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年前去四川流青城山,以前熟记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踵、喧哗连天的队伍赶得无影无踪。有关那座山的全部联想,有关道家大师们的种种行迹,有关画家张大干的缥缈遐思,也只能随之烟消云散。我至今无法写一篇青城山游记,就是这个原因。幸好有关青云港的联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还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着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样心情烦乱。

宋代,一次这样的活动已有千人以上参加,观看时的气氛则是山呼海动。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燃亮和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寻祖宅。要与蝙蝠和盲鱼对话,实在显得矫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着它们,确也心事沉沉。

南来不做楚臣悲,

树后有一陋屋,正迟疑,步出一位老尼。手持悬项佛珠,满脸皱纹布得细密而宁静。她告诉我,这儿本来有寺,毁于20年前。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来源,讷讷动问,她指了指屋后一路,淡淡说:会有人送来。我想问她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为何孤身一人,长守此地?什么年岁,初来这里?终于觉得对于佛家,这种追问过于钝拙,掩口作罢。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当工匠们正在这些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渊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这里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宫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宫。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杨明:《我以为有爱》

苏州人甚至还不甘心于西施姑娘被人利用后又被沉死的悲剧。明代梁辰鱼苏州东邻昆山人作《烷纱记》,让西施完成任务后与原先的情人范蠡泛舟太湖而隐遁。这确实是善良的,但这么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麻烦。这对情人既然原先已经爱深情笃,那么西施后来在吴国的奉献就太与人性相背。

前不久一位苏州作家给我看他的一部新作,写勾践灭吴后,越国正等着女英雄西施凯旋,但西施已经真正爱上了自己的夫君吴王夫差,甘愿陪着他一同流放边荒。

又有一位江苏作家更是奇想妙设,写越国隆重欢迎西施还乡的典礼上,人们看见,这位女主角竟是怀孕而来。于是,如何处置这个还未出生的吴国孽种,构成了一场政治、人性的大搏战。许多怪诞的境遇,接踵而来。

可怜的西施姑娘,到今天,终于被当作一个人,一个女性,一个妻子和母亲,让后人细细体谅。

我也算一个越人吧,家乡曾属会稽郡管辖。无论如何,我钦佩苏州的见识和度量。

吴越战争以降,苏州一直没有发出太大的音响。千年易过,直到明代,苏州突然变得坚挺起来。

对于遥远京城的腐败统治,竟然是苏州人反抗得最为厉害。先是苏州织工大暴动,再是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朝廷特务在苏州逮捕东林党人时,遭到苏州全城的反对。柔婉的苏州人这次是提着脑袋、踏着血泊冲击,冲击的对象,是皇帝最信任的“九千岁”。“九千岁”的事情,最后由朝廷主子的自然更替解决,正当朝野上下齐向京城欢呼谢恩的时候,苏州人只把五位抗争时被杀的普通市民,立了墓碑,葬在虎丘山脚下,让他们安享山色和夕阳。

这次浩荡突发,使整整一部中国史都对苏州人另眼相看。这座古城怎么啦?脾性一发让人再也认不出来,说他们含而不露,阳说他们忠奸分明,说他们报效朝廷,苏州人只笑一笑,又去过原先的日子。园林依然这样纤巧,桃花依然这样灿烂。

明代的苏州人,可享受的东西多得很。他们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戏曲家,他们有盛况空前的虎丘山曲会,他们还有了唐伯虎和仇英的绘画。到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金圣叹。

如此种种,又让京城的文化官员皱眉。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驯、艳情漫漫,这似乎又不是圣朝气象。就拿那个名声最坏的唐伯虎来说吧,自称江南第一才子,也不干什么正事,也看不起大小官员,风流落拓,高高傲傲,只知写诗作画,不时拿几幅画到街上出卖。

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

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样过日子,怎么不贫病而死呢!然而苏州人似乎挺喜欢他,亲亲热热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把桃花庵修葺保存,还传播一个“三笑”故事让他多一桩艳遇。

唐伯虎是好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

近年苏州又重修了唐伯虎墓,这是应该的,不能让他们老这么委屈着。

一切都已过去了,不提也罢。现在我只困惑,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会不会、应不应淹没在后生晚辈的竞争之中?

山水还在,古迹还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许留存。最近一次去苏州,重游寒山寺,撞了几下钟,因俞樾题写的诗碑而想到曲园。曲园为新开,因有平伯先生等后人捐赠,原物原貌,适人心怀。曲园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由于这个普通门庭的存在,苏州一度成为晚清国学重镇。当时的苏州十分沉静,但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使苏州保存了风韵的核心。

漫步在苏州的小巷中是一种奇特的经验。一排排鹅卵石,一级级台阶,一座座门庭,门都关闭着,让你去猜想它的蕴藏,猜想它以前、很早以前的主人。想得再奇也不要紧,2500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今的曲园,辟有一间茶室。巷子太深,门庭大小,茶客不多。但一听他们的谈论,却有些怪异。阵阵茶香中飘出一些名字,竟有戴东原、王念孙、焦理堂、章太炎、胡适之。茶客上了年纪,皆操吴依软语,似有所争执,又继以笑声。几个年轻的茶客厅着吃力,呷一口茶,清清嗓子,开始高声谈论陆文夫的作品。

未几,老人们起身了,他们在门口拱手作揖,转过身去,消失在狭狭的小巷里。

我也沿着小巷回去。依然是光光的鹅卵石,依然是座座关闭的门庭。

我突然有点害怕,怕哪个门庭突然打开,涌出来几个人:再是长髯老者,我会既满意又悲凉;若是时髦青年,我会既高兴又不无遗憾。

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时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