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也来了。王先生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托我帮忙。我请示了大使，但遭到了拒绝。他说：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不允许上船，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但王先生的妻子不愿意丢下她的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只得伤心地走了。按照计划，"库特沃"号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但其实却只有50个卧铺。11月17日
厨师曹保林生病了，请来了一个中国医生给他看病。可是我看不懂诊断书："内热表寒，不日即愈！"
今天早上，里贝本来想去汉口，却没有走成。因为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哈哈，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11月15日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用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更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还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城内谣传，据说某个政府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3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没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我们要在下过8天雨，现在到处都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呆上3天。这太恐怖了！还有一些谣言说，中日已经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于别人讲给我听的这些，我只是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
是一段时间雨天后的第一个晴天，天空一碧如洗，而且没有轰炸！值得尊敬的日本老爷们不是忘记了我们，一定就是在上海忙得不可开交。
才能决定是合是分。
除了请韩湘琳先生给我送来了4大盆紫莞花也就是菊花外，妻子还给我寄来了两首诗一首是她自己写的，另一首可能是出自察恩之手，她在里面还附了一张奥托的照片，就是那张以前孩子送给我的照片，后来被她偷走了，这件事她也许早就忘了。多多多……谢了，妻子！我真是高兴！后来，我又收到了妻子的两封来信10月15日和16日的，其中一封是通过德国大使馆转交我的，肯定是由目前在上海的特劳特曼夫人带来的，因为大使到她那里去过。
如果一个汉堡人和一个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都会产生意见分歧。因为他们每人都自称是最伟大的辩才。我当然站在汉堡人一边。因为汉堡人说话也许会夸张，他们的话也许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纯粹是"吹牛皮"，这就更差劲了！例如，柏林人说："傻瓜就是傻瓜，是无药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顶用！"这不对！阿司匹林就对我起了作用，今天，我就感到有了很大起色，3天的虾蟆肿病之后，终于又可以动笔写日记了。谢天谢地！
11点警报再次响起。飞机飞得很高，我甚至用了望远镜也没有发现。12点警报解除。12点20分的时候，我们正要去用午餐，警报信号又响起来了。这一次，天空布满了榴霰弹云。
这可是缺乏理智的表现！
《大陆报》南京版的一个编辑说，对于日机的空袭，南京人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觉得这说法有点夸张。他还说空袭警报信号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不过这倒还说得过去！第一次警报时，人们根本不会急着奔出办公室去，最多不过是机械地整理好办公桌上的东西。到第二次警报时，我才吩咐勤杂工把装有最重要药品胰岛素和包扎用的材料等东西的手提包提到防空洞里去，然后打开房子里的所有门，让其不被可能有的气浪摧毁。同时我还指示办公室的勤杂工站到外面去查看天空的动静，等敌人的轰炸机飞近了再来通知我。当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天空响起时，这当然就得赶紧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从房子里跳出来，四周张望，如果出现了诸如碎片满天飞这样的危险情况，就赶快朝防空洞里奔去。可是，当敌人的大型轰炸机飞到一定距离时，人们又会出来张望。这样的行为不会总是明智和安全的。但蹲在防空洞里实在难受，何况，还是30个人一同蹲在里面。如果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了，危险过去了，大家又平静地分散开各做各的事情去了，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然，偶尔大家还会热烈地讨论一下轰炸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不久就会归于平静。大家都在忙着工作，脑袋里还要想一些别的事情。
10月19日
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人们以为会进行特别的保护，虽然自来水厂的水池就在它附近，水厂受到袭击只是迟早的事。尽管如此，他们对此毫不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建了一个防空洞。生平，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防空洞，他们朝小山里挖了一个坑道他们住在小山前一所不起眼的小房子里，这简直就像是矿工式建筑，在门口甚至还铺上了砖头，装上了坚固的门。不过我还可以给他们提出更好的建议，就是要筑沙袋路障，以免洞门被气浪损坏。我认为，如果还要继续的话，头顶上有了10米厚的泥土，应该具有真正的保护性能，人们会感到更安全些。
几个大胆的男人——管家、佣人、司机他穿着西式服装，必须有相应的举止以及其他人，还有本人暂时都只能留在外面。
16点～16点30分，又是一次虚假的警报。
对第3点来说，首先还要有一个绝对安全的防空洞，但是，很显然我们并没有。我在这里所见过的防空洞，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很安全的，但它们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这就足够了！
没过多久我们就睡着了，我们实在是太疲劳了。21点30分的时候，"警报解除"的信号响起时，我几乎无法唤醒他。但是我的自我感觉很不舒服，一定是着凉了。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才觉得有所好转。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的"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那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如果在名字后面加上"《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很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对字母多的名片非常重视，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恐怕，您这是自寻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
维利在信上说，他的父亲于9月11日去世。这个噩耗让我感到非常悲痛。他的家人们现在怎样？但愿他的母亲有权申请养老金！这个噩耗让我顿悟出一个道理：即使是在这个遭受狂轰滥炸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太担心，命运注定是谁，那就是谁，在这里或是在和平的德国都是如此。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院子里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这里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但至少可以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带来的伤害。我们还在院子里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在帆布上，我们还画了一面带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大概在空袭的20~30分钟前，清脆的警报声就会随之响起，一旦发出某种较短的信号，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
虽然那个男孩安然无恙，但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却在我离开青岛几天后死于心脏病。后来我还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贝林和赫尔曼·施利希蒂格尔，后者在青岛购买了一所房子，生活过得有如乡绅般惬意。我和他漫步走着，为的是再看一看那些曾经属于德国的地方，日本人撤出的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可以确信的是，当时它还是很完好的，不过，据说后来被中国人破坏得很厉害。
w·p·米尔斯
c·s·特里默
d·j·利恩
查尔斯h·里格斯
刘易斯s·c·斯迈思
作者注：在被占领期间，姓名下划了线的先生们留在了南京。11月22日
开完委员会会议刚回到家，佣人张国珍求我给他妻子请一个医生。我请来了希尔施贝格大夫，检查后确诊张的妻子大约半个星期以前小产了。她必须立即去鼓楼医院。厨师得了动脉硬化症，根据医生所言，只要静养几天，他就能复原，而且还可以工作。这些病来得真不是时候，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据我所知，佣人张国珍是唯一能马马虎虎代替厨师的人。可是现在他病了的妻子拖累着他。我很想知道谁能接受这个做饭的工作。我不能雇佣一个新人。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近，韩湘琳先生考虑干脆不送走他的家人了，对于他该怎么办，他要求我给他出个主意。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没法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乌拉，做饭的问题解决了。苦力葛文海和办公室的杂工蔡子良愿意一起做饭。
晚上10点，现在再来听听新闻广播。然后什么也不干了，上床睡觉！11月23日
今天是我55岁的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今天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我从妻子那儿得到了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的围巾——谢谢妻子！不过，围巾还没有收到。她是托特劳特曼夫人把围巾捎过来的。这个小小的包裹本来11月23日就能到的，可是根据特劳特曼夫人的解释，她好像又从邮局寄出去了，而邮局又没准时送到，对此我感到难以理解。没有办法！这一次，我也只有放弃插着一圈蜡烛的蛋糕，因为厨师病倒了。办公室杂工蔡子良说，他是不能用蜡烛变出一个蛋糕来的。这个笨家伙总是把事情理解反了！但是我还有办法补救，至少收音机还能用嘛。中国人在过生日的时候，常常让人从上海电台用电波向自己表示祝贺。因此播音员总是备有一张特别的唱片"视君长命百岁"。我索性听这张唱片，想象着这是为我播放的！早上5点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我从床上叫了起来，是骑兵上尉洛伦茨打来的。他刚从前线来，也想上"库特沃"。别做梦了，骑兵上尉先生，"库特沃"昨天晚上就开走了。6点30分，电话铃又响了，当时，不想被人打扰的我正躺在浴缸里。清洁高于友谊！7点，门铃按响了，是胡尔德曼先生《远东新闻报》的编辑和沃尔夫·申克。他俩好不容易从上海来，要和大使面谈。两个人要坐许尔特尔的汽车去芜湖，希望在那儿还能赶上"库特沃"。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胡尔德曼和申克想搭乘"库特沃"继续前往汉口。送他俩去芜湖的许尔特尔则返回这里他说，他得看守大使馆里的椅子腿，不让它们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