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时代艺术最著名的样品大概是阿育王设立的通常刻有佛教敕令顶上带雕塑形象的石柱。这件石刻上的三个组高贵雄狮至今仍是印度的正式象征，它是阿育王石柱之的柱头，强烈表达了孔雀印度的光辉。底部是佛教的象征——独特风格的荷花饰，它从稀软污泥中生长，开放出充满灵气的白色花朵，体现着佛陀关于灵魂战胜世俗尘缘的教导。rr旃陀罗笈多约于公元前297年逝世，但准确年份不详，有则传说讲他厌倦了国务活动，依照印度传统成为了云游苦修者度过余生。他的儿子频头娑罗进步扩张并巩固了孔雀帝国，继续保持同希腊的联系，与叙利亚塞琉西国王安条克世交换礼物。但孔雀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是旃陀罗笈多的孙子世界历史上伟大君主之的阿育王。可惜我们在此又看到了印度对政治史缺乏兴趣的传统。阿育王大概是迄今印度统治者中最伟大的位，然而却差点儿被遗忘了，直到19世纪末英国文物学者和考古学家才重新发现了他，这还多亏阿育王喜欢把他的名字和皇帝诏书刻在遍布庞大帝国各处的岩石和石柱上的习惯。阿育王在约公元前269年即位，他在其统治的头几年进行兼并南方的军事征战以扩张帝国。根据他刻在岩石上的诏书可以看出，阿育王看到他贪图更大权力所造成的大屠杀，并对此深感悲痛。他对奥里萨的羯陵伽和德干高原北沿的安德拉北部发动的战役，显然是个转折点。战役结束后，他断然放弃进步扩张以支持他所称的“赢得正义”。阿育王从此转而信仰四个世纪前去世的佛陀的教导，发誓用他的余生以及他的伟大皇权和威望，来传播那些高尚的真理。雕刻精细的岩石和石柱，不但标志他的帝国版图可能已经远远越过了深入南方的安德拉，而且也见证了军事征服之外的精神征服。我们不知道，阿育王时代的南方在多大程度上受华氏城的统治，尽管孔雀王朝曾经给南方省份任命了名行政官员。阿育王有种强烈的使命感，他不但要传布佛教，而且还要在行政方面树立个能够说服其他地方人仿效的正义的榜样——更人道的帝制形式。他宣布，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孩子也许用“兄弟姐妹”还不足以显示荣耀！，他削弱了旃陀罗笈多推行的警察国家控制手段中较严厉的方面，提倡古印度的非暴力观念也为佛陀所采用，号召用朝觐代替狩猎，鼓励推广素食主义。但他保留了他的军队法庭和刑罚体系，包括对重罪犯的处决。他在任何意义上仍然是位皇帝，他仍然牢牢站在政治舞台上，尽管他的精神已经上升到更高更可敬的目标。然而他在位的时代以富于人道和美好事物著称于世。当代印度共和国采用阿育王石柱之的柱头上雕刻的狮子作为国玺是非常恰当的。阿育王公开派遣佛教使团前往锡兰，后来又派传教士到缅甸和爪哇，使这两个国家几乎完全改信佛教并直持续至今，同时将佛教作为门新宗教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推广。印度商人和冒险家，以及祭司和学者，也将印度在艺术文学书面语和治国方略方面的高级文化带进了东南亚。印度文化在这时期的向外传播，标志着广大东南亚地区很多国家的印度模式文字文化的开始，东南亚文明的这起源特点至今在很多方面仍然十分明显。&b&b&b&b小说上传分享
印度文明出现前很久，农业可能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独立发展起来了，这些地方包括热带的东南亚亚洲的最西端今土耳其东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非洲以及公元前第个千年期间的中南美洲。非洲和美洲古代农业的独立发展直到晚得多的时代才导致出现完善的书写体系和金属加工，尽管美洲农业社会最终建立大城市的时候在其他方面却仍然停留在技术落后的石器时代。与采集文化不同的是，耕种永久性农田要求有永久性居住地，这类由农民居住的村庄或小镇在公元前10000年后不久开始出现在亚洲最西端。但文明词的拉丁文有城市的含义，它指的是多数居民不再是农民的大居留地；它的居民应该包括办事员文牍员行政人员工匠金属加工工人店主商人以及其他标志劳动分工并把城市与村庄或小镇区别开来的专业人员。有关这发展阶段的最完整的考古和文献证据是在亚洲，尽管如今在非洲和美洲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有可能改变我们当前的认识。然而看来可信的是，我们定义的文明是按照上述线索演变过来的。从苏美尔到印度并不远，交通也方便。水路出平静的波斯湾后沿海岸航行可直达印度河河口，需要通过伊朗和郫路支很少绿洲的沙漠的陆路也很常用。在这条陆路沿线和印度河以西的郫路支边境高地，就有公元前5千纪期间出现的好几个新石器时代农业发达地区和大型村庄或小镇。虽然这些地方的发展可能与苏美尔无关，但它们大概得益于古苏美尔的成就。印度河洪泛区到公元前6千纪和公元前5千纪时也有了农业，因而大概是独立发展的。大约到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出现了真正的城市，而美索不达米亚周围高地的农业后来才扩张到河边低地。与美索不达米亚样，洪泛区向古代农民提出了新挑战：如何控制河水泛滥实行人工灌溉和排除洼地积水。经过长期改进各项农业技术所积累的经验，终于成功开发了低地潜在的丰富农业资源。稳定的剩余农产品为建设真正的城市而非小镇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城市的居民有文化，会金属加工，靠剩余农产品生活，有劳动分工，在艺术建筑和城市规划上具有丰富的经验。&b&b&b&b电子书分享平台
物质福利1
社会等级2
印度西海岸长期与美索不达米亚而从亚历山大时代后又与地中海国家保持着经常的贸易接触。在罗马人于公元70年洗劫耶路撒冷城时摧毁了犹太教庙宇犹太人纷纷迁往国外后，印度南部西海岸，特别是海港城市科钦，建立了些小规模犹太人聚居点。大约在同时期，印度南部也建立了座基督教教堂，大概是使徒圣·多马圣·多马,?～53，耶稣12门徒之。据传多马到了印度，在马德拉斯殉教。——译者创建的。科钦的犹太人与印度人长期通婚，到英国人统治的早期阶段17世纪或更早，他们在体貌上已经与印度人没有差别，但他们仍保留着他们在宗教上的致和犹太教祭仪。他们已被印度人完全接受，既由于印度人对外来宗教信仰的宽容，也由于犹太人对宗教和圣经的忠诚，因为这些价值观都是印度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但犹太人社区的规模直都很小——开始时般约1000人，往后的增加主要是通过与印度人通婚，或改变信仰后加入的印度人，其中很多可能来自最低种姓。低种姓印度人把犹太教视为同基督教样能让他们至少摆脱某些种姓歧视的手段和提高地位的途径。经过几百年，科钦的犹太人很多方面简直成了印度化诸多宗教群体中的个，他们的犹太渊源只剩下了历史上的意义。到1980年前，自认为仍然是犹太人的大多数已经移居到以色列或其他地方。另个犹太人聚居区不晚于公元7世纪末出现在相当国际化的唐代中国；中国史书将它描述成为京城长安众多外国人群之。犹太人可能更早就已经侨居中国了，但我们不知道在何时及经由何路线。与此同时，长安还有个聂斯托利派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派，源起于小亚细亚与叙利亚。该派强调基督有人神两个位格，两者各自独立，若即若离，仅在道义上合而为。4至10世纪聂斯托利派教会在中国十分兴旺，称景教。——译者基督教徒聚居地，他们是那些从前离开了地中海地区以及后来被从那里驱逐出来的人。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教义于公元431年被拜占庭教会谴责，尽管他们可能是来自波斯伊朗。对这两个外国人群体都有十分详尽的描写，流传下来的相当可靠的绘画也展示了他们的面部特征服装和宗教典籍。聂斯托利派教徒看来很快就消亡了，或是被中国文化同化，但犹太群体则获得了宋王朝位皇帝的恩典和照顾，这位皇帝和许多中国人样，尊敬他们对知识和圣经的强调。确实，他们被中国人称为“圣经上的人”。11世纪早期，这位皇帝赐给他们块位于宋王朝都城开封的地和其他些特殊照顾，他们在那里建了座犹太教会堂，而且显然度很繁荣。但从12世纪中叶开始，中国遭到蒙古人入侵的蹂躏，尤其是开封几乎被完全破坏，我们没有关于犹太人社群在这大浩劫中命运的记载，但耶稣会传教士于17世纪到达中国时，开封仍有些幸存者和座重建的会堂。随着1850年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渴望在中国重新找到犹太人的外国传教士到了开封，他们发现那座会堂及其文字记录已被洪水席卷空，而可能的犹太人也与中国人难以区别。有几位老者还记得些希伯来短语，却已忘记了它们的意思。显然，犹太人已经与中国人通婚，早就放弃了他们的饮食规则，已经融入中国文化，仅仅保留了他们以往出身的淡淡痕迹。中亚的高山和沙漠将他们与其他犹太社会隔离开来达数百年，再加上中国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他们的犹太特征已被侵蚀殆尽了。&b&b&b&b
约公元前500年的日本绳纹时代陶人。陶器仍然较粗糙，制作时不用陶轮。陶器上的印痕是用不同方式编结的草绳绕在未干燥的粘土坯上然后烧制而成。类似的绳纹器皿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新石器时代也有制作。rr,r到公元5世纪，出现了铁刀剑和铁盔甲，它们都与朝鲜的相似或雷同，在些墓中发现的镶宝石王冠及其他装饰物亦无不如此。住所已经高出地面，农业因使用铁工具而更高产，陶器也变得更硬，烧制更精细，与弥生时代早期陶容器及程式化粘土人形大不相同。现在可以把本州和九州两岛的居民合理地称为日本人了，他们已经达到比他们早2000年的中国商王朝和早1000年的朝鲜的技术水平。日本仍然没有书写文化，我们也未能找到存在过真正城市或出现过真正国家的证据。日本最早的书面记事用的是汉语，编写于公元3世纪，描述的是经由朝鲜的路线。这些记事说，日本人是农夫和渔民，生活在个等级森严安分守己的社会中——这似乎应该得到中国认可才行。全国被分成100个王国——也许称为“氏族”更合理——每个王国有好几千户家庭。最早的日文书面记事是采用中国汉字的古事记和日本史，它们的记述年代分别始于相当晚的公元712年和公元720年。两部记事都是虔诚而又常显矛盾的神怪故事尤其是古代的与些对较晚事件纪实性描述的混合物，而且两者都细述了日本列岛如何由神创造的故事。后来另个神作为日本第个天皇降临尘世，据说他的孙子或曾孙于公元前660年在京都地区建立了日本国，不过我们不得不又次指出，日本人的主要祖先就是再过400年也还未到达日本！比较可信的是，到公元5世纪后期才出现了第个真正的日本国，它的地域以京都大阪为中心，古代氏族组织基础逐渐让位于它，尽管国家政权似乎仍然需要依靠家族关系，地理上也局限于奈良京都大阪地区的大和。“大和”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名字，后来又成了全体日本人的总称，日本人从此自称大和民族。大和国的统治者开始就叫做天皇，大概是模仿事事奉为楷模备受赞颂的中国制度沿用的皇帝。据称，天皇是直接从太阳女神天照那里降临人间的，这又与以人为中心的中国世俗体系不同。古事记和日本史极富想像地将日本历史向远古延伸，为的是赋予日本文明个像中国那样的悠久传统和由此而生的对它的尊敬。天皇既是世俗事务又是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他统辖对太阳女神和对自然力的礼拜。后来，对自然的崇拜演变为神道教，但它从来不是个充分发展的宗教，也没有形成有条理的哲学或道德准则。来自朝鲜的移民持续到公元9世纪。直到公元6世纪，日本人在朝鲜东南岸保留了个据点，以帮助移民的转运，同时也象征着将两国隔开的对马海峡两边部族之间某种联盟。在日本，大量朝鲜人居住在他们看来已经占优势或至少在日本上流社会中相当显赫的地方。在公元815年编写的部家谱记录中，超过三分之的日本贵族声称自己拥有象征荣耀的朝鲜或中国家世。朝鲜不但更为先进，而且是获得中国知识和技术之源。朝鲜人在日本不仅仅跻身贵族之列，他们也是熟练手工工匠冶金专家和其他行业技术专家。对马海峡两岸居民不时发生的相互袭击或侵犯持续了数百年，但到公元5世纪时，这种暴力相向归于消失；留在日本的人开始从他们邻近朝鲜的九州岛原基地向北迁移，在本州主岛建立了较大的居留地。如前所述，奈良京都大阪地区的大和平原核心地带成了公元5世纪前大和国的诞生地；大和国当时关注的焦点是要在那里维持大约1000年，尽管直到1868年才将首都迁到东京。这些新的外来者首次到达之后几百年内，与当地各氏族原住民通婚，其中包括了当时可能占据日本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体格特征大不相同的阿伊努人。在几个世纪内，阿伊努人地域的前沿就在京都北边不远处，但他们逐步被同化，或被逼向北方迁移，目前聚居在最北边的北海道岛保留地，已经衰落成个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佛教似乎是在公元6世纪从朝鲜传入日本，它进步带来了中华文化和朝鲜文化要素。但这种影响的速度和范围，随着中国唐王朝于公元618年崛起而大大加强。唐王朝模式新文化的繁荣强烈吸引了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已经通过自身的发展达到了个新水平，为从基本属于氏族型的无文字阶段进入中国式文明做了更多准备。从7世纪初开始，日本相继派遣多批使节前往唐王朝的中国，坦率宣称要带回能够学到的有关中国模式的切，包括书写和城市建设。于是，日本就在这相当晚的时期进入了真正文明的历史阶段。这些都将在第8章介绍。&b&b&b&b
东南亚农业的发端
作者致读者
商王朝的都城先后有好几处，先是在今洛阳附近，然后在今郑州附近两处都靠近黄河，最后是安阳附近当时叫做殷的城市。我们不知道商的政治辖区有多大，但文化遗存物表明，虽然商在其西东东北也许还有南方均拥有或宣称拥有物质文化上与商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属地，但它本身却局限在黄河中游洪泛区内。那时，小麦已上升到与小米同等重要，水稻虽有种植，但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狩猎仍是家养牛猪和禽类之外的补充食物来源。商代蓄奴，奴隶多半是来自较不发达或商王朝边境被征服族群的战俘；奴隶可能曾经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劳动力，也被大量用于建筑城市和宫殿，可能也充当军队。尤其是安阳，其纪念性建筑令人难忘。该城在极盛时可能大到10平方英里，有十余座带各种陪葬物的王室陵墓。陵墓证明当时已有剩余产品以维持奢侈的夸耀，如装饰华丽的战车配有青铜附件和鞍辔鲜明的拉车马；马匹是带着挽具向后退着进入地下墓室然后被杀死。王室或贵族成员死后的陪葬品不但有贵重的用具，而且有数十或数百个随从或部下，他们牺牲自己以供死者来世驱使，当然也是为了显示死者的地位。异常精美和工艺高超的青铜器皿和武器，证明商代的技术达到极高水平。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书面记录，但存在大量多半刻在扁平的牛肩胛骨或龟甲上用于占卜的商代甲骨文。卜辞通常以问题的形式刻在经过火烤或用烧红铁棒加热因而出现裂纹的骨板上；裂纹被认为能给出所提问题的占卜答案，不过更合适的也许是把这种答案视为种获得满意结果的愿望。另些所谓占卜甲骨文，比如使用十分接近古典中文的汉字而且大多数能辨识的卜辞，则提供了商代诸王的名单和王室活动的简要记述。总之，这些甲骨文所提供的材料，勾勒出个等级制贵族社会。它与周边民族的战争常年不断；它的弓箭手使用种强有力的复合弓；持矛战士有各种等级；贵族及其驭手乘坐的轻快战车与印度及欧洲人的相似。王室围猎直是项重中国和朝鲜要而往往十分隆重的活动，参加者达数百人，猎杀动物数以千计。甲骨文清楚表明，王族甚至可能所有贵族的祖先的灵魂，要求活着的人虔诚地为先人举行祭拜仪式，他们则替生者向至高神祈福——这是中国人“敬祖宗”习俗的根源。奴隶被视为没有精神或灵魂，因而可以随意杀害；商代贵族显然未曾想过自己如果成为战俘将遇到什么样的命运。虽然最上层阶级生活极端奢侈，普通人的住所看来非常简陋，往往不过是|岤居野处的坑|岤，肯定无法与印度河文明的住房相比。很多占卜所提问题是关于天气，说明那时华北的气候和今天样是半干旱性的，容易发生旱灾和河流泛滥引发的水灾；但却未见到大规模人工灌溉的迹象，想必当时只利用洪水。华北没有印度河流域那样干燥，其农业看来主要依靠降雨，当然某些靠近河流的小地区或小规模利用浅水井的长期干旱地区除外。小米是高度耐旱的作物，在其他作物不宜的地方也能高产。华北农业的重大优势是极肥沃而容易耕种的黄土土壤风成冲击土及便于运输和交往的基本无树的广袤平原。&b&b&b&
周王朝1
商与它的诸侯之间的关系是不融洽的，与周边外族的长期战争，加上主要依靠强制隶劳动和工匠们建立起来的王室建筑的奢侈和炫耀，过度消耗了商的资源。最后代商王纣是个体力上的巨人，个残忍成性的恶魔，他暴行累累，包括用被他征服的敌人的头盖骨做酒杯。商王朝在约公元前1050年的次奴隶大反叛中覆灭，参与反叛的有它的诸侯之——周。周原来守卫在西部边疆的渭河流域，都城在今西安附近。最初，周大概是被商征服的异族，是强悍的边民，他们可能直在等待机会征服整个王国。到约公元前1050年，他们联合奴隶反叛者打败最后代商王而终于成功；他们洗劫了安阳，迫使商王在自己宫中自焚。周继承了商文化和技术的大部分，它的征服不仅仅是武力，而且将已经开始的文化及技术发展接续到了个新朝代。获胜的周拥有充分发达的书写文化，他们在自己的记述中，把商的暴行和压迫作为他们的理由，第次讲出了后来成为中国政权更迭的标准辩护词：“殷商恶贯满盈，吾受天命灭之。”换言之，商因自己的错误统治而失去了“上天的授权”，明白是非的人有责任推翻它。周将新国都建在他们的原根据地渭河流域。他们继承并扩大了商时期的封建诸侯从属的同盟者制度，于是周围各民族和地区它们不久后就开始以国家形式出现通过承认周王元首地位的效忠誓言保持它们与周的关系。这制度与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在细节上不尽相同，但基本体制和实行这体制的理由则样：治国初期的中央王国有资格但无手段控制或管理自身直辖领土之外的任何片较大地区，于是与各地方首领签署封建契约式协定，以求至少在名义上扩大中央王国的权威。另外，当时也有需要联合起来抵御周围的敌人或劫掠者。周王朝征服的地域显然比从商王朝继承的大得多，从渭河流域向东直至海边，向北深入南满，向南抵达长江流域腹地。发展中的各王国周朝称它们为公国，所用名称与中世纪欧洲几乎相同，包括各种等级的爵位称号如侯爵伯爵，等等的共同利益，可能也促进了它们联合起来保卫“文明”地区对付外域蛮族以维持内部秩序。这制度在段时期内看来运转得不错，它的另基础是后来命名为“井田制”的体制，就是像农奴制那样大部分耕地归世袭领主所有，耕者可以用中央地块上的浅水井进行有限的灌溉。农奴也像中世纪欧洲那样与土地束缚在起，不允许离开，实际上成了领主的财产。不论是在周王朝的宫廷，或是其他属国的宫廷，建立在原商代基础上的技术和艺术在继续发展。青铜仍是主要金属，庄严的祭祀器皿往往相当巨大，越来越多地铸上了记述各种事件或法令的长篇文字。虽然大多数著作这时已经用毛笔和墨书写在帛或竹片上，但用这些易腐蚀材料写就的作品均未保存下来，我们不得不依靠很久以后可能被大大改动了的副本。但般都认为，中国古典名作大部分起源于周代早期，其中包括周易占卜者的神秘手册诗经周礼和历史文献集，后者包括涉及文化上的五位英雄帝王和夏朝的历史，以及目前得到肯定的商和周的征讨的记述。中国人已经开始纪录历史事件，对保存历史记录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但是，后来导致周王朝全面分裂并最终灭亡的根本性变化也在进行着。由于技术的改进，铁逐渐变得便宜，数量也大大增加，开始有可能用于制造农具，如中国人发明铁头犁比西方人早了1000多年。借助更优良工具，对半干旱的华北特别重要的灌溉开始普及，越来越多的土地开发成良田。铁斧头加快了对华北周边多山地区和长江流域剩余森林的砍伐。在农业生产量提高的刺激下，人口增长大大加快，到周代中期可能达到2000万，而商统治时期大概只有400万。除反复发生旱灾的年份外，人口看来并未超出食物供应能力，稳定的剩余农产品奠定了发展贸易的基础。新的农业生产力将越来越多的人从农耕劳动中解放出来，变成了手工工匠运输工人士兵官员学者和商人。城市作为贸易中心的重要性超过作为王室或封建主统治中心的作用，城市居民以商人居优势，星罗棋布的城市出现在华北平原和更富饶的南方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因水上运输的便利进步刺激了贸易和城市中心的兴起。不可改变的世袭农奴身份和地主贵族的统治，日益显得与变化的情况格格不入，这种局面在某些方面可能与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晚期相似。与此同时，周代最早的诸侯中，有很多在朝着独立王国演变，它们各自发展了独特的地区性文化。周代经过大约400年统治后，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开始出现紧张而终于导致分裂。战国公元前771年此前有关古中国的年代记录肯定不准确，但从现在开始则完全可靠，这已由其他证据所证实。现存最早古籍来自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周代记录的次日食确实发生在所纪录的时刻。，渭河流域的周王朝都城遭北方蛮族抢劫，周王被杀。其子于翌年即王位，建新都于较易守卫的洛阳，希望从更接近王国领土中心的地方进行统治能够比较可靠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然而这种希望是徒劳的。为了守卫西北边境，周将渭河流域的老根据地作为采邑封赏的地方赐给了忠诚的贵族秦；500年后，秦却扫灭了周王朝支离破碎的残余势力，建立了第个帝国。&b&b&b&b
周王朝2
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后，周王对周围属国的权威衰落，诸侯变成了相互征战的国家：西方的秦，北方的晋，东北方今北京周围的燕，东方山东地区的齐和南方长江中游的楚，另外还有些小国如四川的蜀和山东的鲁。鲁就是孔子诞生和担任过顾问的地方。现在把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个或甚至把周王朝称为“中国”都为时过早；每个国家在文化语言和政治上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可能还有人种上的差别。我们知道，中国是在公元前3世纪秦统治下才形成的。秦帝国把自己强大的印记烙在了其后2000年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式治国方略及社会组织之上。可以相当准确地说，中国这个名称，最早是从中华帝国身份的创造者秦王朝开始使用的。直到这时，在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和国家中，还没有支占优势的力量拥有今日中国的领土。这些势力相互不断攻伐，抵御文明地区边界周围更加异己的民族，而当时的边界仍远远在今日中国版图之内。但民族与民族之间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可能相对容易和快捷，到周代中期，大多数民族看来已经多多少少分享了冶金农耕和灌溉及其他技艺的共同成果，但它们在口语和书面语以及文化其他许多方面和政治制度上，仍存在如同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形成中的国家那样的差别。楚国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跨越长江流域中段两岸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各竞争国家中生产力最高占地面积最广；它的农业得益于较充沛较可靠的降雨华中地区较长的生长期和远为方便的灌溉。但它有自己独特之处，特别是商人群体的规模和他们的重要地位，以及依靠水运的贸易和城市在其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楚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过去商代的模式，因为商的权力由世袭地主贵族把持，商建立在奴隶或农奴劳动基础上的农业实际上是惟的财富来源。与华北诸国不同的是，楚还是个海军大国，它在长江及其支流和湖泊上都有舰队，甚至拥有数量更多的平底帆船内河船。然而，楚国终于还是在公元前632年和前301年两次被北方国家的联盟打败；虽然它继续存在，但国力和后来的发展势头大大减弱，其他国家却强大起来。这也许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竞争之，它把未来交给了以农业为基础的独裁主义帝国，而不是贸易和商人占优势的国家。个按照楚国模式发展的国家势必与秦的最后胜利所建立的国家大不相同。关于秦王朝的情况将在本章后面部分更详细介绍。随着农业单产和总产量的提高，已经有可能把大量军队投入战场，因为至少在年的某些月份可以把人力从农业生产中抽调出来并给他们提供剩余农产品。战争规模扩大了，也更残酷了，战争性质也从过去贵族之间为荣誉的英雄骑士式竞争，变成了规模更大的为生存的征讨和战斗。这时期发明的装有触发机构的石弓极大地增加了杀伤力射程和准确性，而到公元前4世纪时，步兵更得到了骑兵的支持。这系列新进展，共同削弱了世袭贵族他们的战车和他们的扈从们早先拥有的优势。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像约个世纪前印度的情形。第4章曾指出，印度的英雄骑士时代让位于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建立了孔雀帝国，其基础则是铁器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改进和人口的剧增。同印度样，中国这时期铸造青铜和紫铜钱币的国家多起来了，贸易和城市迅速成长，修筑了道路，常备军剧增，国家官僚机器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为有才干的平民提供了各种机会。对很多人来说，这是种积极的值得欢迎的变化，但对另些人，旧秩序的消逝及战争带来的分裂和痛苦只能意味着混乱和道德迷茫。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明确指出，他的处方就是要按照过去某个“黄金时代”的价值观，重建秩序和他所称的“和谐”。&b&b&b&b
圣人孔子
孔子约公元前551年出生在周王朝势力范围内山东的个较小国家，卒于约公元前479年，因而他大致与佛陀同时代，在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诞生前几年去世。他的家姓孔，中国人称他孔夫子“孔老先生”，现代欧洲人用拉丁字母拼写成。孔家看来是相当低级的贵族，家道已衰，但尚能让儿子受教育。那时离科举考试的实行还有很多年，孔子以教学为生，不时给些封建领主当顾问或参事。他不仅教给学生们读写文化知识和古典名著，而且讲授他自己的为人之道和治国哲学。他的些学生在国家行政机构谋得高级职务，但孔子本人在这方面却始终不太成功；他在晚年显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但实际上，从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2500多年来追随其观点以及今天仍受其深刻影响的人数来看，孔子堪称人类历史上也许最成功的哲学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创始人。我们没有见到过孔子亲自撰写的著作，有关他本人或他的学说的资料也不多。我们确实知道的，全部来源于叫做论语的谈话或格言集，是他死后由他的信徒们收集并不太系统地整理而成，因而可能不完全准确。后世的注释详细说明了他的教导的意义和运用。孟子论德政孔子的第位主要继承人孟子生活在约公元前372年至约前289年，他写下了他自己的道德教导和轶事。关于仁德的政府，他给战国时代的位君主进言如下忠告。狗和猪吃掉了老百姓的粮食而不想办法制止；看见路上有饿死的人而不救济饥民；老百姓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年成不好造成的”。这与用刀把别人刺死却争辩说“这不是我杀的，是刀杀的”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只要大王不老是归咎年成不好，那么普天之下的人民都会归顺您了。原文：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出处：原文见孟子，梁惠王上篇第3章。根据论语，我们了解到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即使不太完整，但也相当鲜明地表明，他是位思想丰富通情达理的人。他抱怨他直未能找到他向往的那类好学生或他向往那类职务，他在谈到他成功乏术时相当坦率：“我不在意没有职位，只担心没有任职的本领。我不担心无人认可我，只求做到值得人们认可。”原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原文见论语，里仁篇第14章。然而他抱怨他受到的对待说：“我难道是个无用的苦葫芦，只能挂起来而不能吃？”原文：“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原文见论语，阳货篇第7章。看来他异常迫切想获得作为顾问的职位，以至考虑过为反叛集团工作，因为他相信，不管得到什么样的机会，他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哲学改造人和国家——这也是100年后柏拉图的同态度。不过孔子也相当幽默，甚至喜欢拿自己开玩笑。孔子学说的基本要旨是，人的品格可以通过教育或通过长辈的道德榜样来陶冶和提高，这样塑造出来的“有教养的”人将向往做合乎道德的事，而不是把这当作权宜之计，因此也将维护社会的“和谐”。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用暴力和威胁进行统治是无效的；只有将社会准则内在化的价值观才能导致正确的行为。行为也应该以从家庭长辈直到最高统治者这些不同等级的上等地位的人的行为做榜样，上位者因而必须使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和公正相致。处理人与人的切相互关系时，则应该“自己不喜欢的事，决不要强加给别人”。原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文见论语，卫灵公篇第24章。儒教是在人际关系和政治管理中实行仁爱的处方，但它本质上是保守的，它强调的是秩序。然而，突出仁爱意味着坏的政府理当予以抵制，即使因此可能危及秩序也在所不惜，这是论语中好几处再提到的观点。儒教心目中的模范是不顾任何后果，哪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