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8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日军第8师师长让中方签订所谓《觉书》，提出5条，条款主要内容同上述三步停战办法，中方认为第三条含有侮辱之意，日方虽然答应改，也只是搪塞而已。对于这样的屈辱性的《觉书》，蒋介石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这就更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无为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决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全国各界的支持，进一步激起抗日同盟军将士的抗战热情。他们表示，要在冯公的领导下，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
蒋介石四面楚歌，夜不能眠，催眠的烈性安眠药再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据说，每天夜晚都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他很想改变目前的困境，1948年12月31日，在总统官邸进行新年“团拜”，宴请国民党要员的宴会上，发表了《新年文告》。这个文告是由张群代念的。洋洋洒洒数千字，中心内容是向毛泽东“求和”。至于个人进退是用隐晦的词语表达的。在文告的最后字句中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张群念罢，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手的“副总统”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的死党们因此在宴会上大声嚎哭。蒋介石愤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12月，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15万人，亲自坐镇指挥，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失守，内部一些将领哗变。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开福建，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在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之后，杨虎城反映强烈。立即发电南京，质问国民政府，对蒋背信弃义的行为表示极端的不满。1937年1月，杨虎城又领衔通电南京政府，再次抗议扣押张学良和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文称：若内战再起，“则虎城等令人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抗日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致死无悔。”这天杨虎城被蒋介石撤职留任。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之际，杨虎城、于学忠做了“提议实行改组政府，收容各党各派人才、停止内战等八项办法，以求全国一致积极抗日”的提案，但是三中全会的决议说：“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辞造乱，实国法军纪所不容，应不予置理，以儆效尤。”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已经把西安事变的性质完全搞颠倒了，张、杨的义举诬指为“叛乱”。而且在张、杨两人之间，蒋更恨杨虎城。后来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蒋介石对他认为是“犯上作乱”的人肯定是要惩处的。这时，蒋介石还不打算把杨虎城扣押起来，只是剥夺他手中的权力。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他在危难之时想起了胡汉民。4月，胡汉民应蒋介石的邀请来到南京。在南京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上，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这时的胡汉民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出了大力。一是帮助蒋介石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形式对于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它可以使蒋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还可以用这块招牌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抗衡。二是为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大造舆论。一方面，为蒋介石分共、反共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同武汉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可以说是使尽浑身的解数，为南京政府争正统地位，为蒋介石歌功颂德。三是为蒋介石拉盟友。在宁汉对峙期间，北方的冯玉祥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蒋介石、汪精卫都在极力拉拢冯玉祥。胡汉民出面做冯玉祥的工作，由于他的游说，更由于南京方面给冯部巨款，冯权衡利弊，决定与南京政府合作。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初，胡汉民给倾向于武汉政府的第二军军长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写了一封长信，劝说朱分共拥蒋。胡汉民在粤军中享有很高威望。他利用与粤军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利用与粤军首领李济深的师生关系，做粤军的工作，缓和了蒋李之间正在发生的矛盾。
12月13日，张、杨及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全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在内的8条政治主张。
2、从拉汪到汪举旗反蒋。
蒋介石这个人在谋略上比较善于观察形势，审时度势而施计，是他在通常情况下坚持的策略套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抗战在即，蒋介石不仅希望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也希望苏联的支援。他担心动盛世才会得罪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解决掉新疆盛世才这块心病。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果然到来。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进行卫国战争。那是一场社会制度对社会制度、民族对民族的殊死决战，斯大林动员全苏一切力量投入卫国战争。苏联无暇东顾。
何应钦在向蒋献策时，陈述了此计至少有三种好处：一是防止孙殿英与冯玉祥合作，削弱冯玉祥的势力；二是通过三马打孙殿英，使孙殿英这个非嫡系部队瓦解；三是通过孙殿英去攻击三马，即使三马消灭不了，也会给其造成重大的打击。
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据理力争，把中央军拒之川外。双方妥协，达成三项决定：一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哪知道，阎锡山太老到了，他自己知道无功受禄，冯玉祥有怨气就让他发吧，反正实惠已得，何必与冯闹翻呢？何况，冯的地盘与自己紧挨着，人多势众，如果真正打起来，蒋搞壁上观，那自己就惨了。因此，他也不管与蒋介石的默契，急忙派人冯玉祥联系，调节冯阎关系，试图拉拢冯一起反蒋，这正对冯玉祥的路了，他俩一拍即合，又在新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导演了一场反蒋的“中原大战”。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
第三，相机摊牌，逼王就范。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蒋介石果断地摊牌，逼王家烈交权。蒋介石命令自己的亲信何成浚到贵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此时的王家烈已是蒋介石牵在手中的“羔羊”，无胆也无力反抗，王家烈迫于无奈，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去他的贵州省主席的职务，派亲信、接任，同时任命王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
春秋无义战。通常情况下，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之间在军事较量和政坛争斗上，大部分纷争是为了他们各自集团的私利，很难定一个谁是谁非。
张学良也非等闲之辈。他深知刚刚接下父亲手中的权力，而且，还是仓促上阵，脚跟尚未站稳，其威信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使他行事以稳妥为好，害怕初涉军事政治的角逐场，一旦失误将造成可怕的损失。因此，他搞壁上观，静观风向，让形势明朗些再作决断。他的无为而治的策略，还可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作出貌似公允的姿态，他反复表示自己“严守中立”、“置身事外”的中立立场，尽是避免与南北代表见面。蒋介石委派的代表都是一些政客，他们当然知道张在想什么，所以紧追不舍。最后，张在被追得无可奈何时，只好说：“如果中央军能够打下济南，我就表态”，当即蒋介石的代表就向蒋介石汇报。
评析：
二是在浙江任省主席期间，飞扬跋扈，侵犯了蒋介石的权威。1928年他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在此期间，与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权力集团发生了多次冲突。
蒋介石的“‘内臣’还是用自家人为好”的用人准则，是腐朽、没落的用人之道，与他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络有直接联系。另外他这样做，也有特定的政治环境影响。既有保持良好形象的考虑，更从自身安全着想。在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敌我无常，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战场上能打败对手，却被对手所雇佣的杀手杀害。当时的军阀头目，都有自己的卫队，这些卫队的组成大都是由自己最亲信的人。例如冯玉祥有枪旅，刘湘有高级卫队，刘湘的卫队全部是由刘姓组成。只有自己所信得过的人，才有可能在长官危急关头，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自己的主人。蒋介石当政，成了众矢之的，何况他自己也搞过暗杀他人的勾当，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更深了。因此，其卫队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乡人，其领队又都是自己的亲戚。蒋介石对卫队士兵的挑选，往往是亲自过问。由自己点名，加以询问，询问的内容很详细。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不得不放下“将军夫人”的架子，到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生活太苦，大儿子绝望而自杀。小儿子被迫辍学，开出租车。只有大女儿情况好一些，早年到美国留学，与杨振宁结婚。这次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家命运。1957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成为华人的骄傲，蒋介石对杜家也重视起来。1958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龄要见曹秀清，见面后说道：“恭喜你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啊！”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么和杨振宁说？”曹秀清回答说：“我不知道。”宋美龄当即表示希望曹到美国后，能够将杨振宁带回台湾。
抗战开始，蒋经国由苏联回国后，在江西“锻炼”了一阵子，经过“洗脑”，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儿子“可教”，随之在内心确定了让儿子接班的计划。后来，又交给一些任务，由他到各地处理，熟悉掌权要旨，联络感情。要让儿子接班，就得让儿子训练属于自己的干部队伍，而到一个大学任职，是训练自己的干部队伍的有效途径。于是，他想让儿子到政治大学当教育长，以训练自己的人马。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计划遭到二陈的阻拦。
翁文灏回国后，进入地质研究所，经过长期实地考察，颇有成就。“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指示当时的教育部常务次长钱昌照为他推荐一批人才。几天后，钱昌照给了他一份名单，其中就有翁文灏。
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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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层面分析蒋介石人际交往中的“面子”术，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位社会学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生目标追求进行了研究，将纷繁复杂的目标追求归纳为三个层次，即：生存、刺激、“面子”，而“面子”处在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此说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就拿中国人来说，最讲究“面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千古绝唱，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妙传说，则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在政界给人以“面子”，尤其是对曾经是敌手的人，以礼相待，可以得人心，至少可以缓和矛盾。从实践角度评价蒋介石的山西之行，他的“面子”功夫比较老道。首先，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是为了拉拢阎锡山，在华北作为一个依靠。其次，他的高明之外就在于，投其所好，觉得单纯地给银子、给军火，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上演了这样一场大戏。第三，假戏真做，态度显示“诚恳”，尤其是专程到阎锡山的老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效果最好。他的这一着的确成功了。蒋虽然是在演戏，但做得逼真，放下架子，给足面子，而且把握尺度，不失大雅。
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特别注意第一印象和谈话，他认为谈话可以看出人是否有条理，反映是否快。
的确，就自然人而言，很难说蒋宋联姻不美满；就政治人而言，蒋宋联姻，堪称婚姻嫁给政治的成功典范。后来，以蒋宋联姻为基础的“四大家族”发达了，留给中华民族的却是深重的灾难，这大概是人们诅咒这种婚姻样式的根源所在吧。
在蒋介石的政治行为中，几乎随时可以看到特务政治的影子，特务机构是他巩固统治地位的一大法宝。然而，特务政治是一种没落、反动的政治行为。反抗力与压力是成正比的。压力越强反抗越烈。正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对人民的控制，对民意的压抑，对民主行动的镇压，激起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务无论怎样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势头不减，而且越来越迅猛、浩大。但特务政治终究难以挽救蒋家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