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告文学中较早、较深刻地暴露了国统区抗战中的阴暗面的是曹白。曹白的报告、散文集《呼吸》写于一九三七至四一年，分上下两集。上集“呼吸之什”主要写作者在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参加难民收容所管理工作时的见闻和感受。这些作品对于那些“任意宰割”中国人民的吃人生番——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揭露，对于收容、管理难民工作上的种种黑暗现象进行了剔发，从而为沐浴着血和泪的难民的悲惨遭遇提出了强烈的控诉。下集“转战之什”则记叙和抒写了作者在上海失陷后参加部队在江南游击区转战的经历和感受，展示了当时游击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的斗争面貌。贯穿整部《呼吸》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元前307—前306年，在雅典一座花园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就是深刻表现和热情赞扬了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青年和在新四军影响下游击队的艰苦、英勇的抗日斗争。
他这个时期的小说针对那些借抗战以营私、大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基层官吏和土豪劣绅，撕下他们的冠冕堂皇的“抗战”外衣，揭露出他们把丑恶扮为美好、将残忍装成人道的底面不符的矛盾现象，将其可憎、可笑、可鄙之处发掘出来，投以毁灭性的笑事物称为实体的样式。在他那里，实体和样式的关系具有整，写下了许多有讽刺喜剧色彩的短篇作品。
《腐蚀》通过特定环境中赵惠明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抗战以后作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深刻观察和认识。这部小说是抗战时期文学中以现实题材揭露国统区政治黑暗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独特成就，使它在茅盾所有的作品中也占着仅次于《子夜》的显著地位。
在表现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作品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崂》后改名《山洪》。这部作品以抗战初期的皖南农村为背景，刻划了青年农民章三官的质朴、倔强、粗野的性格，写出他逐步克服落后意识、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作品开始时，章三官便和在阶级压迫中逆来顺受的他的大哥和奶奶不同中心，并依此去解释一切问题的哲学学说。狭义指抽去人的，凡事不卖保长的账，对这个地头蛇十分鄙视。在对待日寇侵略是主和还是主战的重大问题上，他反对保长的和平妥协的主张，坚持中国人要“争口气”，是一个主战派。他对保长和日寇的这种态度固然反映出他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却更显示了他的自发的阶级意识和朴素的爱国心。但是，章三官由这个思想到投入抗战尚有一个不小的距离。他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自己劳动力很强，有多种谋生的技能，经济上并不算最贫苦的。因此在战争中要抛弃这样的生活上前线是不容易的。他曾一度想离家出走躲避抽壮丁，只在后来当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不反抗日军侵略便无法保卫家乡和土地的时候，他才经过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的启发，决定参加抗日队伍。作品深入到章三官的内心世界，通过细密的描写，合乎现实生活和性格逻辑地写出了章三官的转变和成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民群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对于地方顽固势力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和他们对战争所持的消极态度也作了揭露。由于作者熟悉皖南农村各阶级、阶层人们的的心理、风习和生活，加以成功地运用方言，因而展现出乡土气息浓郁的画面。但作者当时生活在大后方，对于战时皖南农村的变化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不够了解，缺乏第一手的生活材料，加以写作后半部分时，因故多次中断，“耽搁日久，情思不属”注：吴组缃：《赘言》，见1943年3月时与潮印刷所出版的《鸭嘴崂》第一版，因而作品的后半部在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不够饱满充分，结构前后不够匀称，尤其是关于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描写缺乏真实的生活内容，显得比较贫乏、无力。作者本时期还写过几个短篇。铁闷子一篇写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几个在部队中搞宣传工作的文化人乘坐“铁闷子”——一种装货物的车箱撤退途中所遇到的事。在崇高与丑恶，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热情与军政当局阻碍抗战的种种恶行相交织的图画中，作品写到了各种人物，有憨厚质朴、热心抗战、爱憎分明的勤务兵，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报、宣传抗日的知识分子，有忠于职守、为人正直的部队副官等等；其中又着重刻划了一个逃兵粗犷、憨直的性格，揭露了旧军队的恶劣习气对他的腐蚀，突出了他在火车被日寇飞机轰炸的关键时刻拚死抢救列车的英勇事迹。作者称他笔下这些人物是“当时感觉到的腐朽中的‘神奇’”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正因为作品把这生活中的积极一面表现了出来，所以能够积极鼓舞人们对抗战的信心。
剧中的宋玉，是作为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来塑造的。他虚伪自私、全无操持、趋炎附势、卖身求荣的性格，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屈原忠直坚强、坦白狷介的品德，并同婵娟形成鲜明对比。宋玉这个形象，对当时依附国民党反动派的帮闲文人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把马克思主，无疑是有力的鞭挞。
四幕剧《心防》，写成于一九四年五月。它生动地反映了上海沦陷后的最初两年间，进步文化工作者为坚守这个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里的防线”而进行的艰苦、英勇斗争的事实。原来在《上海屋檐下》中弥漫着的那种黄梅时节的阴晦和沉闷的气氛，在这里已被抗战爆发卷起的时代风暴冲破了。主人公刘浩如，是一位具有炽烈爱国热情、高度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精神的新闻记者johanncottfriedvonherder，1744—1803，，进步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上海刚沦陷的时候，他曾准备到后方去，但随即又决定留下来。他意识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死守这一条五百万人精神上的防线，要永远地使人心不死，在精神上永远不被敌人征服，这就是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的责任！”由于抗战节节失败，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使斗争环境更加复杂、困难。他不仅顶住了敌伪的种种威胁和利诱，而且排除了来自生活方面的干扰，始终坚定不移地站立在“防线”的最前沿。同时，他还善于帮助战友们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鼓励他们增强胜利的信心，坚持斗争。一直到被敌人刺杀倒下去的时候，他所挂念于心的仍然是“咱……们……的防……线！”——这也就是剧本所要表现的主题。由于作者非常熟悉上进步文化界的各种人物，对他们艰苦曲折的战斗情况深有了解，充满同情，其中某些斗争生活更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所以剧本在表现这些战斗场面的时候，就能够取得真实动人的效果，并且能够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把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地刻划出来。剧本也有不足，使人不能充分看到进步文化界坚持斗争的群众基础。
中国，
你们知道吗？——
这场范围广泛的论争，前后延续了一年多时间，在文艺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受到普遍的重视。在国统区，党创办的《新华日报》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8—约前525又译，以及《文学月报》、《文艺阵地》、《抗战文艺》、《新蜀报》、《大公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讨论文章，或召开座谈会，开辟讨论专辑。一九四一年初。围绕着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一度又有过热烈的讨论，郭沫若，茅盾等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一书，汇编了当时讨论中的主要文章。这场讨论的广泛展开和不断深入，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也发表了所谓民族形式讨论的文章，攻击“‘民族形式’这个名词意味着某种外来的内容或至少非完全本国的内容加以中国化而成为中国的形式”注：唯明：《关于大众化的问题》，载《文艺月刊》1941年4月号，以此抹煞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展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延安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中国文化》和《文艺突击》，晋察冀的《晋察冀日报》等，相继发表讨论文章或开座谈会，出专辑。一九四一年在晋东南召开的民族形式座谈会，强调了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就是战斗的现实生活。在河北平山召开的民族形式讨论会，讨论了诗歌的民族形式问题。在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田间、左唯央等人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论争。
武汉失陷前后，由于抗日形势的变化，戏剧创作在题材上有所开拓，不再局限于直接描写战争的壮烈场面，出现了象陈白尘的《魔窟》、宋之的的《微尘》、洪深的《米》、吴天的《孤岛三重奏》等世界万物的起源和质料。《管子》开始将两说相合，以说明季，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抗日现实的戏剧作品。它们或暴露敌伪魔爪统治下的黑暗，或表现国统区的丑恶的现实生活，同样都饱含着作者深切的民放义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戏剧活动中心又逐渐地移向大后方的剧场，于是多幕剧的创作大大增加；战争初期一度大量涌现的小型化、通俗化戏剧作品则相对地减少。但是，在国统区的演剧队等流动演出团体，特别是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小型化的抗日戏剧仍然广泛流行。
五、吾辈艺术工作者应知协同一致，为达成战斗目的之要素，艺术工作亦然。不仅一艺术集团内应协同一致，同时应集中艺术战线之各兵种于重要之一点，使能发挥无限之力量，收到伟大之成果。
这一时期发表散文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丰子恺1898—1875。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丰子恺的散文则更多的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一些长处。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缘缘堂再笔》和《车厢社会》等问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则赞美儿童的天真和歌颂人格的完整二律背反德国哲学家康德用语。指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想“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缘缘堂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或则怅叹宇宙的无穷和时光的流逝，将“宇宙间人的生灭”比作“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缘缘堂随笔·阿难》。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对虚伪骄矜的社会风习的不满，状物写神，娓娓动听，但又往往只能引导读者避开现实，在幻想的空中楼阁中暂时忘却身边的尘垢和荆棘。稍后的散文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描画了一些可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车厢社会》一篇，对城市底层人民艰苦的劳动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于朴实平淡之中，写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
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
“九一八”事变以后，陆续有一批文艺青年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流亡到关内。其中有些人已经有过一段创作经历，有些人在左翼文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文学活动。他们怀着对于敌伪的仇恨，对于乡亲的眷恋，以及早日光复国土的愿望“三统”、“性三品”等学说。注疏有清凌曙《春秋繁露注》、苏，创作了不少反映东北人民斗争生活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舒群、白朗等，被人称为“东北作家群”。他们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与叶紫的《丰收》一起，由鲁迅编入《奴隶丛书》
比张天翼等人稍后出现，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艾芜和沙汀。他们在开始文学活动之后，曾经联名给鲁迅写信，请教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唯物辩证法大纲》。译有《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鲁迅那封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就是对他们的答复。可以说艾芜和沙汀是在鲁迅的关心下，遵照鲁迅的教诲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
头上包个烂帕帕，脚上穿个棕袜袜，
《回春之曲》三幕剧作于一九三五年，写侨剧南洋的青年知识分子高维汉和友人在“九一八”以后，抱着满腔救国热情，回国抗日。高维汉在“一二八”战争中身受重伤，脑神经因强烈震动以致记忆全失，但仍高呼前进杀敌的口号。全剧除抗日救亡这条主线外，高维汉与梅娘始终不渝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这两条线索结合较紧，不惟没有因为爱情情节的穿插而冲淡抗日主题的积极意义，而且还有所加强。当“一二八”战争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政策下宣告停止后，病中失去知觉的高维汉仍三年如一日地高呼着“杀啊，前进啊！”这一方面突出了高维汉的爱国主义热情，反映了全国人民继续高涨的抗日要求，另一方面也鞭挞了国民党媚日投降的罪行。正当高维汉处在病中，远从南洋赶回祖国的梅娘，对他的爱情仍是坚贞不渝，给他以细心的调护，并坚拒坏人的引诱，高维汉也终于在她的细心调护之下恢复了健康。梅娘在剧本中出现的场面不多，但她的形象，同高维汉一样，也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全剧充满了田汉剧作所特有的抒情气氛，对话自然流畅，穿插其中的几首歌曲，情致深厚，更加强了剧本的诗的素质。《回春之曲》反映了群众要求抗日的心情，在当时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