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学者在“虫”字下认为象“头呈三角形的毒蛇形”，说“不代表虫”，论断许慎《说文》所说，“实不尽然”；在“它”字下认为“廓线化”以后，“分为虫、也、它三字”；并在“ㄟ”字下认为“许慎误认毒蛇为‘女阴也韩愈768—824唐文学家、哲学家。哲学上维护儒家，象形’，匪夷所思，已成笑柄。”
〔注一〕《后汉书》卷五十六张皓传附张纲传：“汉安元年，选遣八使徇行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惟纲年少，官次最微。余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曰：‘大将军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尧之资，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扬五教，翼赞日月，而专为封象长蛇，肆其贪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谨条其无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齿者也。’书御，京师震竦。时冀妹为皇后，内宠方盛，诸梁姻族满朝，帝虽知纲言直，终不忍用。”
室饵初尝谒帝晨，
《前进》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当局、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多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间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毕竟时代是进步的，设想魏忠贤或海明威笔下的小男孩生在此时此地，他们若化雄为雌，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只消到台中法院做一次刑事被告就得了！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昨晚山上甚凉，颇有高处不胜寒味道。想当年你在阳明山，我在台北；如今我在阳明山，你又在海外了。你总是快马加鞭，先我一着。想来这都是小马之功，请你特别代我问候她。并请代我问候老太爷、老太太。转告老大爷，说是李敖说的：“你们罗氏父子什么都好，就是一生做了缺德事——把阳明山别墅地卖给张其昀，张其昀盖了中国文化大学，他把这学校办得奇烂无比不必说，他竟把这学校盖得奇丑无比。他学协和医院的中西合壁建筑，但是曲线屋顶与脊饰做得不对，中国建筑学上‘反字向阳’与‘翼角起翘’的比例都不对，结果单薄得不像天坛之顶，反倒活像戴个大草帽！这种草帽从台北南海路的科学馆戴起，一直戴到阳明山的中国文化大学，真是建筑学上的大荒唐事件！你们罗氏父子竟提供工地，让国民党大官人丑化阳明山，是不是缺德？”另一缺德并发症是该大学因不断的巧立名目，故房舍不足，于是来个一屋十八用，每屋开三四个门，每门上面左面右面都是招牌、匾额，结果一间房子，从左面看是地质研究所，从右面看就是什么什么纪念堂，弄得五花八门，黄鱼三十吃，可笑无比，你们说国民党胡闹不胡闹？张其昀还窃盗名器，乱颁“名誉哲士”学位，甚至颁到日本军阀帮凶岸信介等的头上，种种怪事，都是“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小如兄实在该上阳明山凭吊一次、忏悔一次、并且自打手心一百下，以赎前愆。对不对？
所谓“挺纵不收”，就显然是“yin茎异常勃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