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六年上半年,沙家洪引者注: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京剧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来沪演出,江青已物色了阿庆嫂b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b角阿庆嫂彩排时,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穿得少,第二天派警卫员和大舞台经理剧团团长起,给赵燕快送去了两件毛衣,说:“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深知江青喜怒无常,不敢穿,便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

陈伯达则帮腔道:

江青很有兴味地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大为赞赏。她把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也以为不错,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不过,毛泽东以为自己直接给人民日报下指示,要他们转载,似乎过于郑重其事。他让江青出面,转告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她,“穿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里出来的人,是位标致的青年妇女。”虽说她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毕竟引起张公馆里知道内情的人的注意。她结识了张治中夫妇,逗着张治中的四小姐张素秋玩。“

“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中共中央党校最初叫“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周年,在红都瑞金成立。

生活,生活,它是面镜子,照出了各式各样的灵魂。

蓝苹却有着她的隐秘。这个看似“天真热诚”的女人,却有着颇为复杂的背景

为首的辆黄包车上,坐着位风度潇洒西装革履的青年;最末押阵的车上,坐着位精神矍铄长髯飘拂礼帽长袍的长者;中间六辆黄包车,三男三女,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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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报在九三五年七月二日所载苏灵的观娜拉演出文,这样评论了赵丹和蓝苹的演技: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亦即江青。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九六八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九二年。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他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

时间:九六六年十月八日午夜。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作者为姚文元。

1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提。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而终于露面的。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这样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张十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周恩来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张春桥赶紧改为另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江青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从十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市步调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黄敬自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机械工业部部长。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大学里只读过年数学,年物理,此时为了胜任技术方面领导工作,每夜自学,竟把福里斯著普通物理学四卷本中的习题全部做了遍!九五八年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著名的“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黄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气氛变得紧张激烈。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发——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养,这时再度发作了,他在飞机上离开座位站起来,激动地说胡话。飞机抵达广州,陶铸闻讯,派人急送黄敬诊疗。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离春节只有八天,黄敬遽然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六岁!薄波主持黄敬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黄敬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个。”

在黄敬去世后,范瑾再婚。她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堆啊!可见其难啊!”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这样,江青在上海文汇报上发射的“重磅炮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据上海文汇报前总编陈虞荪及总编办公室主任全毛1对笔者说,那时张春桥简直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张春桥三天两头召见陈虞荪,向他下达种种“指示”——内中不少来自江青,却不许作记录。陈只得用脑子硬记,离开张春桥那里,便直奔报社,复述给全毛,由全毛记录成文,以便贯彻执行

1本书作者在九八六年九月五日采访陈虞荪,同年九月十日采访全毛。

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于是,“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于是“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戚本禹和关锋助了“三通鼓”

南北对垒,毛泽东离京南行。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十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毛泽东路视察,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1

1笔者自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陈伯达。有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些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1

1引自中共中央通知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附件九六五年九月到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艾思奇和关锋花了通宵,写出毛主席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交给回家英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以上的那段话。2这谈话纪要于九六六年月九日经彭真批发印出。江青见少了她最感兴趣的那段话,追查责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的罪名,于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吊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中。他含冤离世之际,年仅四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