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人试问，中国人都过着挺艰难的日子，温饱都成问题，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答曰有阶级敌人；再问，有阶级敌人也很正常，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答曰阶级敌人多得不可胜数，城市乡村都有，白天黑夜都有，没准晚上巡夜，都能碰上一个，由此非大张旗鼓不行；提问者还是不解，说姑且是这样吧，但这些阶级敌人又没有掌握政权，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你们有必要继续剑拔弩张吗？答曰阶级敌人已经混到我们巡逻的队伍中来了，而且正要拿炸药炸大桥，千钧一发，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于是，刘学保应运而生。他完全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概念化“作品”。但是，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主题，越奇异反而越风靡。
宋莲萍的父母作为中学教师，当时的日子很不好过。上级下令让中学生中止学业到农村去，基本理由就是要割断他们与教师的联系，因为教师们天天都在课堂上“放毒”。放什么毒？据说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之毒。这种罪名压在一个教师头上已经受不了，何况他们夫妻是一对教师，分外沉重。对宋莲萍的父母来说，现在要从他们身边夺走的，不仅是学生，而且还有女儿，他们的心情怎么会好呢？他们和女儿不知该怪谁，只能在不知所措中天天抱怨。他们居然与女儿争吵起来了，具体争吵什么不清楚，但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极其酸楚的话语撞击，越是舍不得分开越是撞击得响亮。争吵中不知是哪句重话刺激了心气很硬的宋莲萍，她出走了。既然走出了家门，她就选择了流浪。
郭应峰和其他警官一起，立即到在押的当地偷盗犯中打听有没有这样一名女贼，果然很快找到线索，最后破案，事情正是一个做过晋剧演员的女人干的，只不过好发觉偷来的铁匣子无用，已经随手扔在太原人民公园的荷花池里了。警察立即找到那个荷花池，一捞便着。这天，正好是破案期限的最后一天。
会场上一片嗤笑。但鲁奉节的逻辑十分细密，笑声渐渐停止了。他没有笑，只是宣布，现在时间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别墅周围找到与手纸有关的痕迹。果然，第二天一早，人们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找到了充当手纸的那两页笔记。而最后捕获的罪犯，也确实只是个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毫无兴趣。
历史上，任何小人成事，都有一个秘诀：绝不把事情的原始整体和自身的人格整体明确对峙，而是故意地零敲碎打、多层分解，分解得越零碎、越复杂，就越能遮人耳目，因为正是这种分解，使人们失去了统观全局的可能，因此也失去了辨别真相的可能。
我说，我的呼吁可能已经救不了这几个可怜而又愚蠢的女孩，但想与法律专家讨教，能不能给那几个真正的骗子更加严厉的处罚？我说，是的，按照法律，他们只能被轻判，但他们在监狱里，估计其他罪犯也看不起他们。我甚至很不应该地说，我希望其他罪犯能举起男人的拳头，打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男人是什么。
第二个实例特殊一点，就发生在前几年。一个戏曲作者，认为导演把他的剧本改坏了，要在报刊上予以揭露，构成了一个事件。揭露了什么呢？试举一例：戏曲作者原来写的一句唱词中有“牛女迢迢”这几个字，导演觉得用“牛女”来简称牛郎、织女，不仅文理欠畅，而且当代观众听不懂，于是随手改成了“天河迢迢”。戏曲作者因此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样改破坏了原句的平仄，撰文道：
那么，在这处处讲究智能的世界里，该如何来识别和对待各种各样的聪明人呢？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我曾设想过，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想来想去，应该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却一生大节无亏，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来日无多的老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告别意识，因而又会对人生增添一种更超然的鸟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发现相继谢世的老人们很少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的最后岁月往往过得很具体，全部沉溺在医疗的程序、后事的嘱托、遗产的分割等等实际事务上。在病房杂乱的脚步声中，老人浑浊的双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讲一些超越实际事务的话语？一定有过的，但身边的子女和护理人员完全不会在意，只劝老人省一点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给了他们一种假象，以为一切肢体的衰弱必然伴随着思维的衰弱。其实，老人在与死亡近距离对峙的时候很可能会有超常的思维迸发，这种迸发集中了他一生的热量又提纯为青蓝色的烟霞，飘忽如缕、断断续续，却极其珍贵，人们只在挽救着他衰弱的肢体而不知道还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临终前对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许正是在一片哭声、喊声中没有留出一点安静让他们把那些并不具体的人生话语说完。
这儿正好引用古罗马西塞罗的一段话：
这是孩子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经常提出的问题，没有一个家长能明确回答。等到这些孩子终于也进入暮年，昏花的老眼还在怔怔地寻找答案。
这是一种隐隐然的心理失落。人们在儿童时就已经开始承受，家长和教师也习惯于利用它来刺激儿童，儿童大多没有消解的办法，只能以直捷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一次次的反应使他们懂得，多数反应既无必要又无作用，于是他们也就不再认真，自然地获得了自我消解的功能。麻烦的是，直至年长，有一些心理失落仍然消解不了，变成了天天啃噬内心的隐疾。因此，嫉妒的严重性，不在于它的一时爆发，而在于它的长期保留。
“反正我们单位的人可以证明我是怎么一个人。”
针对名誉的重压，有些放达潇洒之士提出了一张消散的方剂，曰：“名誉值几个钱？你为别人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把名誉扔开，什么也不要在乎！”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警惕了。友情的话题虽然处处可以听到，但它的实质性含义却让人不敢靠近，不敢逼视，不敢细谈。相识的人们聚会，最轻松的说法是“叙叙友情”，其实到时候谁也不会真的叙什么友情，大多也就是回忆一下过去，胡聊一些家常罢了，友情如此艰深，哪能随便叙得了的？
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你的竞争对手还有巴金的女儿。”
蓦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来教化学的姜青老师，我化学成绩不好，三十年后还保留着对她的畏惧。姜老师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镜，笑得那么高贵。“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说，“几年前，你还在做院长，我在一家饮食店里遇到你们学院的一帮学生，他们大声喧哗，不按次序，把先来的顾客挤在一边，而在他们的喧哗中又老是夹带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过去要他们遵守秩序，并且告诉他们，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们院长的老师，有资格教育你们——你看，我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中国琉璃是一种工艺，更是一种哲学和宗教。在中国佛教中，琉璃的地位非常特殊。那天杨惠珊突然读到《药师琉璃光本愿经》时并没有太大吃惊，因为她觉得本来就该如此。经文曰：“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果然是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