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等写信，在发泄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的同时，要求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指责孙中山对人对事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的毛病。在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之际，戴季陶等人提醒蒋介石，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经他们的点拨，他决定返回军校，抢抓实权。
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的时期，就是采用这种识人术得到他后来最为器重的三位大将的。
蒋介石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最坚定的信徒，自诩为孙中山的理想继承人，但他的地位并不高，不能与汪精卫、胡汉民相比，虽有孙中山广州蒙难时，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领袖的辉煌业绩，但毕竟与孙中山的交情不深。如果能娶宋美龄为妻，那就与孙中山有了亲戚关系，这在讲究封建宗法关系的中国，多少可以给蒋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提供些宗法性的支持。西格雷夫在其写的《宋家王朝》一书中说：“不能轻看孙中山博士形象的重要性，他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半神化的人物……政治家或将军只要同孙中山有一丝关系，也就带上了某种神奇色彩。”对于渴望全盘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的蒋介石来说，为了达到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他太需要像宋美龄这样的女人了，当然，这里除了政治因素，不排除英雄爱美人的情结。
&派系内有一个核心组织。1931年，集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一些骨干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模式，准备在国内建立类似的秘密组织。1932年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组织一批亲信，秘密成立了“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作为整个集团的核心组织。这两个组织均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他们招纳一批盲目崇拜蒋介石的分子，仿效德意法西斯和封建帮会的做法，入团、入会者都要在阴森恐怖的气质场景里，改造手续，并举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宣誓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一切唯一蒋之命是从，如违背誓言甘受严厉的制裁。二陈通过这种核心组织，操纵整个系统。还成立了各种外围组织，把势力渗透到政府部门和文教、经济等机构中去。
蒋介石初见虞洽卿时，虞洽卿对他并不好感。只是有碍于陈果夫的面子，给了一个小差事让蒋介石做，纯属打发应付。蒋介石请虞介绍他与黄金荣见面，他顺水推舟，将蒋介石介绍给黄金荣。
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与这个老乡构成深刻印象，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天夜里，蒋介石查夜，发现一扇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推门进去，发现是炮兵区长陈诚在读《三民主义》一书。次日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这一偶然的机会，成为决定他命运的一个。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的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蒋介石也能知恩图报。革命成功不久，受陈的指使下，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陶是光复会的著名首领，跟陈其美一样，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但陈与陶二人的关系很差，武装起义的硝烟未散，两人为争夺控制权，斗得死去活来。浙江总督人选有三人竞争，这就是陈其美、汤寿潜、陶成章。陈是上海都督，但不愿浙江的大权落到陶的手中。陈其美决定除掉这个政敌。蒋介石为了哥们两肋插刀，收买歹徒将这位民主革命家在医院里暗杀了。陶案发生后，全国为之震惊，革命党人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孙中山指出：“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痛惜。”他电令缉拿法办凶手。陈其美一时惊慌不已，为掩盖真相，给蒋介石一笔钱，让他离开上海到国外去避风。蒋介石便以出国深造为名，于1912年2月，逃往日本避风。
蒋介石这次拉汪精卫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支持胡汉民的广东势力，减轻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对日外交。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要聚精会神地“剿灭”红军。这样，对日就必须努力寻求妥协。蒋介石自己又不愿意落卖国贼的骂名，那么由谁来承担这副“重担”呢？在他看来汪精卫最合适。在对日问题上，此时的汪精卫与他基本一致，当然汪精卫更倾向于妥协。再则，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威望比较高，在社会上影响力也比较大，日本人自然也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本想杀鸡给猴看，弹压反蒋举动。谁知适得其反，促成了反蒋派的联合。胡汉民通过前来为他看病的医生与孙科、古应芬联系，授意他们到广东联合陈济棠组织政府，与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政府直接对抗。陈济棠得到这一信息后，急忙委派古应芬做桂系的工作。古应芬带着巨款，找到李宗仁、白崇禧，本来就有反蒋倾向的李、白欣然同意，一拍即合。广东和广西势力联合，国内反蒋派别马上响应，都集中在广东周围，党内有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军阀有唐生智、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等，这些平时互有矛盾时有争斗的政治军事派别，在反蒋的旗帜下，抱成一团，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一致行动。
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厉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尽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旧……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怠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拨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也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拼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全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他们与英美有关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通过经济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与江浙财团联手，更易于成事。宋子文家族本是江浙财团主要成员，而蒋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有过密切交往，有着一种特殊关系。
第一、唐生智势力的崛起，使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威胁。唐生智本是湖南军阀赵恒部第四师师长，在北伐前夕归顺国民革命军，编为第八军。由于唐生智攻下长沙后，收编了大量北洋军队，第八军兵力迅速“扩充到6师之众，实际有28个团，照军编制，可称10师，军械充足，精神统一，战斗力极强”。唐治军和处理政事果断，要求严格，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而且他与第四军、七、八军的不少将领，均曾毕业于保定军校，被称为“保定系”，蒋介石虽然也在保定军校学习过，但时间短暂，没有形成人际圈子，唐生智的崛起使他感到担忧，在北伐途中他的心情就起了剧烈变化。他得知唐生智为首的“保定帮”已经勾结起来，便紧张起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武昌当时处在唐生智第八军等部控制之下。如果迁都武汉，蒋介石不可能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只有迁至南昌属于他所绝对控制的地方，他才有可能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权。
首先，能稳定军心。从对军队的掌握来说，蒋介石一向认为治军要从治心开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对台湾的环境比较陌生，思乡、返乡心切，如果不给予他们以“反攻回家”的幻想，军队就会人心涣散，造成军队不稳定。而蒋介石在治军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口号与政治宣传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尽管因其军队的反动性，决定其收效甚微，也要这样做。
借题发挥的切入点，是在审查“廖仲恺案”中发现许的部下和亲信与案件有牵连。由于许的个别将领也参与了暗杀廖仲恺，使许崇智一开始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点，以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以及把持财政、侵吞军饷等罪名，大肆宣扬，争取粤军中李济深将领的同情和支持，并对许的部将进行收买。同时以保卫许的安全为由，将许软禁起来。许暗中派人命令驻守在东莞、石龙的两个师前来广州保驾。消息被蒋截获，送到汪精卫手里。蒋介石帮汪倒胡，汪投李相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委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军”。蒋部署第一师和黄埔学生等，严密监视驻广州城的粤军，并赴东莞、虎门和石龙包围许部，同时派人送自己的亲笔信给许崇智，历数他的“罪状”，劝他放弃职务，暂离广东。许给汪精卫打电话，汪复函：“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许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辞本兼各职，当时乘船离开广州，从此一蹶不振。
其次，改造国民党以求生存。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迫使蒋介石进行反思，他除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外，还从国民党自身进行深究，他说：“戡乱的失败，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所以，他认为，要重新控制国民党，要使其成为“反攻大陆”的根本，必须彻底加以改造，并重建国民党组织。
不仅陈独秀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迷惑，连苏联顾问也称赞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即使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发难，苏联军事顾问仍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