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7年9月接到由日本国天皇签署的征召令,在京都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第三中队入伍,参加了曰中战争。日本宣扬这是为“建设王道乐土”“东洋和平”的战争。对此,我深信不疑,加入了这条战线。当时,我不认为是侵略战争。

但是,我目睹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深感悲哀,并写了日记。倘若战死,我的日记当然会与我的肉体俱焚,但日记记录了我所见到的战场惨状。回国后,我誊写了部分战地笔记。之

所以要誊写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作为自己的人生记录留给子孙后代罢了。

五十年后的1987年,京都的市民运动团体举办“为了和平反思战争展”。我应邀参加,出借了日记,是为首次公开。

我的1937年8月至1938年9月的日记已经交由“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持出版发行。那是我因病退伍回国后带回来的日记中于1940年至1941年期间誊写过的。

本书收录的是1938年10月至1939年9月我在战地写下的原始记录。由于有的部分文字潦草,未及誊写,因此显得有些杂芜。

1987年7月7曰,我和战友起会见记者,为中曰战争作侵略加害的证言。由于媒体的报道,日本国民全都知道了,我身边亦片哗然。由是,我被指责为”亵渎英灵”,不断受到右翼的攻击。但我的回答是,日本军队加害于中国人民的事实昭然若揭,理应反省。于是,我被军国主义者告上法庭,在诉讼抗争中度过7七年。

反省过去的侵略加害行为并谢罪是中日友好的基础。本着这信念,我决定将自己的加害日记在日本和中国都公开发表。

德国人拉贝的日记是救济中国难民的爱的刚己;日本人东史郎的日记是制造难民的加害日记。

东史郎或许永远都会被中国人所憎恨,但我相信澄清事实真相,并深刻反省,是曰中友好的基础,这就是我公开日记的原因。

侵华战争参与者东史郎

2002年2月29日

第卷乙第114号证

昭和十三年1938年十月无具体日期

接到紧急命令,要我们中队与补充兵在开顺街与补充兵换防,然后向商城进发,去霍山带进行讨伐。在叶家集时,已经将体弱者留在了留守部队,到达六安后又有二三个人因发烧不能随队。

开封见面以来,终于又与弟弟重重逢。遂将路带着准备见面时送他的香烟和羊羹给了他。只要是好吃的和能带的东西,我都想留给弟弟。弟弟说他患上了疟疾。与他见面时,他正在做饭。

晚上,佐佐木君来过。招待他吃蘸糖烧饼,他又送给我点腌梅子和羊羹,我表示了感谢。腌梅干给重送去了。

到霍山那天,在河水里洗了个澡,然后丝不挂地睡了个午觉。睡醒后,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随后又发起了烧。

我也患上了疟疾。连续发了三天烧,十分难受。

结果不能随部队参加讨伐。

好不容易到了霍山,却不能参战,实在令人懊丧。

十月十九日晴

昨天,饿着肚子强行军。行至霍山带时,原已染上的疟疾进步加重,高烧不退。我先是发冷,接着发烧,高达四十度,甚至超过体温计的上限,然后就是剧烈的头痛。因为战斗,发着高烧也必须继续行军,所以感到加倍的痛苦和疲劳。

中途没有休息,口气赶到宿营地——商城。商城的宿营地是个连睡觉的地方也没有的又脏又乱的破房子。抵达之后,竟有当官的来问:行军途中是否有偷乘卡车的。本来已疲惫不堪,又传令让我们把明天的饭也并做好。当时,我真是连个小时也熬不住了。

今天领到内衣和内裤,冬装需等到十月才能发下来。

身体状况依然不好,心情烦闷。

十月的天,从霍山返回途中,经过六安时收到了佐佐木于八月寄出的信。信中说,吉三的姑姑托他转告我,即便三胜走了,也定给她写信。看到这封信,我才知道静子已离开间人日本地名。位于京都府竹野郡,作者的原籍。她过去对我那么忠诚,现在却连招呼也没打就悄悄地走了,我不免感到愤怒。四月,我在彰德时,寄过两封信,但直没有回音。当时以为是由于与吉崇的关系而不便写信,所以后来直没有通信,没想到这期间她竟离我而去。无所知的我并非因三胜在或不在而不给吉三写信。我不是那种男人。在不能给三胜写信的情况下,我曾想过是否写给吉三,可最终还是没写成。他们大概认为,我是因三胜不在才不给他们写信。但不管怎么说,封信不回就走了事,也太过分了。

我的诚意,曾经使她走上正路的诚意,就这样毫不留情地被践踏了。

尽管心中愤恨不已,但想到这是个无聊女人的作为,怒火和怨气也就消了大半。和这种薄情的女人交往,不过是年轻人的时贪玩而已。

从下午三点半左右开始发烧。而且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全身颤抖和高烧,难受得直呻吟。明天早晨部队要去讨伐刘汝明的部队,据说他们企图袭击军需物资运输线,可后来又改变行动计划。仗没有打起来。有消息说,第十九旅团长要将二十联队与六联队合并起来同指挥。因患疟疾,我不能随部队作战,实在遗憾,让人懊悔不已。

生病,就心情沮丧,无精打采。

今天,伍勤上等兵晋升为伍长。八月日下达的任命,直到今天才宣布。年之后才当上伍长,这就是野战部队的做法。而在国内的预备部队和后续部队却屡屡提拔,简直让人莫名其妙。

我不过是个准上等兵,到该退伍时,最多也就晋升为上等兵。所以晋升与否,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十月二十日

部队于早晨七点出发,留守人员集中到大队本部宿营。

没有任何副食,只好用开水冲固体大酱下饭。

今天收到来信。

封来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时扶植的傀儡政权齐齐哈尔须见部队岩濑队的坂田英,此人我并不认识。读罢方知,他曾在蒲长驻守过,看到我写给蒲田保君的信中关于战况的介绍,随即写来此信。原来他也参加过徐州战役。

还收到:杉本文男九月二十二日发出的明信片大阪府神保通三丁目小谷八郎的来信,以及森本秀子代笔的女子青年团。她的文章风格活泼诙谐,但内容深奥难懂,显得有些松散。

再有是吉峰勇次郎九月十九日寄出的信。信中说,他妻子死于难产。痛失娇妻的他悲痛欲绝,失魂落魄。谨致哀悼。吉峰曾在间人的青年学校供职,后转到福知山商业学校任教。好朋友山添常治的妹妹来信,行文规范,字体秀丽,看来是个聪明姑娘。

另有封是家住舞鹤,名叫杉井俊子的女孩写来的。只因她送的慰问品偶然地分给了我,我在开封时曾回过封信,表示感谢。今天她又来信了。她好像是开木屐店的松平重成的邻居,人很漂亮,年方二十。读着这充满纯真而稚气的信,不由得回忆起中学时代的往事。俊子信中说,她在松平家看到了我服现役后拍的照片。看来,我也该回封信才好。

十月二十日

对汉口的进攻遇到了预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几乎没有进展。敌军碉堡十分坚固,连直径十五厘米炮弹也无可奈何。敌军凭借大别山,挖掘掩体,死守阵地,久攻不破。他们还配备了防毒面具,我军施放的特种烟雾弹不太奏效。听说,师团司令部竟被敌军迫击炮击中,炸死名高级参谋。

原以为十月二十日前就能听到攻陷汉口的捷报,目前看来,也许要拼到十月底。

不论以前多么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经过年多东奔西跑地作战,身体全拖垮了。近来士兵的体质极差,就像是豆腐里面穿骨芯——撑不住了。常见病患者接连出现,人数超过因战斗负伤的人员。最近,染上疟疾的不少。其他,患肠胃病的人数最多。即便是将来能平安凯旋回国,我们这些士兵也会减寿好几年。

十月二十四日

从昨天早晨开始发了整天烧,好不容易到今天早晨才略有好转。由于被怀疑染上急性肺炎,今天也未能随队开赴前线。后来有命令让能在天内行军十里指日里,1日里约合

39公里。路追上自己部队的病号出发,而我还是被留了下来,确实遗憾。然而,饭吃不下,走路又打摆子,这种身体状况实在毫无办法,没有什么比在战场上发高烧超过四十度更倒霉的了。

看来,我是参加不了这次对汉口的攻击战了,在最后的五分钟里彻底倒下了。

从染上疟疾那天起,哪怕是听见只蚊子的“嗡嗡”叫声,就会感到无比憎恶,使出浑身解数不让它叮咬,并想尽办法打死它。

生病发烧时,只要稍有好转,就去追想在家生病时受到的种种照顾。其中最让我怀念的是喝年糕红豆汤,吃红薯,而不吃饭。现在,正是红薯最好吃的季节,饭可以不吃,有红薯就行。于是,战友们特地为我搞来些,由此也勾起我的回忆。至于对年糕红豆汤的留恋,大概是苦于长期没有吃甜食了。

我的身体糟糕得令人绝望。真倒霉,让人从心里厌烦。

在兵站医院里请医生看过,没做什么治疗,只给了些奎宁。吃下后,胃痛得不行。真是治了疟疾,却伤了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