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蒋介石早就知道曾琦已参加了汪伪政权，在上海、南京从事汉奸活动，但是，为了反共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是为了获得青年党对其独裁统治的支持，蒋介石不仅没有像对待其他汉奸那样采取极端的手段予以法办，也不是像对周佛海那样暂时的利用，而是继续让曾琦担任国民参政员，同时邀请青年党参与1946年年底的所谓“制宪国大”，参与1948年初所谓的“行宪国大”，并分配100个名额给青年党。
陈果夫，浙江吴兴人，生于1892年，早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陈立夫，生于1900年，是陈果夫的弟弟，毕业于北洋大学，后来到美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发表第五篇《告友邦人士书》，初稿是英文，外交总长王宠惠自南京带到上海，苦于无人翻译，难以见报。陈布雷看了这一文稿后，一挥而就。同年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个中学任教。回到慈溪正好赶上同盟会支部成立，他就加入了同盟会。1921年重返报界，在《商报》任职，撰文抨击北洋军阀，有人劝他不要过于激烈，以免招惹麻烦。他却回答道：“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文胆之气可见一斑。孙中山对《商报》给予很高的评价，虽有几家报纸都属党员办报，“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
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复辟称帝时，他投身于反袁护国的斗争行列。1917年北洋军阀头目冯国璋代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后，他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护法失败后，他革命情绪低落，但参政热情不減，在广东担任省财政厅长、广东省长等职，并参与组织政学会，这个小派别后来发展为政学系。后来东渡日本，在那里接受新的知识、国外的经验，探讨中国建设和改良问题，草拟了不少计划、方案，还撰写了《中国民主政治》一书。
蒋介石对赵如此器重，他也要知恩图报，立即前往太原。赵秉文与阎锡山一见面，便指责道：“听说你想造反，有这事吗？”阎锡山忙说：“你回来得正好，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赵立即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委员长率军北伐已经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经建立。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下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此时，正好阎锡山的两个谋士贾景德和薛笃弼来找阎议事，赵拿着拐杖气势汹汹地对这两人说：“听说就是你们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们再这样说，我就用拐杖打你们的头。”他接着说：“委员长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天下苍生骂你吗？”听了赵的一番话，阎锡山开始犹豫起来，最后虽然还是反蒋，但已经推迟了日子，为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留出了时间。
国民党宣布对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的“错误”既往不咎，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这就在政治上承认了阎锡山的复职的合法性。
以黄埔教导团的骨干为核心，形成黄埔系。蒋介石向孙中山提议，安排黄埔军校学生参加前线的军事行动。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责成蒋负责实施。黄埔教导团于1924年底东征前夕组建。蒋介石为了掌握这支新军，的确煞费苦心，他的着眼点放在对带兵军官的掌握上，所有连长以上的带兵军官，都安置上自己的亲信。如：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二团团长；钱大钧、沈应时、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王俊等任营长；陈诚、郭俊等做副营长、连长等。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任副连长以下的军事骨干。这些人不断得到提拔，成了蒋介石的嫡系，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黄埔系打下了基础。
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驚喜又激动。
第三，为了寻求英美势力的支持。宋氏家族与英、美势力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与宋氏家族联姻，可以打开与美国、英国联系的渠道，为自己的政权得到美、英支持找到一个捷径。其实，这时，无论是蒋介石也好，还是英、美列强也罢，都有联手的需要，蒋介石在背叛革命、与苏联决裂后，需要寻找新的外国势力做靠山，而美国、英国也需要一个政治代表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中介人。宋氏家族与美国有着很好的关系，与宋家联姻，就可以通过与宋家的特殊关系打通与英、美的关节了。
&系还设有变相的监狱。1929年12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颁布《反省院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一些省市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的委员中的二陈的亲信兼任院长。“反省院”名义上是各省最高法院的一个机构，实际上是系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对政治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反省院自成一个子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人事任免和工作处理办法，完全听从系统安排，只有经济开支由法院承担。
其实，从蒋介石的角度说，他在上海混迹多年，深知上海的实际控制者到底是誰，不是官府，而是这些大商人和黑道的大老们。黑道十分讲究等级秩序，只有得到黑道的支持，他的势力在上海才能插得进足，才能有所作为。而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得到上海大财团的支持，以获得雄厚的活动资金，这离不开虞洽卿这样的商界头面人物。
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整个特务系统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郑介民和湖南人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他们忠诚地辅佐蒋介石的统治，一直追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
曾国藩还有一句与以上交友准则相配套的话，那就是“识于人未发迹之时”。对此，蒋也是心领神会。与戴季陶的结交，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陈公博所言，对蒋的意图揣摩得太透了。
蒋介石希望以妥协退让，换取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松动，然而，日本侵略中国的目标已定，并不愿留给蒋介石的面子，不但不止住侵略的步伐，反而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略热河，步步紧逼。在蒋介石妥协、退让，日本咄咄逼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的背景下，全国的抗日热潮无法平息下来。上海各界迅速组织了抗日民众团体，80万工人发出告世界工人书，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和平的正义声明，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9月28日，南京和上海学生甚至包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根据当时统计，有将近五六万人到南京请愿，游行队伍喊出了“惩办祸首蒋”，“反对国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号。
在政治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有一群坚定的支持者，如张静江、吴雅晖等人，这些人没有权，但资格老，在党内誰都不敢轻视。而汪精卫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他自反共后，去掉了原来的国民党左派的伪装，成了被通缉的对象，自己又得不到广东地方势力的支持，手下的人又大多是些无名之辈，看上去气势汹汹，实际上是外强中干。果然，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内失去了蒋这个大靶子，把攻击的矛盾指向汪精卫，几天之后，汪就以“反共不力”宣布“下野”。
评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由主张迁都武汉到反对迁都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