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诗歌，我还喜欢读史书。从枯燥的大事年表到格林所著的生动、公正的《英国民族史》，从弗里曼的《欧洲历史》到艾默顿的《中世纪》，我将自己能够触摸到的历史书籍通通读了一遍。真正使我意识到历史价值的第一本书是斯温顿的《世界史》，这本书是我十三岁时收到的生日礼物。虽然现在它对我而言已毫无价值，但我仍珍藏着它。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到：各民族是如何分散到世界各地并建起强大的城池的；那些伟大的统治者、人间的提坦希腊神话中曾经统治世界的巨人族的成员之一，是如何凌驾于万物之上，他们的一句话是如何置千万人于水深火热中的；各民族是如何发展文化与艺术，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奠定基础的；人类文明是如何遭受灾难堕落腐朽的，又是如何像凤凰涅槃一般重生的；圣贤、伟人是如何倡导自由、民主、宽容、教育来拯救世界的。
在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之前，我想象大学的生活美妙浪漫，现在，这些浪漫的光环消褪了。但从浪漫到现实的转变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如果没有这段大学的经验，我是永远不会懂得的。我学到的其中一样宝贵的东西就是耐心，它教我们学习知识就像在乡间散步一样，从容不迫、头脑开放、兼容并包，这样这些知识就会像无声无息的潮水一样，将各种思想潜移默化，不着痕迹地渗入我们的心田。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不如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有了广博精深的知识，就可以明辨是非、区分优劣。了解了标志人类进步的思想和成就，就如同摸到了长久以来人类跳动的脉搏。如果一个人在这些跳动的脉搏中体会不到人类伟大的奋斗，那他也就聆听不到生命和谐的乐章。
其他几门考试也是这样完成的，但都没有德语那么难。我记得那天拿到拉丁语考卷时，希林教授走过来告诉我，我的德语考试已经顺利通过了。听后，我如释重负，大受鼓舞，轻松自信地完成了后面几门科目的考试。
我正是以这种方式为考大学做着准备，从未间断过。我发现这样上课比在课堂上好多人一起听课要容易、有趣得多，而且老师有足够的时间给我解难释疑，这样在听课时就不会稀里糊涂、手忙脚乱，所以我比在学校时学得更快更好了。不过，和我学习的其他科目相比，数学仍是令我最头疼的。要是数学和几何只有外语和文学的一半难度就好了。即使是数学这样的课程，凯斯先生也讲得妙趣横生，深入浅出，使我能够清楚明白每一个知识点。他使我的思维更加活跃，渐渐学会推理，能够冷静而有逻辑地得出结论，而不是胡乱猜想。我常常想，我的愚笨就连约伯都会失去耐心，但不管我有多不开窍，凯斯先生却一直亲切温和，不厌其烦地给我一遍遍讲解。
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会用手语，在我掌握了一些德语语汇后，便时常找机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后，我就基本能明白她说的所有话了。第一年快结束时，我津津有味地读了《威廉?退尔》。的确，我认为我在德语学习上取得的进步要远远超过其他学科。
能够开口讲话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终于，这一快乐的时刻到了，我踏上归程。一路上，我不停地和莎莉文老师说话，并不是单纯想要说话，而是想在最后一刻练得更好。不知不觉中火车已到了塔斯康比亚车站，全家人都开心地在站台上迎接我。当听我清晰地说出每一个音节时，母亲喜极而泣，把我紧紧搂在怀中，浑身颤抖，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妹妹米尔德里德高兴地抓住我的手又吻又跳；父亲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达他的自豪与慈爱。现在想到当时的情景，我还禁不住热泪盈眶。以赛亚的预言似乎应验了：“山岭在你们面前歌唱，田间的树木也为你们欢欣鼓掌。”
滑雪橇是那个冬天我们最喜欢的运动。湖岸有些地方高出水面很多，我们就顺着斜坡往下滑。大家在雪橇上坐好，一个小男孩从后面用力一推，雪橇便“嗖”地滑下去了，穿过积雪，越过洼地，冲向湖心，掠过晶莹剔透的湖面直抵对岸。真是太刺激了！在那狂野兴奋的一刻，我们似乎挣脱了身上的枷锁，大地的束缚，御风而驰，直冲云霄，飘然若仙。
这种教育方式持续了好几年，因为一个丧失听力的儿童很难用一个月甚至两三年的时间学会那么多简单的日常交流用语，而听力正常的孩子却可以不断地重复与模仿他人讲话。他们在家里听到的谈话会刺激他们思考，产生丰富的联想，并促使他们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失聪的孩子却无法正常自然地交流。意识到这一点后，老师就想尽办法弥补我生理上的缺陷，努力使我明白别人在说什么。她不厌其烦逐字逐句地向我重复她听到的话，教我如何与他人交谈。尽管如此，我还是过了许久才敢与别人交谈，又过了许久，我才能在各种场合说出恰当得体的话。
后来，经不住我的热切请求，阿纳戈诺斯先生将这本书做出了盲文版，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几乎可以背下来了，《小少爷方特罗伊》成了我童年时代亲密无间的小伙伴。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细节，是因为在此之前我读书都是很随意的，书中的内容大都记不清楚，而这次却不同，如此专心致志地读一本书，还是生平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