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的人只好放弃阵地，保护着曾部长朝楼下撤退。爬上去的人忙于捣毁他们的团部，却忘了寻找曾部长，而堵在楼梯口的人见远征军的团旗被撕下，就跑过去欢呼胜利，只顾挥着拳头喊口号，看着远征军的狼狈逃窜。
然后，在众人的簇拥下，木书记就消失在县委大院了。胡团长和其他几个战斗团的团长很气愤，想去揪出木书记。邹钦明却说：“算了吧，今天他能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过几天，我们所有的造反派一起开个会，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各位团长都说，也对，等我们准备好了再打他一个下马威。
我在北京待了19天，过得真是快乐。但遗憾的是，我的梦中情人吴静霞没和我同游。据说，有很多大学生带着恋人一起大串联，国家给他们免车费、免伙食费，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晚上回到接待站，没事干，就早早地睡觉。一上床就想吴静霞，不知她现在哪里，她也和我一样在串联途中吗？如果她能来北京，我们一同受**的接见，那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窗边座位上的几个人就用手把玻璃窗压着，不让他们进来。过了一会，那几个人找来一根木棒，把车窗抬开一个逢后，就用木棒撬，看来都懂得杠杆省力的原理。那几个人很快就把窗子弄开，一个个就翻身进来。本已很挤，又塞进了**个人。我实在受不了了，也没有考虑就准备下车，这时只想到下车后能买点水喝。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要下车，有人就帮助我从那个窗口跳了下去。
一天晚上，又有一个省城来的造反派混进了县城，并找到了我们的团长。他带来了很多外面的消息，并建议我们走出大山吸取革命经验。
“我觉得应该是革那些混进领导班子里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命，而不是老师和学生。因为他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赫鲁晓夫就是苏联的高层领导。”邹钦明若有所思的说。
他们的誓词我没听清楚，我们不知道红卫兵的含义是什么，也不知道是谁明的。后来，在我校红卫兵大对队部写的大字报上看到有关红卫兵的介绍，才弄明白。大字报上说：红卫兵组织是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同学，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秘密组织的。在他们的影响下，六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以及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邹钦明坐在床上看领回的中央文件和文革宣传材料。我问他文化革命要怎么搞，多久才能上课。他说看了许久也不太明白，也许要一年半载的吧。还说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在复习，他看了一会书，觉得心里很乱，就回到寝室来了。他不断地叹气。我就陪着他到篮球场去打球，我俩就胡乱的仍球，投球，出了一身臭汗后就觉得轻松多了。
可到了中午时，我们还得饿着肚子跑回食堂吃饭。因为我们这伙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托、**的福，读翻身书的穷小子。一个更比一个穷，没有谁能拿得出钱来请大家吃饭。
他是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主要精力都用在学习上。除了课外活动和有篮球比赛时，他才去打篮球。他个子很高，篮球技术也很好。打球时，他非常有绅士风度，犯规时，就举手表示歉意。不像我班的汪明中，明明自己犯规了，裁判吹了口哨后，他还要抱住别人舞两圈。他也爱好绘画，但只是偶尔在本子上画一下，实际他是用来调节自己的。不像我，没有时间安排，上课在画，自习在画，甚至睡午眠时也偷偷跑到教室里去画。
“我们学校有美女吗？一个个长得像丑八怪，”一个龙门初中的同学扫他的兴说。
我们三人又顶着时停时下的雨到大姐家吃午饭，因为她家正好顺路。吃过午饭，我姐不知从哪里弄来五斤粮票。她交给我说，吃不饱时到饭店吃碗面也好嘛。我当时很感动，至今都未忘怀。大姐夫帮我挑着我的木版箱和一床被盖，我还是打着一把伞，背着我用来加餐的十斤大米跟在后面，俨然像一个公子哥儿，大姐夫像我的书童。
第二天，全寝室的人都笑得合不拢嘴。有人说，你两个是在耍杂技吗？怎么会两人一起连同被盖滚到地下来？室长说，太危险了，下床的给他俩换一下位置吧。即使以后掉到地下，也没多大问题。下床的同学被说得不好意思，就同我们俩把床换了。
可是，这事还没有被遗忘之时，我校又生了一件重大事件。
“要收拾她，办法倒有，只是这人不是一般人，很难对付，只有你帮我才行。”
由于我们学校建校时间不长，除了校长和工人外，几乎都是刚毕业几年的大学生。
父亲说：“吃的几年前喂牛用的干红薯藤。”
张彩虹气不打一处来，心里不断的盘算怎样收拾那小子。
邹如石队长就破口大骂：“你狗日些闹球，等会点到你去炼钢时就闹不得球！”会场就安静些，可过一会又有小孩在打架，有哭的有骂的。坐在我身边的肖安硬睡着了，还有鼾声。这鼾声传到会计耳朵里，这时，他正在为一个不认识的字烦愁，他就走过来用报纸在肖安硬脑袋上敲了敲。可谁料到，被敲醒了的肖安硬像一头雄师一样吼道：“干部打人啊，干部就可以打人吗？”边说边就站起来给会计一击重拳，打得会计鼻血长淌。
于是，就有干部同学找来竹棒放在方位边。李老师一看就知道是为他准备的，便在要下课时，先把教具和书拿在手里，才喊下课，然后就一个箭步冲出教室。他个子高，腿很长，走得快，没有一个学生能追上。后来，其它班的学生也开始在下课时追打他，真有点像打过街老鼠一样。可都打得并不很重，只有我班的调皮蛋刘怪怪给了他一次重创。原来刘怪怪见下课后追不上李老师，就在下课之前就跑到他面前，等李老师向同学们还礼时就用木棒朝他头部打去，顿时鲜血就冒了出来。可同学们也不敢去帮他，他踉跄了两步就站稳了脚，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办公室走去，身后还不断有棍棒打来。
“我听说过这人，真还可以哈，我咱没想到呢。”村长说。
组长回头对着张仁封大声说道：“看你的女儿，夜不归宿，在那狗地主家过夜！你管不管？”
正在这时，父亲找到了我。他说今天不枪毙人，没有好看的了，土改运动才开始，以后还要枪毙很多地主恶霸，等枪毙人时带我去看，闹热得很。
因此，扶苏就被李斯、赵高、胡亥这三个人害死了。
他们两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步行五十里到临近的县城乘车到了省城。在省文革接待站待了一天，没见到负责人，到第三天，省城就开始抓几大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了。见势不妙，他们连夜乘车到北京。他们的火车到了郑州车站时，就听说，有大学生到铁轨上卧轨抗议郑州地区抓捕造反派的学生。
当他们到了北京**广场时，却意外碰到了同样来上访的两个四川老乡。他们正在交谈时，同赶来抓捕那两个老乡的警察碰个正着。警察喊着老乡的名字，叫他不要跑，然后拿出手铐。周围的群众见他们要抓一个学生，就都上去围住他们问：“你们抓一个学生干什么？他们是**的红卫兵，是我们的客人，有什么罪？”
那两个警察吱吱吾吾地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
群众说：“你们才是反革命分子！大家快把他们抓住！”
愤怒的群众就把他们抓住，并扭送到了派出所，那两个学生才得以逃脱，然后就和邹钦明一起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去了。
接待人员说这个情况已有几个省生了，他们正在向党中央、**汇报，然后把他们反映的情况记载下来了。
邹钦明知道龙门县的警察一定也在追捕他俩，于是，他俩就分开了，各人往亲戚家去躲藏。邹钦明到他大姐家躲了二十来天，也不见形式好转，只好回家面对现实了。他预感到回来一定会被抓住，到成都时，就到理店剔了一个光头，心想，没有头被人抓住，会少吃一点苦头。
邹钦明回到龙门县了，但他不敢回校，他沿着公路走了一段后，正准备拐到回家的小路。可当他正要朝小路上去的时候，一个人叫住了他，这人正是我们团的红外围（红小兵战斗团）的张莉莉，她在公路边同养路工人一起在锤石头。这张莉莉长得很小巧玲珑，曾经追过邹钦明，但邹钦明说她是一个初中娃娃，太小，不懂事，就没答应她，但他俩一直关系很好，就连他的衣物用品等，在上访之前都交给了她保管。面对这样的姑娘，他也就没防备，就给他说要回家去一趟。
然而，他在小路上还没走多远，就被追来的公路旁的龙门一中的“铁杆保皇派”们抓住。过了一会儿，警察也赶到了，他被戴上手铐，五花大绑送到了监狱，这天是1967年3月16日。令他十分吃惊的是，出卖他的人，竟是曾经最爱他的人张莉莉。
于是，大概在3月2o日，我们又被通知到广场参加批判反革命分子邹钦明和汪齐朝的大会。
会议议程和一个月前批判伍成雨相同，只是没有再举行示威游行，时间也很短。邹钦明同样地被邓德士几人修理，手被抬到了快要断裂的极限位置，他痛得鼻涕长淌，像一条正在从瓢里挤压出的米粉丝，但他不喊，也不叫。每当邓德士们把他的手向上抬一次，台下很多人都出一次同情的呀呀声，被台上的人一阵痛骂。
汪齐朝是剧团里演旦角的人，一个白面书生模样，对他的折磨，也得到了台下的同情声。
他俩的罪名都是迫害革命干部和反革命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