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提起过几回元朝,今夜思之,还不很确。元朝之于中文书籍,未尝如此留心。这一著倒要推清朝做模范。他不但兴过几回“文字狱”4,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同胞之热心“复古”及友邦之赞助“复古”者,似当奉为师法者也。

欣赏西滢先生的文笔的,研究西滢先生的思想的,想认识这位文艺批评界的权威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会不会乳大忽而算作犯罪,无处投考?我们中国在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齿于四民之列”9者,才不准考试的。据理而言,女子断发既以失男女之别,有罪,则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别,当有功。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4。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这样一来,就只剩了别人所编的别人的文章,我当然心安理得,无话可说了。但是,还有一层,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7,早已过去了。

1本篇最初印入《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原题为《〈国际劳动问题〉小引》。

不过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他们的旧文学家逃亡外国,所作的文学,多是吊亡挽旧的哀词;新文学则正在努力向前走,伟大的作品虽然还没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们已经离开怒吼时期而过渡到讴歌的时期了。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

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中山大学政治训育部编印的《政治训育》第七期“黄花节特号”。

1本篇最初收入《华盖集续编》,是作者编完该书时所作。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12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这是“不革命”。“不革命”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然而也不过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

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13说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

“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17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但《语丝》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欢。而《语丝》,是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的,则其不免于有时失踪也,盖犹其小焉者耳。

九月十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2《语丝》第一四七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随感录》二十八是岂明所作的《光荣》。内容是说《语丝》第一四一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因而从那一期以后在南方便都被扣留的事。

3《新生》文艺周刊,北京大学新生社编辑发行,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出至第二十一期停刊。

4《沉钟》文艺刊物,沉钟社编辑。一九二五年十月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仅出十期;次年八月改为半月刊,中经休刊复刊,一九三四年二月出至三十四期停刊。主要作者有林如稷、冯至、陈炜谟、陈翔鹤、杨晦等。这里是指半月刊。

5《斯文》月刊,日本出版的汉学杂志,佐久节编,一九一九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该刊自一九二七年一月第九编第一号起连载《西游记杂剧》非传奇。《西游记杂剧》,现存本题元吴昌龄撰,实为元末明初杨讷字景贤所作,共六卷。我国佚亡已久,一九二六年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见明刊杨东来评本。

6《君山》韦丛芜作的长诗,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京未名社出版。

7黎锦明湖南湘潭人,小说家。《烈火》是他的短篇小说集书名无“集”字,一九二六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8这是广州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的反共刊物《这样做》旬刊第三、四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的封面画,以后各期均沿用。

9方传宗关于毛边装订的通信,载《语丝》第一二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其中说,毛边装订在作者是作品“内容浅薄的掩丑”,对于读者,则“两百多页的书要受十多分钟裁剖的损失”,所以他反对毛边装订。从通信中知道他当时是福建一个学校的图书馆馆员。

10李老板指北新书局主持者李小峰。

11大概指发表在《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上署名侠子的《东风》一文,作者在文末“附白”中说:

“在这革命火焰高燃的当中,我们所渴望着的文学当然是革命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拙作《东风》载在这革命的刊物里,本来是不对的……

希望读者指正和原谅。”

12教育部禁止白话一九二七年九月,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说使用白话文是“坐令俚鄙流传,斯文将丧”,下令“所有国文一课,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均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

13郁达夫的受反动报刊攻击的文章,指他在《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发表的《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该文主旨在攻击他认为“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大危险”的“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文中有这样一段:“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真正识时务的革命领导者,应该一步不离开民众,以民众的利害为利害,以民众的敌人为敌人,万事要听民众的指挥,要服从民众的命令才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为这是迂阔之谈,那末你们且看着,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这些话对于当时的蒋介石反革命派自然是不利的,所以反动刊物《这样做》第七、八期合刊上发表叛徒孔圣裔的《郁达夫先生休矣!》一文,攻击说:“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是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去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

14《洪水》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

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三十六期停刊。

15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元为“洪宪”,自称“中华帝国”皇帝,至三月二十二日取消帝制,共八十一天。关于他看特印的报纸一事,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庵杂记》:“项城按指袁世凯在京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

16蔡松坡1882—1916名锷,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在昆明起义,任云南都督。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后病故于日本。

17龙驭上宾于天封建时代称皇帝的死为“龙驭上宾于天”或龙驭宾天,即乘龙仙去的意思。《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

18“清道”封建时代,帝王和官员出入,先命清扫道路和禁止行人,叫做“清道”。