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的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在他今天的来访时还提请我们注意，日本人虽然没有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是我们将受到的待遇和被他们承认的一样。随后，我们向负责接待我们在日本大使馆谈判的福井喜代志先生递交了一封我们致日本大使馆的信。全文如下：
生命
签名：刘易斯s·c·斯迈思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鉴于目前已经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受伤，为了解决由此形成的困难局面，我们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成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是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就一直计划着要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雷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知道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逃走了，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于是我们迅速找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都是抛弃的武器装备。一堆不成形的东西摆放在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会有因为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躺满了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要过两天日本军队的指挥官才能到达。因为日军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的，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军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放下武器，但当看到不远处日军已经逼近时，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我们的另外两名委员会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要求他们把武器放下。这个时候有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就是不知从哪儿射来的。直到最后我们才发现，是一名拿着一枝卡宾枪的中国军官骑在马上在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
南京电报号1026——12月9日18时
如果真的有那么多，而且他们能到我们这儿来，那我们当然是很高兴的，人越多越好。在过去的两天里，城里已经有1000多名伤员了。
以下是电文
沈玉书牧师为卫生委员会主任；
一个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有时是意想不到的！两年前在北戴河的一次茶话会上，特劳特曼博士用这么一句话来和我打招呼："看，南京市长来了。"我当时听了他的玩笑还有些不高兴，因为那时我只是南京地区的小组副组长。可是现在，这句玩笑几乎要变成真的了。当然，一般情况下，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的市长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前一段时间一直和我们合作的马市长昨天离开了南京。于是委员会不得不开始在难民区内处理应由市政府处理的市政管理工作和问题。这样，我真有点像一名"执行市长"了。我感觉自己都有点得意忘形了！
2．今天上午11时，委员会主席约翰h·d·拉贝先生、总稽查爱德华·施佩林先生和m·s·贝茨博士拜访了唐生智将军，和他讨论了如何从规定的安全区区域内撤出军事设施的问题。在答复中，唐将军作出以下声明来作为他在1937年12月3日所致委员会函件附后的说明。
1指定分发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由经过委员会特许的私家商店出售。
1．目前区内还没有足够的食品储备供大量难民食用，所以现在已经搬进安全区的难民必须备有至少能维持一周生活的食品。
委员会和受您指挥的警察局长方先生商定，张贴致中国军人的通告，向他们简要地介绍安全区的性质和作用，以便他们能理解禁止他们进入安全区的理由。
罗森博士断定，其他国家的大使没有得到类似内容的电报。这就是说，委员会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处理这个消息，同时又不泄露发电人。罗森博士建议我们和蒋介石的夫人取得联系，或许会有所帮助。
晚上6点，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例会上，新闻界得到了下面的简报：
罗森博士把昨天与最高统帅的谈话结果告诉了我。蒋先生说，他们对"未来的防御战是只限制在城外，还是在城内也继续进行"两种情况都有准备。对"如果出现了最坏情况，谁来维持秩序，即谁将作为最后一位行政长官留在城里，动用警察的力量来制止不法民众的骚乱"这个问题，卫戍司令长官唐将军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有责任维持秩序。也就是说，不会有行政官员留在这里，不会有人为千百万市民的公众利益牺牲自己！
韩湘琳先生从怡和通砖瓦厂成功地取出100罐汽油和20袋面粉。院子里正在修筑新的防空洞，我必须另外找一个地方存放汽油。毕竟这100罐汽油放在院子里，对我来说还是很危险的。
食品的储存和分配
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20多万人的生命将会受到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的危及。
m·s·贝茨
如今已长成了一棵独立的大树。
10月31日
施佩林先生，总稽查
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两封函件经过福田先生的翻译，递交给了指挥官。指挥官此次会晤是要对此表态，而不是要回答问题。
1．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居民应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中。
4．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要交给日军办理，您应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5．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解除武装，只能携带警棍。
6．贵委员会可以把安全区储备的1万担米供难民使用，但是我们的日本士兵同样也需要米，必须允许我们的士兵在区内购买粮食。关于区外储备的粮食，没作明确表态。
7．必须恢复电话和水电供应。我们定于今天下午和拉贝先生一起视察这些设施，并在视察后制定相应措施。
8．从明天起我们将对这座城市进行清理，所以急需劳工，请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
我们明天需要100～200个劳工，干活付酬。
签名：刘易斯s·c·斯迈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
我们同指挥官和福田先生告别的时候，将军走了进来，他当即表示要我们带他去安全区转一圈。我们约好下午去察看下发电厂。
遗憾的是下午约定的察看时间被我错过了，因为有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但是在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的时候，杂工就告诉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把所有1300名难民都捆绑起来。我、斯迈思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一次把这批人解救下来，费了很多口舌，但是一点用也没有。这批人被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围起来，捆绑着拖走了，可能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斯迈思开车再一次找到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也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忙，但是希望渺茫。我告诉他，如果这样处决人的话，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也深以为然，安慰并答应我明天就去办这事。我伤心极了，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太残酷了。但是他们声称，中国人在济南枪毙了2000名日本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