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德文《远东新闻报》很贴心地在今年9月21日发表了一份电讯稿："……德国大使馆作好了保证留在南京的80名德国公民安全的准备……"连那些老东亚人都摇了摇他们智慧的脑袋，有个天生悲观的汉堡人对这份电报作了这样的旁注："老弟，老弟，你别这样，你什么都不做，就不会犯什么错误了。"一切怀疑论者都应该去治病。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存在，加上信仰和干劲，有些困难就会被克服。我们的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做的这件事就证明了这一点，是他包租了英国"库特沃"号轮船，一旦有危险来临，它就会载着德国人向上游驶去。今天我们正是在这艘轮船上庆祝收获感恩节的。
今天雨下得很大，天空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上海来的两位先生能遇上这样的天气真是幸运，他们不用担心有空袭。因为我们在下关空等了何博士一场，所以访问永利錏厂的安排取消了。在铁道部的前面，我们的汽车出了故障。后来，我们去军政部拜访了联络处的黄将军。还去访问了哈普罗公司阿斯特尔。
但是，对此中国的群众会怎样的评价呢？这个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主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被迫留下来的穷人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况且，他们不正是面临着集体被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想办法帮助他们？至少能救多少是多少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今天，在这一天内，我们遭到了3次空袭：从10点到11点；从12点到13点10分；从13点30分到14点。因为上午天空布有云层，很难看得见空袭者，等到后来发现时，它们已经在不远处了。
领事先生多忙碌，
9月26日，上午10点
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
9月25日
10月17日
7点，阿曼先生来了。他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的德国代表，经常驾着自己的汽车穿梭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处理商务事宜。今天他亲身经历了嘉定火车站的轰炸，当时日本飞行员也注意到了他，向下俯冲到50米高度，想近距离看看他。他把挂在自己汽车上的标有卐字的旗角拉了起来，站到了汽车旁边，向上撅着嘴，让飞行员能够确定他是个欧洲人。这样做没有一点勇气是不行的。如果日军判断失误的话，就会用机枪进行扫射。英国大使许阁森先生，还有英国大使馆的一名秘书，在不久前就受到过对他们和他们的汽车进行雨点般扫射的"礼遇"。阿曼先生一直留到用晚餐。我想听一点新闻，而他很会讲。再说，从里贝夫人那里，他带来了一个黑面包和火腿卷，还有普罗布斯特博士的一只柜式大行李箱需要他带到上海去。他对这个箱子很有意见。说箱子太大了，连汽车门都进不去。再说，就算是新的，在上海也就值40元。
我不得不对他当然是对阿曼再说一番好话。
在1937年10月6日，我收到了一封来信。在来信中，编辑胡尔德曼先生任命我为"名誉职工"，我回了信，他只将信的最后部分登在德文《远东新闻报》上。要删去这么好的一个开头，可怜的他是多么的为难，这从他的引言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出来。也许他是对的。作为编辑的胡尔德曼先生，他确实不能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都刊登出来，因为他不能去碰别人的痛处。但是为什么独独删去我那封信的开头却留下后面那部分呢？信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
感谢您10月6日的亲切来信。任命我为贵报的"名誉职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那没有头衔的名片上，如果在名字后面加上"《远东新闻报》名誉职工"这几个字一定会很好看，何况我的英国朋友们对字母多的名片非常重视，他们一定会羡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尔德曼先生，恐怕，您这是自寻麻烦。您一点也不了解我！
而且，我还担心您有点低估了您的读者。他们自称对此"极端认真"，而我对此却漠不关心。正是有这个可怕的"才能"，我多半能在不恰当的时候，凭借我的所谓幽默让我周围那些可爱的人高兴一下。
在此，我想以我们家人之间的通信方式为例，我那现在正在德国参加青年义务劳动的20岁男孩子，在给我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父亲！如果您能听到这里的收音机里对中国都说些什么简直难以置信！就好了。报纸的报道还要糟糕，我连一眼都不想看。此外，我深信您的身体肯定非常好，这我决不怀疑！向你致以亲切的问候……"我不想说什么现在的局势不严峻，因为目前的局势确实非常的严峻，如果有人还不承认这一点，那我只能说他的头脑太简单了。局势不仅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对付目前这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我应该拿出自己最后的那点幽默，对着自己的命运说："对不起，我就留在这里不走了！"如果整个天都塌了下来，那么所有的麻雀都会死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是一枚炸弹掉下来，而且正巧掉在一只乌鸦的头上，那么死的则只是乌鸦，它再也不会"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了那个时候，我想，扬子江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尽情流淌。现在我每天的晨祷和晚祷的祈祷词换成了："亲爱的上帝，请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其他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