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兹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
第三、过河拆桥。蒋介石第一次下台不到半年，就重新上台。即使在蒋介石下台后，胡汉民乃是蒋的坚定支持者。蒋重新上台，胡汉民心里在打算盘，凭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为蒋介石摄取政权所作出的贡献，会受到重用。可是，蒋介石对胡并不感兴趣，即使在选用胡汉民的时候，也时刻提防着他。胡汉民的确理论水平高，政治能力强，但太爱表现自己，自以为是，常常指手画脚。蒋介石压根里没有启用胡的打算。但他没有直说，而是耍了一个手腕。
张、杨从事变的兴奋中稍稍冷静后，感到此事很棘手，捉住蒋介石如同逮住一支刺猬，拿起扎手，放在地上又怕跑掉，不太好处置。于是，他们寄希望于已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张学良于当日晨6时急电中共中央说：“吾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和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在此前，中共中央已收到在西安张学良处私人代表刘鼎的来电。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又制造了“整理党务”的纠纷，独揽大权，加上在北伐中壮大了自己军事实力。在国民党高层就有人提出“迎汪抑蒋”的主张。1927年，围绕“迁都”问题，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汉的中央对峙。武汉政府电请汪精卫销假回国。汪精卫于4月初到达上海，蒋介石力图拉汪一起反共，汪当时虽有应允，但他在与陈独秀联名发表了汪陈《联合声明》后，稍稍离开上海来到武汉，成为武汉政治中枢的核心人物。在武汉举起了讨伐蒋介石的旗帜。
于是，蒋介石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解决盛世才问题。由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跃跃欲试，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搞得盛世才心惊胆战。以大兵压境威慑，蒋介石派新疆督办公署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回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盛世才自知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他无法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5月，派其五弟盛世骥陪同张元夫一道乘飞机前往重庆，暗中订下默契，以反苏反共为条件，蒋介石、盛世才达成妥协。
孙殿英得到蒋介石的任命后，十分高兴，以为这次有了归属了。尽管有人对他说蒋某人送的这份礼是不好收的，会冒很大风险，但孙殿英以一个赌徒的心理，就此一博了。
2．实行渐进式渗透。
评析：
第四，釜底抽薪。蒋介石到了贵阳以后，随行的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蒋考虑到王家烈拥有2万人马，杀了王家烈恐怕王的部下发动暴乱，不利于以后统治贵州，于是，没有采纳陈诚的进言。蒋介石虽然不杀王家烈，却要逼迫他下台。以军饷卡王家烈，搞釜底抽薪。蒋介石令王家烈将所属的2个师5个旅15个团缩编为2师辖6个团。因王的部队分驻各县，蒋介石又不准王部集中，这样王部没有办法实施整编。蒋介石借故，指使督办大员不整编就不发军饷。后来蒋介石出面做好人，同意发军饷给王部，但又规定未经他点编，只发给每月伙食费10万元。而当时王家烈的部队官兵有2万余人，这点钱连打发饭钱都不够，更不用说其他费用了。即使是10万元的军饷，也只是一个空头支票，实际上还是分文不给，使得王家烈处境困难。蒋介石还指使人在王部内部做手脚，煽动黔军官兵起哄闹饷，反对王家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然后由二人怂恿部下向王家烈闹饷。
国家需要统一，军队应该统编，尤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尤其应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提出统一口号，削平包括桂系在内的军事山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他要削他人的军事山头，而自己搞嫡系更大的山头，这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军阀现象长期存在，桂系始终难以拆散的基本原因。
蒋介石得到张学良的这一表态，随即要求前线将士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济南，结果“中央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将济南攻下了。张学良得知济南已经到了蒋介石手中，认为反蒋联军失败，于是就通电东北军入关，以武力调停，主张息战罢兵，维护和平。东北军入关后，冯玉祥、阎锡山在力量对比上，顿时处于劣势，战局发生逆转，冯的军队因为没有一个可靠的地盘与蒋介石抗争，其浩浩荡荡的冯家军顷刻间土崩瓦解。
蒋介石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加上拜把结盟，感情联络，争取到了张学良的归顺。尽管东北易帜在前，蒋张拜把结盟在后，这种形式对张学良归顺、巩固易帜、维系蒋张的政治军事同盟都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大肆任用自己的人，即使蒋介石信赖的人也难以共事。朱家骅是蒋介石信赖的后起之秀，张静江也推荐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长，但张后来处处为难朱家骅。甚至不经蒋的同意就免掉朱的职务，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
重用自家人，把选人用人局限在狭小范围，有种种弊端。蒋介石自家人可信、可用的用人准则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在用人上以是否有血缘、亲情的关系论亲疏，搞圈中之圈，其实质是结党营私；而在对待犯错误甚至犯法的人的问题上，对于充任“内臣”的亲戚网开一面，搞双重标准，危害极大。一方面，因处罚的不公会影响法律规制的权威性，也会影响他蒋某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亲戚、内臣的问题姑息放纵，不仅不利于其改正，而且还会使其胆子越试越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曹秀清去美国，想带一个儿子去，被台湾当局拒绝，而且必须有两个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联保，才能到美国。虽然淮海战役早已烟消云散，但杜聿明在大陆，曹女士还肩负着带女婿回台湾为蒋介石长脸的“重任”，台湾是不会轻易放走这个人质的。
中央政治大学本是二陈的地盘，如果蒋经国插足，肯定将成为蒋经国的地方了，在系日渐势衰的情况下，二陈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必然要争一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