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五十多年来的一大半时间都生活在“凤城”及她的近郊。这是个很宁静很可爱很适合居家的小省首府城市，但并不是一个“识货”的城市。什么人算人才，如何把人才推举到适合的岗位，小城的人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也并不十分关心。仿佛这里的人只有流出去才能成“才”留在此地的便是无才之辈。像宣文这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仍学”的“仕”一般人是不会很重视的。这也是我很乐意为这本书写序，向读者推荐的原因。
石嘴山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但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却不少。我在一九八○年进入宁夏文艺界，可以说我是亲眼看见收入“贺兰山文学丛书”的作家们是怎样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但是，在今天，有人似乎有意要使读者忘记新时期文学，比如，某报刊登的一份向全国青年推荐“一百本好书”的书目，文学类中，新时期文学作品仅有三部：《轮椅上的梦》、《南京的陷落》、《地球上的红飘带》。我也承认这三部是“好书”可是对极左路线及所谓“文革”的揭露和批判的小说竞榜上无名，也不能不令人奇怪，而恰恰新时期文学的最大意义又正在于兹。同时，被指定为“一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向中小学生广泛宣传的电影中，除《周恩来》等几部影片里有一点点“文革”的痕迹，绝大多数影片都没有反映出中国还有一段长达二十年的痛苦，仿佛从“反右”到“文革”的荒唐在中国并不存在。可是，就在这种有人极力想抹杀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成就的严峻情况下，在出书难、卖书也难的情况下，在一些专业作家已经脱离了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于新时期中成长起的石嘴山市的文友们，还孜孜不倦地、甘于寂寞地创作作品，还“个人想办法”把自己的心血结集出版，奉献给读者，除了敬佩之外，我还能表示什么情感呢？
在讨论你和其他几位作者的讨论会上，我曾作了一次本没想发言的发言。我明明知道可能会有人误解，可是“说实话的冲动”总是按捺不住。固然有因为本不准备说而致使说得不清楚的缘故，也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原因。在会后，好像就有人说我是在提倡大家都去“参禅”而我不过试图提醒人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观照生活和观照生命的方式而已。如果我面对的是一群宗教徒，我就会请他们试一试用辩证唯物卞义和唯物主义来观照生活和生命了。
1990。3。5。
至于说到“树碑立传”的问题，那更是“文革”余孽了。那时中国人似乎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立传，却忘记了“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句常挂在嘴边的老话。想想，我们的先人有何等气魄。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人物传记构成的宏篇巨制。我们的祖先不但为好人立传也为坏人立传，因为他们理解坏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创造了历史。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不过是新人创造的，为这些新人立传有什么可回避的呢？而且，现在的一篇报告文学又不是这些人的盖棺论定。
唯其如此，所以我觉得查舜这部既属于他，属于他那个民族，又属于中华这个大民族的长篇小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但是，现在你还能在这一地区见到那么悦目爽心的景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