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大家关心的生活与问题:
今天走红的年轻一代导演，可以对谢晋的电影艺术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我只想说，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这种至少是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有几位能达到谢晋的人格高度？据说中国电影现在在“呼唤大制作”说穿了就是要大投入，但中国电影每年统共才有20亿元市场，10亿被国外进口的“大片”取走，剩下的10个亿由年生产的100部中国电影来分，这样算来大投入怎能收回成本？那么怎样挽救中国电影？据我看“谢晋模式”今天应有更重要的意义，值得好好汲取。
家兔是最温驯的动物，可是我也碰到过如狼的家兔，它除了以上说的家兔的特征外还具有狼的贪婪。说来也可怜，中国的文化人过了几十年清苦的日子“见钱眼开”这句成语用在某些文化人身上再贴切不过。现在一般人都以为金钱会使人堕落，殊不知贫穷同样能使人堕落。长年困于贫穷的人一旦看到一叠叠钞票从自己手上流过，堕落就会加倍。当代去喂饥饿了多日的家兔时，不会咬人的兔子也会连你的手指头和草一起啃。啃伤了我的手指，我常常不知道是应该悲哀还是应当厌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靠无可奈何的勇气或为生计所逼出的胆量闯荡市场而发财致富的阶段已经过去；随着我国准备“入关”价格机制逐步理顺，依仗不公平的买卖而得利的侥幸也不复再来。未来中国的市场，将被文化型商人在平等原则上一与各色人等进行的公平竞争所占领和统治。
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操”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操”与“第三次浪操”这样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社会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个“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了。
不改革，中国便没有出路，不改革，党和国家就会灭亡；不改革，你我就又会坠入十八层地狱，哪有你优哉游哉地写《花园街五号》，我优哉游哉地写《男人的风格》的条件？对不对，你是哪里爬出来的还滚回哪里去吧！最近，不是已经有人借着清除精神污染之机，企图一笔抹杀三中全会似来的文化创作成果了么？所以，我们还可以加一句：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在我讲话之前，我们可爱的女主人华苓再三嘱咐我不要超过五分钟。我懂得她的意思。她一定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的。现在，我却想先讲一个。有一个家写小说，写了三天三夜没有写出一段。他的妻子看他写得艰苦，便同情地问：“怎么你写小说比我生个孩子还难？”小说家皱起眉头说：“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写小说困难是因为我头脑里没有东西。”
“自从迷恋语言，我最多地便是对死亡的触摸。你那些关于死亡的议论，已成为我追求生命的经典。死亡，似乎是探索生命之门，每敲它几下，听听它的回声，才更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危难。…你说你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目的就是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以亲身经历和感受写的是‘政治读物’，是这样的么？…我读过一些类似你经历的报告文学，如果单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历史的证明已足使我们切齿、阻止极左路线的重演，这一使命基本完成。我从你的作品里所汲取的更多的还是文学的质。语言是你智慧的珍珠，是你思想的太阳雨，你的语言穿透岁月，岁月的断壁纷纷坍圯。你的语言犀利、敏感，牵动着读者的每根神经。从你的语言中，我看到你灵魂煎熬的全过程，死而生的一切痛楚，看到你漠视来自生存与死亡全部内容的所有恫吓，让人捧着你的语言如同捧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人辛酸痛彻却不让人懈怠、萎靡、绝望。
市场经济，必须在人与人完全平等，严格按照法律和义务办事的基础上才能良性运转，这里面当然包括按时纳税和按时还款等等公民义务和负债人义务。在我办公司初期，由于我经验不足和轻信他人，借出去了两笔钱达二十万之多——一家餐馆，一家电子广告中心，直到我写此序的今天，还款期已超出半年多，仍不能全部收回来。向我借钱的时候恨不得叫我爷爷，现在我不但成了孙子，并且也成了“讨厌”的人。我有这样的切身体会，所以我真的非常同情税务工作者的艰难。我曾到过很多西方国家，的确，从现象上看，西方人比我们有更多的人身自由，但西方人却普遍敬畏两种人——警察和税务官。外国电影电视剧中就常会出现这种场面，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一个蛮不讲理的、或是喝醉酒的西方人，敢打敢杀任何人，可是一见警察和税务官就马上毕恭毕敬，你说怪不怪？要是我向他们介绍中国还有不少人不听警察和税务官的，把上门收税的税务官打个半死的事情，外国人一定会羡慕我们的“自由”羡慕得要死。
一封简短的信只能谈到这里。请相信我，我真的是看到你小说中的某些段落和语句仍有智慧的闪光，认为你的作品能结集发表对当前读书界是有好处的，所以才给你说了这些；我也相信你能够理解。
也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太宽厚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曾使我们几乎垂手可得。中国这片国土曾经是一座伊甸园，不然，中国便不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老子过去也阔过！”此话倒也不假。于是，我们便成了大自然溺爱的阔少爷，别看贫农穷得连裤于也穿不上，用山柴煮米面糊糊却是一捆一捆地往灶坑里填。叫花子偷只鸡也要砍几株树烧，至今还四处飘散着“叫花鸡”的美味。在美国，一位尝遍世界各地美酒佳肴的教授对我说，只有中国菜（除广东菜之外）是世界所有食物中煮得最烂的，我说，那是中国人历来用燃料用得最大方的缘故。翻开史籍，每页都冒烟火，响彻了砍伐山林的叮咚声。吃饭要砍树，盖房要砍树，筑路要砍树（谎称某一株古树已成神通灵，要求官老爷筑的路绕开它，是中国绿色保护主义者传统的斗争方法），战争更要焚林。还有砍了以后再烧的，譬如一座阿房宫．罄南山之林盖了远远超出凡尔赛气派的宫殿后付之一炬。“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烧杀劫掠”不论是农民革命或反革命的镇压行动“烧”总是放在第一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火焰仿佛成了革命的花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革命的民族，也是个爱点火的民族，怪不得现在我们抬头不见绿荫，生活在炎炎的赤日之下。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我本不愿接触核武器这样敏感的话题。然而也是据报载，就在日本执政的首相对二战中日本的所作所为“反省和道歉”的同时，就在全世界人民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同时，日本执政党会议却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要冻结对华援助。但一个赢弱的人面对周围一群强者，在局势还不太明朗的时刻（比如面前就站着个死不认错的人），手里拿根棍子总比赤手空拳有点儿安全感吧。我一向不愿妄谈政治，只会写小说来过瘾。可是今天我忍不住要议论议论：本来，决定援助谁不援助谁完全是援助国的权力，谁也不能强逼他来援助谁，今天援助了明天停止援助也是援助国的自由，别人也奈何不得，但日本决定对华援助时，已知道中国是个核国家，中国已经进行过多次核试验，如果真正是针对核试验而来，你老先生早干什么去了？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你不早不晚偏偏赶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一下，难怪中国人会认为日本人“醉翁之意不在核试验”了。
我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令我尊敬。我爱日本，也爱日本人。我的小说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学艺术的精致细腻常让我神往。我人微言轻，无法帮助我所爱的日本人觉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国人并驾齐驱。想来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开始，所以我已决定：在日本政府没有用实际行动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个人和家庭决不购买日本商品，如果怕国货有“假冒伪劣”情愿去买西洋货，幸好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代，没有非买日本商品不行的情况；二，对我还能管得着的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及下属十个文艺团体，我已告知办公室，凡购买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报销；三，我所经营的宁厦商业快讯社的电子广告屏幕，拒绝接受日本商品的广告客户；四，我所经营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每年参观游客达三十万人次，是到宁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处，对日本游客，每位免费发放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已咨询了法律顾问，我这样做无可指责，因按“消费者权益法”任何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