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是。时间的力量只能靠着体力慢慢去爬、去体会,不能拿着一张照片轻松地去看。一轻松,全都变味。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我想,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今日打从湖上过,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剧性愿望。

把到天柱山来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极有名望的60余岁老人的定居处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决定的了,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终老之计”。

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时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周庄到了,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这里街市很安静,而河道却很热闹,很多很多的船来往交错,也有不少船驳在岸边装卸货物,更有一些人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连跳几条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市井间借别人家的过道穿行。我们的船挤人这种热闹中,舒舒缓缓地在前走。与城市里让人沮丧的“塞车”完全不同,在河道上发觉前面停着的一条船阻碍了我们,只须在靠近时伸出手来,把那条船的船帮撑持一下,这条船就会荡开去一点,好让我们走路。那条船很可能在装货,别的船来来往往你撑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晃晃悠悠,但船头系结在岸桩上,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装货的船工一径乐呵呵地忙碌着,什么也不理会。

于是,苏州,背负着种种罪名,默默地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却也不愿重整衣冠,去领受那份王气。反正已经老了,去吃那种追随之苦作甚?

对于中国绘画史,我特别看重晚明至清一段。这与我对其他艺术门类历史发展阶段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朱耷就出现在我特别看重的那个阶段中。

时间已流逝到20世纪80年代,傩事究竟如何了呢?平心而论,几年前刚听到目前国内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完好的傩仪活动时,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有心把它当作一件自己应该关注的事来对待,好好花点功夫。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优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逼仄得多了。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蜀郡守。

也许是对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类与洞穴有了怪异的缘分。据1987年世界民意测验研究所对800万美国人的调查,许多濒死复生的人追述,临近死亡时,人的朦胧意识也就是进入一个黑洞:

《汨罗遇凤》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终于有点灰黯了,舞蹈者仰首看到变化了的天色,舞姿也开始变得拘谨。仍然不乏雅丽,仍然时见妙笔,但欢快的整体气氛,已难于找寻。洞窟外面,辛弃疾、陆游仍在握剑长歌,美妙的音色已显得孤单,苏东坡则以绝世天才,与陶渊明呼应。大宋的国土,被下坡的颓势,被理学的层云,被重重的僵持,这得有点阴沉。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老师执意要去感谢,星期天上午,她们走出了校门,娉娉婷婷地走家访户,都不在。门开着,没有人。经一位老婆婆指点,走进一座山岙。全是树,没有房,正疑惑,棵棵树上都在呼叫老师,有声不见人。都说自己家的杨梅好,要老师去。老师们在一片呼唤声中晕头转向,好一会,山岙里仍然只见这几个微笑着东张西望的美丽身影。终于有人下树来拉扯,先是孩子们,再是母亲们。乡间妇人粗,没几句话,就盛赞老师的漂亮,当着孩子的面,问为什么不结婚。倒是孩子们不敢看老师的脸,躲回树上。

但是对啊,老师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好像都没有家。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父母的家。也不见有什么人来找过她们,她们也不出去。她们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掉进一个古老的尼姑庵里。她们来得很远,像在躲着什么,躲在花圃旁边。她们总说这个尼姑庵很好,看一眼孩子们,又说尼姑太寂寞。

一天,乡间很少见到的一个老年邮差送来一封信,是给一位女教师的。后来又来过一个男人,学校里的气氛怪异起来。再几天,那位女教师自尽了。孩子们围着她哭,她像睡着了,非常平静。其他女教师也非常平静,请了几个乡民,到山间筑坟,学生们跟着。那个年龄最大的学生走过一座牌坊时不知嘀吐一句什么,“胡说!”一声断喝,同时出自几个女教师的口,从来没见过她们这么气忿。

孩子们毕业的时候,活着的教师一个也没有结婚。孩子们围着尼姑庵——学校的围墙整整绕了三圈,把围墙根下的杂草全都拔掉。不大出校门的女教师们把学生送得很远。这条路干净多了,路边的牌坊都已推倒,石头用来修桥,摇摇晃晃的烂木桥变成了结实的石桥。

叫老师快回,老师说,送到石桥那里吧。她们在石桥上捋着孩子们油亮的头发,都掏出小手绢,擦着眼睛。孩子们低下头去,看见老师的布鞋,正踩着昔日牌坊上的漂亮雕纹。

童年的事,越想越浑。有时,小小的庵庙,竟成了一个神秘的图腾。曾想借此来思索中国妇女挣扎的秘途,又苦于全是疑问,毫无凭信。10年前回乡,花圃仍在,石桥仍在。而那些女教师,一个也不在了。问现任的教师们,完全茫然不知。

当然我是在的,我又一次绕着围墙急步行走。怎么会这么小呢?比长藏心中的小多了。立时走完,怆然站定,夕阳投下一个长长的身影,贴墙穿过旧门。这是一个被她们释放出去的人。一个至今还问不清牌坊奥秘的人。一个由女人们造就的人。一个从花圃出发的人。

1985年,美国欧·亨利小说奖授予司徒华·达比克的《热冰》。匆匆读完,默然不动。

小说里也有一块圣女的牌坊,不是石头做的,而是一方冰块。贞洁的处女,冰冻在里边。

据说这位姑娘跟着两个青年去划船,船划到半道上,两个青年开始对她有非礼举动,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两个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则被水莲蔓茎绊住,陷于泥沼。她的父亲抱回了女儿半裸的遗体,在痛苦的疯癫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封进了冷库。村里的老修女写信给教皇,建议把这位冰冻的贞洁姑娘封为圣徒。

她真的会显灵。有一次,一位青年醉酒误入冷库,酒醒时冷库的大门已经上锁。他见到了这块冰:“原来里面冻的是个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发,不仅是金色的,简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后面的闪闪烛光,散发着黄澄澄的金色。她袒露着酥胸,在冰层里特别显得清晰。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蒙蒙纷纷像在睡梦里,又不像睡梦中的人儿,倒像是个乍到城里来的迷路者。”结果,这位青年贴着这块冰块反而感到热气腾腾,抗住了冷库里的寒冷。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青年偷偷进入冷库,用小车推出那方冰块,在熹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两个青年挥汗如雨,挟着一个完全解冻了的姑娘飞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远远送出天边。

我默然不动。

思绪乱极了,理也理不清。老修女供奉着这位姑娘的贞洁,而她却始终袒露着自己有热量的生命,在她躲避的冰里。我的家乡为什么这么热呢?老也结不成像样的冰。我的家乡为什么有这么多不透明的顽石呢?严严地封住了包裹着的生命。偷偷种花的尼姑,还有我的女老师们,你们是否也有一位老父,哭着把你们送进冰块?达比克用闪闪烛光形容那位姑娘的秀发,你们的呢,美貌绝伦的中国女性?

把女儿悄悄封进冰块的父亲,你们一定会有的,我猜想。你们是否企盼过那两个挥汗如雨的青年,用奔跑的热量,让你们完全解冻,一起投向熹微的天际?

冒犯了,也许能读到这篇文章的我的年迈的老师们,你们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